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很晚才睡着，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北京举办世界环城马拉松比赛，好大的场面呀，数千名运动健将把个宽阔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其实金牌只有一块，金银铜加一起也才区区三块，但哪个运动员不是冲着这三块奖牌而来的呢？可是那一天，当成百上千的运动员摩拳擦掌上了跑道，等待发令枪响的时候，大赛组委会一个西装革履的官员突然宣布，本次比赛不计成绩，没有奖牌，大家随便跑跑而已。于是，赛场就炸锅了，之后那种混乱的场面也是可想而知的。
梦醒了，我自己都傻笑了，觉得荒唐，不知道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怪梦。但又一想，觉得从士兵中提拔干部与马拉松运动员争抢奖牌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从士兵中提干的尤其是能爬到将军位置上的，和能摘取奖牌的运动员一样，都是极少数的，但对大多数来说它是一种希望。人很多时候是为希望而活着的，希望在，人就有盼头，有追求。希望没了，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我在指导员这把交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撞上军队干部制度改革下的这一剂猛药，也是我不曾想到的。
政策是中央出的，思想工作得下面来做，而且这最基层的操盘手就是政治指导员。
军队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句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也就是说，思想必须得统一到中央军委的精神上来，这是党的组织纪律，不能讲任何价钱。
总政治部下发了贯彻这一改革精神的宣传提纲，连队先组织大家学习，然后分小组讨论，再逐个谈心。说实话，作为指导员这一军队最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我深感思想政治工作的无助和乏力。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改革触及到人的切身利益之后给人们带来的切肤之痛。在与一些优秀士兵尤其是被列入干部苗子的这些士兵交谈中，他们绝望的眼神令人难以忘却。我没有灵丹妙药和动听的语言宽慰他们，一个指导员在这个时候能有多大能耐？能讲什么呢？我也只能照本宣科，我反复给他们讲的几句话也就是总政发下来的宣传提纲，上面印着这样一段重要意义：“这是国防建设的大局，是军队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军队“四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我想，讲不讲是我的责任，通不通是你们的觉悟，我甚至还引用过毛泽东语录，也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
谈话对象听到这些就不耐烦地对我说，指导员你讲这些大道理干什么呀？这些我们都懂，问题是，执行了六十年的政策为什么偏偏走到我们跟前刹车了呢？凭什么我们就这么倒霉呀？
我反问他们：“我不讲这些你们说我讲什么呢？”最后，我无奈地对他们说：“是命，认了吧！是大局，服从吧！”
终止从士兵中提拔干部政策制造的冲击波还未平息，连队将整建制撤销的传闻又铺天盖地地袭来。传闻并非子虚乌有，只是诸如此类重大事件的传达，在程序上有个先党内后党外，先上后下，逐级而至的程序。
传闻没有多久，结果就宣告于天下：撤销独立营，组建武装警察支队。我所在的一连不予保留，凡当兵满一年的军人一律无条件退出现役。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编入武装警察支队。全连一百四十八人，当兵一年以上的有一百一十八人，占百分之八十。
一个连队的建连史将被改写，这个连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全连人员的心彻底涣散了。
4
新生某某厂是一连的重点看守目标。这座监狱距城区三十五公里，是全营最远的一个执勤点，在押犯数百人。执勤点驻守一个加强排，三个加强班。涣散的军心已经波及到执勤点上，一些老兵装病撂挑子，一个新兵上岗后因没人接哨，一班哨居然站了八九个小时，差点饿昏在岗楼里。
上边放出消息，教导员转业，营长提任武警支队副支队长。营长处在关键时期，他肯定怕出乱子影响到他的升迁。他带领营部机关几名干部在一个上午悄然来到我连，他把连排干部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条营党委决定：“赵指导员从今天起，到新生某某厂蹲点，直到机构改革顺利完成。”
营长指示，我必须当天到位，必须确保执勤点万无一失。
我带着通信员当晚就住进执勤点。住点之后，首要任务是对执勤人员进行调整，整顿队伍。经摸底排队，把七名情绪不稳定，喜欢惹是生非的家伙调回连队，要烂你就烂在连部吧，面对犯人，手中的家伙都是真枪实弹，可不是开玩笑的。之后，又迅速从连部补了七名新兵到执勤点上。
第二天晚上，军区电影队到执勤点放电影。我与电影队长是老乡，同学，一块当的兵，私人关系也不错，我打电话给他，请他给予支持场电影，队长就爽快答应了。
这是一场计划外的关系影片。执勤点上的兵，大概平均每个月能看上一场电影。能看上一场电影在当时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顿文化大餐。士兵们都把这场电影看得特别宝贵，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听说电影队要来，一整天都处在亢奋状态。军区电影队里有位放映员是女兵，人长的挺精致，还爱说笑，士兵们都希望她能来执勤点，果然她就答应来了。中午得知这个消息，大家伙儿午觉也不睡了，激动得什么似的，一群小伙子抱着个篮球就跑到球场上，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打篮球，弄得背心裤头全湿透了也不说累。他们毕竟年轻，虽然军官梦破灭和军队整编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要改变他们人生的轨迹，但小伙子们还是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烦恼，享受即刻快乐的时光。
