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卷史书，惟楚有才。楚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地位，历来为湖北称耀。无论是先民神话、《诗经》二风（《周南》《召南》），老庄散文、屈宋辞赋、唐诗宋词、明清散文，共同构铸了楚文学辉煌的历史世界。由此可见，湖北散文在血缘上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渊源及身家显赫的文学家族。仅仅是屈子涉水化莲这一维，便足以渲染成为民族文化的主色调而彪炳千秋。
对于“散文”这一形态本身较为模糊的文学样式的界定，学界各家历来均持异见，虽然已有各位大家的高论言说，但是中国散文理论的体系建构依然处于尚未体系化、理性化、范式化的存在。有鉴于当下存在的情状，考虑到将散文梳理成为全方位、理论化的文本样式存在的难度和问题，本书所观照的湖北散文，仅以新时期以来学界基本认定的“纯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未将报告文学、杂文以及各类文学小品容纳其中，作为观照对象。当然，我们也殷切期望，未来的时日能有机会对于曾经震撼全国的湖北报告文学以及相关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讨论，以填补湖北文学研究实际存在的某些缺失与忽视。
一
中国当代散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必然伴随着历史、时代、社会的源流脉络获得同步发展。因此，从纵向的、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时期湖北散文的发展态势，厘清来龙去脉，对整个中国散文史的建构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历时的统照下，湖北散文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的基本理路。湖北散文始终以沉寂之姿努力地寻求新的发展前景，它的艺术生命力在创作队伍、作品数量、审美拓展上顺应了时代需求，形成了色彩纷呈的局面。
（一）传承阶段：集团意识的散文调式
湖北散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阶段，同全国的散文形态一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与意识形态的烙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意识放大到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与体裁，战争时期特定的政治意识泛化为建设性的文化意识。在那种以“左”为文学宗旨、以“左”为文学审美圭臬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与文学创作氛围中，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呈现出一种趋同性——颂歌体——的模式。散文创作的题材选取主要以“国家大事”、“人民战争”、“建设气象”为首选，散文艺术构思与审美意象多以诗化抒情为基调，审美格调趋于格式化。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成为时代散文的标准范式。散文“诗化”、“形散神不散”成为重要的创作原则，过度地适应政治功利的要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追求意境形成了对于散文艺术探索的拘囿和规避。“形散神不散”的模式化倾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桎梏了散文艺术的创新性探索与散文审美创造力的提升，导致了散文问题内在的封闭性、审美层次的简单化与创作的模式化。
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期间，湖北散文同样以“颂歌式”的写作——讴歌新时代、新社会、新气象、新人物、新事件为主调。散文创作者“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了矿山、车间、水库、工地、鱼米之乡，经济作物的田野，自然它也走遍了学校，机关、街头巷尾①”，去找寻新国家的新鲜事，用以歌颂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生活景象。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代表有碧野等。碧野的散文代表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时代散文创作的水平，堪与三大散文家杨朔、秦牧、刘白羽媲美，因而常被学界归于“杨朔式”——政治抒情散文之列。作为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作家，碧野反映边疆风貌的散文集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天山景区记》、《边疆的春天》、《边疆风貌》、《在塔里木盆地上》等作品享誉一时。在新时期以后，碧野仍有《长江，母亲的河流》、《神农架之行》等作品问世，创作上强盛的生命力展现了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独特价值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散文界也呼吁散文复兴，提倡美文。