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军的乳名叫二狗子，乡下人迷信为了小孩好养，往往给小孩取个贱名，其实那是骗人的鬼话，二狗子原有个哥叫大狗子，大狗子、二狗子按说名字一样贱，可大狗子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得疳积死了，而不因为他取了个贱名就活下来。由于大狗子死了，二狗子就变得金贵。好吃好喝父母都让着他，做什么，要什么都依着他。渐渐到了入学年龄，他父母把他送进学校，可他学习成绩上不来，调皮捣蛋出格的事儿却做了不少。读了两个一年级、三个二年级之后，就十分厌恶上学，他一次一次地逃学，又一次一次地欺负同年级的同学，老师和同学都怕他、恨他。他的父母也觉得这二狗子不是块读书的料，就不让他上学了。辍学的二狗子十三、四岁的半大小伙子，四肢却发达，人长得树高似的，整天不想干活。那一年政府征兵，二狗子偷偷报了名，终因年龄原因未去成，因此，他立志要当兵，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永军”，那意识是永远要当人民解放军。
永军越大越不像话，头发留得老长，看人的眼神那么阴沉，那么凶悍，且不拿正眼看，好像每个人都欠他三斗米似的，村里的老人都看不惯他，有时坐在冬日的太阳底下，指着永军的背影说三道四的，永军却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这些老不死的，吐气比猪屁还臭。”
当时最怕他的还是生产队长和记工员，他经常为工分的多少骂记工员，队长不派他的工，他会骂：“狗X的队长，为什么不给老子派工？”所派活路不乐意，他又会骂：“别人不干的活，凭么事要老子干？”队长忍无可忍，有一次和永军打了起来，这一打他就在队长家里赖了两天不出来，后来队长就报告了大队，大队就去派出所请来了公安，公安穿着蓝裤，雪白的上衣，鲜红的领章来到队长家要带永军去派出所办学习班，急得永军的母亲给永军下跪，他才离开队长家，后因其他人求情，公安才没有带走永军。那事之后，怕他的人不惹他，打得过他的人也不敢把他怎样。
要说永军也不是完全不愿干活，若是他感兴趣的活路，他干得就十分卖力而且也积极，每年春夏两季到湖里捞水草肥田，捞水草的活也是十分辛苦的，工分很高，但他愿干而且积极。生产队里的两只小木船，一前一后升着白帆，前进在有浪的湖面上，他打着赤膊，穿着大裤衩，迎风站在船头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很快意。村里有一块祖坟山，那是一大片山场，村子里谁家的先人去世，就在这山场找块墓地安葬，按惯例谁家的子孙都会给先人立块墓碑，年代久远，祖坟山上的墓碑有增无减已是墓碑林立。破“四旧”时，这些墓碑划归“四旧”之列，划归“四旧”之列的东西必破不可，在生产队的几次群众会上，队长作了动员，要求：各家的先人墓碑各家挖。都是为人子孙的，这种挖祖坟头的事谁都不愿干。会场冷场了。没想到永军站了起来：“队长，我干，全部承包。但挖倒一个碑记最少要两个工分。”
听到这话，永军的父亲冲上前去给了永军一耳光：“你这天收的孽障，祖上无德，养了你这么个畜生。”
永军的母亲也给他跪下：“一公之祖，一婆之孙，二狗子耶，积德，积德啊！”
父亲的打，母亲的跪并没有挡住永军破四旧的决心，第二天永军还是扛着锄头和大锤上了祖坟山，见墓碑就锤，锤不动就挖。使那些“故先考”、“故先妣”们一个个缺胳膊少腿地仰面朝天。
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开始了，这个“革命”永军开始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去了镇上，镇街的墙上到处贴满了标语、漫画和大字报，那些大字报多数字他认不全，大字报中的人和事他也一概不知，但“大字报”三个字他认得。成千上万人游街，他跟着游街的人群走了一上午，游街的人群个个带着《毛主席语录》本，高呼着口号，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那么多的口号当中，有一句他听清了，那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次镇上之行，使永军大长了眼界，镇上这么热火朝天地革命，我们乡村怎么能冷火秋烟呢？一个伟大的构想在他的大脑里滋生、膨胀：回村上革命，回村上造反。鲁迅笔下的“阿Q”去了趟鲁镇，有了见闻，就回卫庄“革命”了，当上了“革命党”。“阿Q”的子孙真是不乏其人，我们的永军和阿Q有一脉相承之美，异曲同工之妙。
永军回村革命，做了件让全村人瞠目的事情，他在生产队仓库的角楼里找出了全村祖先牌位。那是一块高一点二米、宽零点六米、厚四百的整板，正面中间凸出一行阳文“先祖X公XX老大人之灵位”，还镶有花纹底座，油漆漆成酱红色，制作年代不详，就是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这是我们村第一位在这里落业的先祖牌位，全村共同的先祖。永军将这先祖牌扛到村前禾场边的槐树下，用斧子劈成了柴火，浇上柴油，点起了一把火，那熊熊的火焰冲起一米多高，那隆隆的黑烟熏焦了半空中的槐树叶。
永军的妈是在永军已点着火的时候知道这消息的，她从厨房拿出砧板和菜刀赶往村前的禾场，永军已经逃离了禾场。永军的母亲边走边用刀剁砧板边骂：“挨千刀剁的杂种，炮子穿心的畜生……”反正是什么挖苦，什么伤人心她就拣什么骂，恨之入骨，在旁人听来，那绝不像一位母亲在骂自己亲生的儿子。秋日的晨风吹动着她灰白凌乱的头发，老人老泪纵横。
时间一晃多年，父母辞世，永军慢慢步入老年，老婆结结离离共有三次，最终是没有女人愿意和他过日子，年满花甲还孑然一身。前年村上建祠堂、接太公，永军又是积极的组织者，摊派、集资、募捐他工作得十分辛苦，在找我募捐时，我问永军：“祠堂建起来后，神龛上没有祖先的牌位，么办？”
没想到永军毫无愧色而且很富有哲理地作了回答：“劈了，还可以再做。”
我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永军，哑口无言。要知道有许多东西是不能说破坏就破坏，说再建就再建的。这一点，二狗子永远不会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