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主义和大众文化充当主角的时代，媚俗的知识分子逐渐缺乏探察社会和人性的痼疾的敏锐眼光和能力，逐渐成为主流价值和流行文化的合法诠释者。刘继明散文中的批判不是简单的摈弃了事，而是带有鲜明的建设性的反思，是站在世界的文化潮流中和文化关怀的高度上的反思，是用其个人的见解，价值观以及理性而少刺激的语言对现状进行严肃而又艰难的解剖，希望借助否定来重获新生，完成其反思的使命，告慰其知识分子的良知。因此，刘继明在《我们时代的恐慌》和《乔姆斯基与知识分子的道义承当》中给我们以希望：大家能够同病相怜，会与恶抗争，人类的良心和道义不会销声匿迹，化为乌有。
刘继明的散文以理智的言辞，深邃的立意探求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出路，表现省思者的孤独，但过犹不及，正是其散文中过分的理性削弱了散文本身浓郁的诗意和理趣，无法将情与理交融起来。可以说，刘继明的散文表现了他的思想，但很少表现他的感情。散文诗意的浓度是同作者感情的深度成正比的，最好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严密的逻辑，既要以情动人，又要以理服人，融形，情，理于一炉，合议论与抒情于一体。在此基础上，刘继明才能巧妙而和谐地升华出深邃的思想和义理，对人性的崇高和庄严感的追求才会引起广泛共鸣，其自身才能早日摆脱独自省思的孤独感。
四城市蜗居者的诗意虚拟——张执浩散文论
张执浩是一位诗歌、小说和散文都涉及的“三栖”写作者，在湖北作家群中，“先锋”是他和刘继明的独特姿态。90年代以后，张执浩便已在在小说和诗歌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和成就，而其间穿插的散文写作也于1997年结集为《时光练习簿》作为“先锋散文丛书”的一册予以出版。由此可见，无论从事何种文体的创作，张执浩都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先锋的姿态”，为湖北文学添上独特的一笔。
如果说张执浩的诗歌是一种由隐喻到纯净澄明的清朗，小说是一种由先锋到虚拟的疼痛，那么他的散文呈现为一种对形式和意义双重追求，将写实和虚构相互杂糅的特殊先锋气质，主要体现在其对虚拟手法的运用和隐藏其后的精神的虚无感的挖掘。张执浩是一个城市的蜗居者，他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有限生活的无限延伸”，正是这样的生活处境和创作意图，让他的散文一方面紧贴“自我”，直指童年，另一方面也从“始于生活的写作”转向生存超验意义空间的探讨。由此，大致可以将他的散文分为两大类，即对童年时光的回忆和对当下生活的书写。
一、诗意的虚拟
《时光练习簿》的第一篇《虚拟生活》可谓是全书的核心，张执浩说到，他“固执的认为，生活应该而且必须是可虚拟的”，否则就没有“完美”可言，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借助写作来完善生活，并借助‘如果’或‘假设’来填充生命中的空白”。可见，“虚拟”正是张执浩找到的生活方式，是作者将有限的生活拓展到无限的方式，而且它不仅体现在言说中的“虚拟语气”、生活中一再对虚拟的论证和解构，还有张执浩作为一个作家的特殊生存方式，即“文学”。由此，无论是张执浩的小说、诗歌或是散文都因着这份对“虚拟”的执着，而显现出形式上创新和精神上自由的先锋性。
