以后的多少年里，父亲多次分别给远在兰州的二舅和贵阳的大舅写信，检讨自己，劝说他们兄弟俩能和好如初。一九六八年，在兰州铁路局工作的二舅到武汉，父亲提议他带着永平表哥和二姐明苹，去了贵阳一趟。这是兄弟俩二十多年的第一次交往！
（三）
父亲去世后的日子，母亲坚强地承担着我们的生活和教育的全部责任。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有双休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要抓革命、促生产，母亲的工厂是三班倒，早班、中班、夜班，每周轮着上。如果是上早班，她总是在四点多就起床，为我们做好过早的（武汉话：早点），还将中午的饭做好。怕我们睡过了，把闹钟给我们上到七点，有时还会留一张纸条：“小玲，过早的油盐炒饭在菜锅里，你起来再热一下，中午的饭包着在（冬天，怕我们放学回来饭冷了，母亲用棉被层层包着装饭的锅子），你放学回来只热菜。记得把门锁好！”
别人都怕上夜班，怕连续一个星期的熬夜，影响身体。可母亲喜欢上夜班，她说这样可以把家里的事都做完，等我们睡了再去上班。中班要到晚上近十一点才回家，记得小时候睡在床上，深夜听得见母亲回来的脚步声。上早班的晚上，我们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就在灯下做我们的棉衣、棉鞋，她有一双能干的巧手，全家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和棉鞋、布鞋都是她做，大孩子的衣服改给小一点的孩子。每个月四十二元的工资，她要仔细地盘算，安排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我们上学的学费等等一切开销，一分钱恨不得当成两分钱花。她还时常一边做着事，一边对我说：“小玲，你帮我记个账。”有时候她自己也记。她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在父亲的指导下，她可以写一点简单的东西，可以看报，读两个舅舅写来的信。母亲勤俭、勤劳，能省的钱，她绝不乱花。一发工资，她就会将家里一个月需要的柴米油盐还有煤买回来。
记忆中，每个月去买煤，好像是她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母亲先到鄱阳街排队买煤票，再到洞庭街的煤场去排队拖煤，先交押金借装蜂窝煤的木箱和推车，再从煤场将煤拖回家，一个个把煤从车上放到厨房的灶台下，回头将车子和木箱还回煤场。别人家都是男人做这些事情，可我们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一起来做。每次还完运煤的车，回到家，她总是说：“这个月够烧的了！”可是，下个月的日子很快又会来到。想想母亲，是如何用手指在计算着一天天的期盼我们长大的艰难的日子啊！
家里的电灯坏了，她就是电工，椅子上加椅子，她站在椅子上换保险、换灯管。煤炉子不好用了，她到江边的去弄来泥巴，自己在那里打炉子、糊灶台。甚至，家里的小板凳，都是她找来小木板钉成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节省房租，也考虑到我们年龄小，爷爷和姑太都是在那个大套的房子里去世，晚上我们害怕。她找到相关的人，要求多次将大套房子换成了对面的一个小套。这间小套房子后面有个院子，她曾经在这院子里种下了扁豆等蔬菜，还种了些花。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里，为了节省煤，她自己做了个烧柴火的小灶，捡柴做饭、烧水。有几次她都高兴地对我们说：“几省（武汉话：真的很）煤哟，有好几天没有生炉子了。”有几次，妹妹不愿意用那个炒菜的锅烧的水洗澡，说有油腻。可能是烧灶的次数多了，灶烟薰得母亲眼泪直流。后来，母亲的眼睛得了白内障，估计就是与这烧灶有关。
忘不了，我和母亲度过的那一个个深夜。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为黄叔叔楚剧团里加工做一个幕布。这种挣钱的机会是很少有的。又宽又大又厚的幕布，需要母亲加班赶出来。我帮母亲在缝纫机旁扯平那幕布，那台旧缝纫机浑身都响，母亲吃力地、快速地踩着它。快深夜两点了，终于做完了，母亲高兴地说：“我们今晚可以挣六元钱啊！可以买好几天的菜呢！烧水下面宵夜！我们营养一下啊，打鸡蛋里面！”吃着母亲下的面条，我眼里满是泪：我碗里有鸡蛋，母亲没有！那个时候物资紧缺，生活用品许多都要凭票按人头供应。母亲每个月都要算计着用那些肉票、鸡蛋票。
两个姐姐，特别是大姐，一直是母亲的经济和精神支柱。因为有姐姐，也使得那些没有父亲的日子，我们和母亲有了许多的温暖。