“双百方针”的提出使禁锢已久的知识分子如沐春风，散文多样化的审美意识开始复苏，散文繁荣的外部条件基本形成。复兴五四以来的散文传统，创作新时代的“美文”成为作家的共识。在全国重振散文意识，提高散文艺术格调的环境下，国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品，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许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丰子恺的《庐山面目》等佳作。这一时期湖北作家的散文作品值得称道的有白桦的《洛阳灯火》、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碧野的《天水景物记》、徐迟的《归来》、聂绀弩的《天安门》等，为当时的散文审美与鉴赏起到了示范的作用。1956年出版的《散文小品选》中，湖北散文写作也成为这一风景中独特而重要色系。但是，散文的繁荣时间非常短暂，仅仅一年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抑制了散文创作的活力，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使得浮夸之风直接影响了散文，导致散文写作远离现在生活与存在，散文创作重新为意识形态所笼罩、遮蔽，成为意识形态和时代的工具。“尽管这一时期散文作品满纸豪言壮语，光芒万丈，却始终掩盖不了其中的苍白肤浅、浮夸空洞的实质，因为缺乏艺术的生命力”②16。
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得中国大陆个体人性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的摧残，作家殒命，文脉断裂。以京剧“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戏剧”创作，将建国以来文学的政治抒情热推到极致，完全驱逐了散文经典的抒情、性灵之魂。作家的散文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文革对知识分子造成的生命及精神的创伤，人类在苦难之后挽悼、怀旧的审美心理，促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由“伤痕”到“反思”的发展轨迹。新时期湖北散文也难免历经这一过程。文革结束后，湖北老一代文学家，纷纷从伤痛中沉静下来，奏响回归者的心声，展开了对文革悲剧的血泪控诉。胡风的《关于鲁迅的杂文》、聂绀弩的等，继承鲁迅的传统，对民族劣根性的激烈批评，展示了其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战斗者、批评家铮铮侠骨；聂绀弩的散文《我与杂文》、《故乡、故乡的语言儿歌之类》中对过往对月与文学的回忆，显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赤子情怀；此外以“七月”诗人而光耀中国文坛的曾卓与绿原的散文，以艺术的笔调，真挚的感情，倾诉历经苦难与残酷的人生处境之后对温情与爱意的热爱。
随着文革的阴影渐渐退却，新时代多元自由的景象的到来，文学艺术渐渐走向了相对自由创作、发展的轨道，逐渐呈现多元的态势。新时期的湖北散文，反思1949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个人的经历与国家情感、民族运命结合进行思考，抒写个体存在与精神情感，怀旧的、性灵的散文开始出现。田野这位有着不寻常的个人经历的老作家，文革后致力于散文创作，连续出版了《相思曲》（1979）、《海行记》（1982）、《挂在树梢上的风筝》（1987）等散文集，成为湖北散文老生代创作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社会意识形态宽松的环境中，文学艺术创作的多元性开始显现，形成了一个散文创作的高潮。在就是年代的散文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文化散文”。“文化散文”正是由湖北散文中坚的王维洲率先提出“文化散文”的概念，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文化散文的创作。“文化散文”拓展了散文创作的空间，增强了散文的历史文化蕴含与历史时间的纵深感，延长了散文的时效性，增添了散文创作的新的维度。《千佛洞夜话》、《少林寺秋游闲话》、《三峡猿声》、《仙佛寺香火》、《张家界的山、月、梦》鄱阳日出》等等作品都显示了文化由意识形态化走向多元化的散文观念的转变，成为90年代文化散文热先行者。
（二）调整阶段：新旧美学传统的较量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条件影响下，文学呈现向内转的姿态。创作者个性意识的复归，以及读者的世俗化期待，市场的销售效应都影响到了散文的创作，散文写作在题材、写作方法和审美取向、艺术呈现等方面显现出纷繁之姿。90年代以来的湖北散文也展开了它的“扩容”之态。胡发云虽然以小说创作为主，但他的视野一直在关注着人、人的生命、人的存在与人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散文写作总是从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中找到思想的阐释的最佳平台和情感宣泄的最佳方式，他总是在奋力地去寻找现代人灵魂翔升与安妥之地，他的《老傻》、《想爱你到老》、《邂逅死亡》等都是大陆散文的上佳之作。作为湖北散文主力军的徐鲁和华姿，也在90年代完成了各自的创作转身。徐鲁从青春的歌吟转向书斋的沉思，写出了富于哲学沉思和文化彰显的散文随笔，《剑桥的书香》、《黄叶村读书记》、《重返经典阅读之乡》、《书房斜阳》等，都是他阅读与深思的流溢。华姿将对宗教的虔诚之心植入哲理式的思考，写出了许多表达宗教与爱的主题散文。散文新作《花满朝圣路》、《两代人的热爱》、《在爱中学会爱》等散文集，在充满追问与诗情的行文中，在宗教和哲学的氛围里，抒写着自然之爱、女性之爱和宗教之爱，表达着作者生命的欢欣和创痛。任蒙则倾心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并摘取了孙犁、冰心散文奖等全国性散文奖项，出版了《任蒙散文选》等多部散文专集。