作为小说的本质，“虚构”在小说中的运用自不待言，在散文创作中运用“虚拟”手法虽不多，却也并非张执浩的首创。当代作家中，较早的有莫言，他曾借助史料、影片等虚构了游记散文《莫斯科纪行》，另外像钟鸣的《豹》，张锐峰的《河流》、《算术题》，林白的《二皮杀猪》，格致的《转身》等散文都运用了虚拟的手法，使得散文的写作超出了个人生活感受的苑囿，超越了对历史名物或是风景游历的感触，从而将视域和思想放得更为宽广和自由。张执浩的散文即是由此将心灵“摆脱肉体，独自在尘世间奔跑”的，因此在他的散文中更多了一份超验意义的哲学追寻，也多了一份“先锋”气质的创新与晦涩，尤其是在“对当下生活的书写”部分，这种虚拟手法可谓比比皆是。如在《街心花园的旁观者》中，马太乐此不疲的将“闲逛”作为自己的职业，他每天都早出晚归，不停地换工作，每天都处在“走”、“寻找”和“旁观”的状态，这样一个虚拟的人物就像现代人恍惚的灵魂在人与生活、内心与世界之间跌跌撞撞、茫然无措。《前往长安》以梦境的方式写“我”去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妄的长安，虚拟的梦境中再嵌套以虚拟的理想，梦境中的牧童就像是《等待戈多》中捎口信的孩子，“我”永远在寻找、在等待，但没人知道“戈多”到底是什么，“长安”到底在哪里，也许生活就是虚妄罢了。《盲人与镜子》写一个盲人穷极一生去打磨一面可以照见自己的石头镜子，然而当结冰后的石头上真的显现他的影像时，他却已“失去了鉴别自己真伪的能力”，其实“他本身就是一面映照一切的镜子”。作者正是以这样虚拟乃至荒诞的故事，深刻的透视了人生的困境——我们孜孜以求的到头来可能毁了我们自己，让我们迷失而不自知。此外，《被盗的梦》《怀疑主义者的腔调》《被抽空的时光寓言》《搬运阳光》等等篇目，或是虚构一个荒诞的故事，或是营造一种虚妄的氛围，或是刻画一个虚拟的人物，都是为了表达一种生存的而非生活的气息，一种情绪的而非现实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整体性虚拟显然是作者“先锋”气质的最显性标志，而在回忆童年时，作者似乎也难以抗拒这种根深蒂固的虚拟手法的运用，只是相对比较隐蔽罢了。
张执浩的诗人身份让他的散文充满想象的激情、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描写，尤其是关乎到对童年美好时光的书写时，作者的笔调总充满深深的眷念，“少年”的一切像浓得化不开的“内心的甜蜜”在时刻诱惑着他，在他的笔下持续汩汩的流淌。作者说他“曾有心对过去的岁月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纳”，《时光练习簿》中便有很大篇幅的作品都关涉自己的童年记忆。60年代中后期的乡村，虽然物质生存贫乏、简陋，但在童年的感受中却自有其安宁与欢乐，视界虽然狭小逼仄，但童年的心灵却是自由而辽远的，作者在叙写童年时便毫不吝啬诗意的语言去捕捉诗意的记忆。《远山之远》是一个身处平原的乡村少年对于远方的憧憬，对于身外世界的最初想象；《火车记》则记录了一次震惊体验：未见到火车之前，我曾为之怀着“虔诚眺望姿态”，某天当火车呼啸而过，锐利的尖叫声将我吓懵，这种个人体验也是一种遭遇现代文明共同体验。张执浩总能将童年的生活场景叙述得明净、澄澈，充满乐趣与诗意，这是孩子的纯洁心灵碰触到的世界形态：他们的娱乐（《露天电影院》）、他们的游戏（《一把纸手枪》）、他们的伙伴（《防空洞与青梅竹马》），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美好愿望（《内心的糖果》、《献给牲畜的春联》）。
但这种诗意的回忆又并非写实式的娓娓道来，而是虚实相间、过去和现实随意转换，造成一种颠倒虚幻的特殊效果，也足见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用灵活的转承手法构造无处不在的时空隧道”。如在《1976》中，“我将1976从漫长的时间长河掬起来”将现实移向过去，后又“从水底浮起来，加入到1976年初秋的某个中午”开始描绘模糊的记忆，最后“我从河里爬起来，觉得几串水珠从身体上滚落下来”，记忆便迈入现实的大门。看似散乱的记忆碎片便在这样的时空转换中得以串接。此外，作者在《再造童年》中还直接表达了童年书写的虚构性，60年代的童年由于太多的社会因素，让作者觉得他们“被时光悬挂在那里，没有童年”，于是他们“决定虚构童年”。如在《描写兔子》中少年山坡上真实的兔子成为“一只精神的兔子”，一只在聒噪的社会被追得四处乱窜的兔子就像是我们不安定的心灵，永远在左冲右突中企图“营造自己的家园”，作者叙写童年生活即多采取这种回忆和现实叠加，真实和虚拟夹杂的方式。
二、精神的虚无