还是在一九五八年，大姐明燕，见家里弟妹多，为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我才一岁时，大姐十四岁未满，便瞒着父母，虚报年龄，改了户口，报名参加了工作。从此，她每月的工资都贴补家用。一九七0年父亲去世后，大姐更是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帮着母亲养育未成年的弟妹。我计算了一下，大姐从十四岁参加工作，直到四十多岁，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娘家就如同一个需要她尽心弥补的无底洞，每月工资一发，她便从武昌过江，送到汉口的娘家。三十年，大姐送钱回家，送得心甘情愿，送得无怨无悔。其实，大姐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把对孩子的爱无私地分给了娘家的我们几个弟妹。星期五，是大姐工厂的休息日。几十年，几乎是雷打不动，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冬酷暑，大姐都会回来，给失去父亲的我们带来欢乐。大姐在父亲去世后的那么多年里，曾是母亲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依靠！大姐使母亲和我们，对生活有了期盼：对星期五的期盼，对欢乐的期盼，对大姐四分之一工资的期盼！
二姐明苹，从农村招工抽到襄樊铁路分局工作，她一参加工作，像大姐一样，也帮着母亲分担养育我们的责任，从工资里拿钱给母亲，也是每月从不间断。
两个姐姐每次回来，不仅仅是送钱回来，还带回来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两个姐姐，其实是在帮着母亲承担了部分父亲的职责，和母亲一道，关心我们的学习和成长。母亲也总是算计着，把肉票和鸡蛋票在姐姐们回来时再买，常常在天不亮就叫我：“小玲，明天你大姐要回了，快起来去菜场排队！”
（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动荡，我们的家庭也经历了磨难，母亲在这十年里，承受着孤独与艰难。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是靠在大床上，抽着劣质的圆球牌香烟，吸着烟吐着雾。那烟雾，仿佛能带走她的一些烦闷，记得那烟是一角九分钱一包。孤独和苦闷她自己承受，却把温暖和安全感、依赖和温暖给了我们。记忆里，母亲总是乐观的、豁达的、助人的。邻居们有时找她帮忙做衣服，她总是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抽时间做。很少看见母亲在我们面前哭泣流泪，母亲给我们的印象是无所不能，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依赖的母亲。
记得母亲的一个叫赵逸梅的同事，住得离我家不远，常到我家来玩。后来她患了神经病，她的丈夫到我家来找母亲拿主意，一个男人在我家竟哭泣起来。母亲顾不上给我们做饭，帮着她的丈夫将她送到医院。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在场，心里实在瞧不起那个男人。母亲厂里的同事中，有一个女工是日本人，她文静、胆小，在那个年代很受歧视。母亲经常将她带回家来玩，开导她，在我们家吃饭。最后她还来我们家给母亲告别，她回日本了。
母亲乐于助人，记得那些年有好几个人都在我们家住过。二姐的同学董玲，父母下放干校，她从农村回来，有时就住在我家。还有小红姐和她的母亲，也是一回到武汉就住在我家里。小红姐的妈妈邱岳珍是与母亲小时在衡阳一起长大的姐妹，她的丈夫是当年留学德国的武汉一医院的知名眼科医生，岳珍姨妈是一医院的药技师，本来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可她丈夫因个人问题，判了十年刑。文革中，岳珍姨妈被单位调到二汽医院工作。母亲曾热心地陪着姨妈，去偏远的汉阳铁铺劳教所看望夏树国姨爹，并给岳珍姨妈做工作，让她原谅她的丈夫。后来，她终于接受了刑满后的他，在二汽医院一同工作了好多年。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好事，有好事在。”她做好事，从来不求别人的报答。
生活的困难，使得我们经常有些事情很难向母亲开口。高中毕业前的一九七五年三月，我们学校要组织一个农技班，去南湖的农科院农场学习劳动半年，目的是好为下放农村作好准备。在学校是班干部的我，积极报了名，很快被批准了。可是一道难题摆在我的面前：每月要交十三元生活费。我如何向母亲开口。在家里吃饭无非是多一双筷子，要从家里拿走十三元钱，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晚上睡在那张小床上，想到这个事，我为难的哭泣着，又不敢哭出声来，怕母亲听见。但哽咽的声音还是被母亲听见了，她在黑夜里问我：“小玲，你怎么了？”我骗她说：“我嗓子不舒服。”母亲立刻从床上起来，找出止咳糖浆的药要我喝，说是要赶快挡住，要不然感冒会越来越严重。我只好喝下母亲递到床前的药，眼泪更加无声地流着。第二天，我跑去找住得不远的与我们有点沾亲的春香娘娘，让她给母亲说这个事。春香娘娘带着我回家，母亲竟同意了我的要求。那十三元钱，我拿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对母亲的感激、还有愧疚。后来与我同去农场的杨小英、王展等好同学，说起这事，她们竟说：“呵，当时我们觉得好便宜好，一个月生活费只要十三元。”她们都是干部子弟，条件好，哪里知道我这十三元从家里拿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啊！