进入90年代的实际转型时期以后，湖北散文不乏求索与拓荒的先锋姿态。刘继明的散文作品以注重知识与思想含量见长，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对“写作”本身（包括文学、文坛、写作）进行清理与思考，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社会和时代进行剖析批判。张执浩的散文集《时光练习簿》被指认为“先锋散文”或“新生代散文”。对张执浩而言，散文可以更为直接地表达个体心性，是一种敞开自我的写作，他的散文作品清晰地映现了自己的身影、体验、记忆与感情。当年的湖北诗歌“三野”之一的野夫，新世纪之后走入了散文，并在台湾出版了《江上的母亲》等散文集。野夫的散文是大陆散文第一个反思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的作品，当“革命”以运动的方式消灭一个社会阶层，桎梏与剥夺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的所有一切的时候，恐怖就成为如影随形的噩梦。他的《父亲的战争》、《别梦依稀咒逝川》、《地主之殇》、、《江上的母亲》、《生于末世运偏消》、《尘世挽歌》等，出版之前就深受各方好评，广为流传。
新时期以来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的沉河、王芸、席星筌、谭岩等人，在散文创作方面都卓有成就，他们的散文作品被誉为开拓散文新视界的新散文。沉河的散文集《在细草间》，把自己对生命个体、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梦想投注到字里行间，尝试着将其对生命、生活和社会的思考纳入到一种对于现实的观照之中。王芸的散文《经历着异常美丽》、《接近风的深情表达》、《怀旧的水潦濡湿琴声》、《期待的草叶蒙蔽了眼睛》用敏锐的思绪触及对生命、爱与情感、生活，主体的意识往往透过灵动的文字得到延伸。著有等。席星筌立足于乡土散文的创作，其散文集《记忆与游走》将乡土情结浓厚地凝聚在他的笔端，他的质朴为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提供自足的一维。而谭岩这位散落在民间的“文学穗粒”，有时更像一位隐士，勤奋的笔耕写出了大量历史文化散文与乡土散文，出有散文集《行走在人间》。
（三）转换阶段：多元审美的孕育与发展
湖北散文写作中，专职从事散文创作的人数并不是大多数，学者、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在他们的“正业”之余，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作品。这些在多个文学艺术领域卓有成就佳作的作家，以他们的深厚艺术修养、丰富的学识、智性与文化意蕴介入散文创作，为湖北乃至大陆散文的创作带来的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
学者散文往往以其独特的内容显示着作者的生命价值、人格力量、思想光辉映照散文，将哲思与著述、教授、生活相关联，俯拾即是的点点滴滴化作散文的篇章，给人以启迪与欣赏。他们以博大的襟怀、执着的精神，通过散文创作，承担起理想追求、文化建构的启蒙担当。湖北的学者散文中，有我们的先辈长者王先霈、李先坤、张永健、涂怀章、易中天、於可训等教授学者，也有我们同辈的聂运伟、刘川鄂、彭富春、李晖、蔚蓝、梁艳萍、魏天真、麦琪等人。王先霈教授的《佛语哲思》睿智、豁达中蕴含着哲学反思，逍遥、飘逸而不失温润、敦厚，随笔所选择的都是经过时光之流淘洗之后留存下来的佛学经典，因而有着厚重的书卷气息、历史笔墨与文化意蕴，与阅读者在品茗谈笑之间，共同领悟探讨个中微言大义，获得超凡脱俗的神会。在彭富春的散文中，我们除了可以读到他对哲学与智慧的探究，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还可以见出他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对父母兄弟的亲情，对家园的依恋和眷顾。彭富春的文字中浸润着沉潜的情愫与缜密的思维，他将激情反复淘洗，沉淀下的是对人生的透澈了悟。聂运伟曾经以“三耳”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生命进程中的际遇化为存在的思考，工友的笑脸和旅途的感悟，以及过往的沉浮作为人生的况味流入笔底，铸就散文的一笔一章。刘川鄂的随笔灵动而诗意，文学的理想与生活的存在都是他要写作的内容，从文学到体育，看到的是人的存在，思考的是人的精神的提升和理想的境界如何达致实现。魏天真的散文以她特有的明锐和笔调，写出了学界女子的困惑与遐思，幽默睿智透出些许困惑与无奈的惆怅，灵动的笔墨给人以清新而厚重的遐想。学者散文随笔以学人的敏识与体悟游走于文学、求真、传道的人生存在，在诗意地栖居与审视的追问中行走。历史感和哲思性，力求在历史散文中找寻史与文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