人与世界的疏离、现世的无序化、荒诞性以及当下生存的荒谬感和虚无感，是张执浩散文中主要思考的命题，但他并非直接大篇幅的批判当下，而是通过回忆、寻找的模式来表达当下无根的虚无感。如在《露天电影院》中，作者说到他“生活在一座大都市的繁华路段，出门向左拐走十几步路，就能看见一座豪华的影剧院，以及鳞次栉比的镭射录相厅……夜半时分从大大小小的剧院中传出的打斗声或轻佻的浪笑”，由此他总回忆童年的“露天电影院”、“黑白电影”试图寻找到一种心灵的解脱。
“寻找”显然是张执浩散文的一个重要模式，也是他想要叙写的一个核心的精神状态。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的寻找处于这样几种状态，要么是对当下都市生活的不适应而渴望寻找童年的美好，要么是对生活现状的无奈而希冀寻找更中意的生活方式，要么是对生存和生命意义的惶惑而力图寻找形而上的澄明与顿悟。作者在《朝霞》中寻找红太阳，在《草坪》中寻找城市绿地，在《自述的蛾子》中寻找光明，在《远山之远》中寻找远山，在《火车记》中寻找属于少年的神秘等等。作者在这里寻找的红太阳、绿地、远山、神秘等意象都是属于童年的，是因为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的喧嚣、逼仄使得原本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自然之子被磨蚀、被损坏，被改变，所以作者以感伤、失落的调子来表达寻回的希冀。张执浩说到，“我以一介文人的身份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在这座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里，我始终在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所在。”那么是不是寻回了童年就可以找到“安放灵魂的所在”呢？
正如在上文提到的，其实在作者的眼中，就连所谓的“童年”其实也是不真实的，虚构的。童年只是一种“记忆”，而这记忆和经验本身就“隔”着一层，何况再经过语言的述说后，“童年”便成为内心建构的一个乌托邦而已。在此，作者原本因为对现代生活失望、无奈而生的虚无感，在寻回到童年后并未得到治愈，而是指向了更高的虚无——一种对童年、记忆、语言的不信任，使得作者的只能以近乎膜拜的姿态仰望它们，所以他说“当我说‘回去’时，我正在错过”。寻找是因为不满现实的精神虚无，渴望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于是作者在记忆中找到了“童年”，可他又发现“童年”也是充满歧义的，也只是一种虚构罢了，深深的绝望和悲观主义的调子便油然而生。曾有理论家说“记忆对经验（历史）的改造，原本是一个心理学的事实，许多作家正是记忆的这种心理‘误差’进行文学创作，完成各自的艺术想象，尤其是对于童年和故乡的回忆和想象，更是如此。”张执浩并没有停留于这种美好的“误差”，而是在《再造童年》中自己拆穿了自己，把这种更深入的虚无表露无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能在他散文明澈、轻灵、温馨的调子里读出深层的伤感、失落和无根感来。这正是张执浩作为一个具有“先锋意识”作家的特色，他大量运用虚拟的手法、荒诞的结构，讲述离奇的故事，截取生命感觉的断片碎影，表达他的孤独、绝望、悖谬和虚无。
曾有论者将张执浩的创作称为“斗室冥想型的先锋意识”，作为一个城市的“隐匿者”、蜗居者，他的创作多局限于私我经验，使得他的先锋意识多来自于对二十世纪人类思想文化学术的先锋性思想资源的接收与整合，如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博尔赫斯等人对他的深刻影响，而少了对当下生活闯入式的提炼。所以他的先锋意识显现出一种止步于对深度哲学命题的简单演绎，套用已有的先锋形式，稍显一种简单化或陈旧感，体现在散文创作中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