一九七五年六月，我高中即将毕业。当年五十岁的母亲，可以从工厂退休，让一个子女顶她的职，去她的工厂上班。记得是在一个晚饭后的傍晚，母亲把我叫到她的跟前，把我当一个大人一样与我谈话、与我商量。她告诉我，她很为难，因为我和哥哥都可以去顶她的职。哥哥头一年下放去了农村，经常写信回家，抱怨在农村的艰难。面对我和哥哥，她不知应该让谁来顶这个职。哥哥回武汉来，我就必须下去。其实当时母亲并没有为难我，她只是很冷静地征求我的意见。有时候外面有的人会说：明家是个独儿子，母亲重男轻女。其实我知道，母亲对我们姊妹五个都是一样的疼爱，只是她总是信任能力强一点的我和大姐。十八岁的我，经历了从父亲去世后与母亲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我很理解母亲此时的心情。我对母亲表了态：“让华华哥回来顶你的职吧！我去农村！”母亲听后，为我的懂事泪如泉涌，他哽咽着对我说：“你快给你哥写封信吧！告诉他这个事情。”然后在一旁一边流泪，一边看着我写信。
父亲去世后，我就是母亲的小“跟班”，我是在她不断的鼓励下变得懂事和有能力的。我很小时就会做饭，现在能做一手好菜也是那时跟母亲学的。母亲还无意中培养了我文字写作的能力，父亲走后，我就成了她的小秘书，常常是她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说：“小玲，来帮我记下今天买菜的帐”、“小玲呵，来给你舅舅写封信，你心里是如何想的就如何写，把我们家最近的情况给舅舅说下，让他放心。”我写完后就会念给母亲听，母亲总是会表扬我：嗯不错，写得蛮好！
1975年9月25日我就要出发下到农村去了，头天晚上，想到第二天就要离开家，离开母亲，下放到蒲圻农村去，我心里难受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上七点，从江边母亲单位乘大卡车出发，许多家长来送行，围在即将出发的卡车下面哭，女知青们在车上哭。面对来送我的母亲、二姐和小妹，还有我高中时的喻老师和好同学，我没有哭泣，也不敢哭泣，甚至脸上一直带着笑容。我是怕母亲心里难受，怕她觉得自己的决定是错的。在随同母亲单位下放的那一批知青中，我无疑是最优秀的。在母亲的工厂，我曾经给母亲带来骄傲，给母亲长了脸。下放前，知青办的李主任让我代表全体知青在欢送的大会上发言。下放第二年，我被大队学校选派去当民办教师。因为在农村优秀的表现，母亲厂里还出路费请我特意从农村回到武汉，给在我们后一届的下放的知青作报告。在台上，我远远地看到母亲坐在最后一排，她的脸上带着幸福和骄傲的笑容因为家里生活条件本来就差，到了农村我反而不觉得农村有多苦，不像其他知青觉得日子有多么难过。在农村三年多，我务农了半年，教了三年书，从大队小学教到初中，又因为工作成绩优秀，调到公社的镇上中学教书。三年多的农村生活，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考取技校回武汉，才确实感到母亲的决定是对的，如果不是让哥哥顶职回城，他是很难考上学校提前回城的。
苦难，对一个人来说其实是财富。母亲让我们都十分懂得对生活报以感恩的心情。母亲对我们的爱，使我们姐妹都知道如何自己处理困境，对母亲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现在我们姊妹五人，大姐已是六十三了，妹妹也有四十六了，每当我们聚在一起，就会当到母亲，谈到母亲带领我们走过的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们怀念母亲，想念父亲，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满足感，是亲人间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大姐、二姐和我每家一台钢琴，聚在一起时，就会每人表演一曲，她们俩人还经常把好听的曲子复印给我。大姐过年送给我们的是健康保健的书。
母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东西，可她给我们的乐观面对生活的精神是溶入血液的，生生不息！
（2007年08月07日）
7.3想念我的父亲
——写在父亲节
爸爸，今天是父亲节，我的儿子、我儿子的父亲、我们一家三口，在邦可西餐厅，为儿子的父亲过节。
可此刻，我更加想念您、思念您——爸爸，我亲爱的父亲！虽然您伴随我的人生，只走过短短的十二年；然而是您，给了我宝贵的生命，我身体里流淌着您的血液、我的容貌有您的元素、我的灵魂更有您的精神长存！
爸爸，从1970年1月19日那个寒冷的冬夜开始，您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九年了！三十九年了，三十九个春夏秋冬，三十九个漫长且匆匆流逝的时光。而您的形象，在我心中永远都没有年老过，永远停留在三十九年前，您四十九岁时、我还是十二岁童年的那个时刻。
三十九年里，无数次的梦中，我分明是见到了您！每一次的梦见您的场景都记忆犹新；您提着那个黑色的工作包回来了，我委屈地扑到您的怀里，娇嗔地责怪您，为什么离开我们那么久？！曾经无数次地在想：如果您不是这般久久地远离我而去，我生命的过程，将全部重新改写！每一程路都有您的呵护、指导，我的人生之路哪有这么多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