那晚放映的是战斗故事片，我清楚记得叫《济南战役》。
军人是为战争而生的，战争片是最能激发集体英雄主义豪情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的，一直被带兵人视为战士精神生活的主粮。像《刘三姐》、《五朵金花》之类的电影，虽然战士们更爱看，可弥漫着太浓的脂粉味，容易涣散斗志，此类影片很少能进入连队的。
曾经有个连队的指导员带着全连人马，到地方电影院买票观看日本电影《望乡》，被营长知道了，硬是赶到电影院强行把队伍拉了出来。站在影院门口，营长对着指导员一顿怒吼：“你这是干什么？你懂吗？你这是教唆！是教唆战士如何犯罪！”
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营长一顿臭骂，指导员觉着窝囊，不服，跟营长顶嘴：“让战士们看《望乡》错在哪里？让战士们懂得资本主义是如何黑暗和腐朽的，有什么不好？”
营长又骂指导员：“你个混帐透顶的指导员”。
营长脸气铁青，还讲了粗口，差一点就给指导员一个处分。
因此，《济南战役》是我和老乡队长商量了半天才选定的。
上午，我安排给养员趁出门买菜的时候到村委会，给李支书通报一声，请他通知社员们晚上到驻地看电影。我们所在的村是个山村，百姓居住分散，驻军放电影每次都是提前告知，热忱欢迎乡亲到时来与战士们一同观看。军民一家亲嘛。
下午，李支书专程来到执勤点上找我，他说想借我们放电影的机会顺便开个社员大会，就农业学大寨、改造低产田的事，进行布置动员。
“影响战士们看电影，你不介意吗？”李支书试探的口气问我。
我说：“不会不会，一家人干嘛说两家话呀，你讲一讲，战士们跟着受受教育，一举两得嘛。”
“那好那好”，李支书双手握着我的手，“我回去准备准备，先告辞了”。
李支书四十多岁，村支部书记干了七八年了，是县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领导的村是地区学大寨先进典型，在群众中的威望挺高。
天刚擦黑，村民们便扶老携幼朝执勤点驻地涌来。
高音喇叭播放着歌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奋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
那个年代，这种充满着激情的革命歌曲，对革命战士而言，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激励作用的。
高音喇叭反复播唱着，激越的歌声在傍晚的山谷里回荡，它催人振奋，人有热血沸腾之感。
排长把全排战士整好队，带入银幕前指定位置坐下。
大喇叭停了，部队开始唱歌。唱歌是部队的传统，军人集体活动，不能闲着，闲下来部队就容易分心走神，就少了高昂的斗志，就可能失去严整的军容，目光有可能游移，表情有可能呆滞。排长站在队伍前面指挥唱歌。都是些队列歌曲，战士们唱队列歌曲不怎么讲究旋律，强调的是节奏和气势。军队不需要绵软的旋律，要的是铿锵激越的节奏和生龙活虎的气势。《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是一个兵》、《战友战友亲如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首一首的唱，在我听来，战士们的歌都是吼出来的。声音美不美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虎气。
每一首歌结束，都会赢来一片掌声。老百姓把战士围着，村姑们的目光很能激发战士的热情，战士们宁肯喊破嗓子也不说累。
每次放电影都充满着祥和快乐，甚至有种节日的气氛，但我没料到，在这场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却出了乱子。后来上级为这次乱子定性为较为严重的军民纠纷事件。
李支书在电影放映之前用了半个小时吆喝他的工作，有电影在后面压轴，秩序还算好，尽管嘈杂，可高音喇叭把李支书的声音放大了数十倍，杂音自然不抵大喇叭里李支书的声音。李支书讲完开始放电影，电影放到了尾声，人群中有点骚动，此时，突然，半截砖头从人堆里飞出，从人头上掠过，落在军人坐区。就听“啊“的一声，战士韩东军的颈部被砸中了。韩东军本是性情粗暴之人，加之又是一个服役两年面临提前退伍的对象，受到这突如其来的一砖头，自然暴跳如雷。他急转身，发现两个青年正拔开人群往外挤，韩东军断定这两个家伙就是扔砖头的凶手，便不顾疼痛奋力扑向两个青年，很快抓住了其中一位并当众施以拳脚，致青年受伤倒地。
事发之时我不在现场，而且李支书喊完话因有事也已离去。考虑到放电影时监狱是我们看守的重点，我在两个哨位之间巡逻，并不在放电影场地。听到值班员报告我跑步赶到现场，急忙扶起受伤青年，经执勤点卫生员检查，发现并无大碍，留了受伤青年的姓名、住址，劝他先回去，我承诺部队对这件事情要调查处理，一定会给他个说法。
周围的老百姓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再说被砖砸伤的韩东军正在流血，颈部的鲜血已经染红了白色衬衣，大家伙儿拉了青年自动散去。
天太热，潮湿的军衣缠在身上真叫难受，我就索性拿了换洗衣服到澡堂冲凉水澡，可澡没冲洗完，就听见门口有人急促敲门并急促呼喊“指导员”。水淋淋的身体都没来得及擦，我就匆忙套上衣服，打开房门，见门口站着值班员，他神色慌张的报告：“指导员，不好了，老百姓来打架了。”
不过十来分钟，散去的人群不知为何一下子又聚集在操场上？黑压压估计有数十人。站在前面的多数都是青年人，有的手中还握着棍棒，大多则扛着看电影坐的椅凳。刚才被打伤的青年，离开的时候走路还好好的，这时候却被人背了过来撂在操场当中，躺在地上直哼哼。
人群中有人喊，把打人那个当兵的交出来！军人站一排立在门前的廊道上，双方形成对峙。韩东军的伤刚被卫生员包扎过，颈部还裹着白色的纱布，听有人喊要把他交出来，便一个箭步从廊道上冲了出去，冲到喊话人面前，高喊：“老子来了，看你敢把老子咋地？”
一触即发，形势危急，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就大了许多，穿着背心裤衩踢着拖鞋也顾不了许多，高喊：“不许动手、不许动手”。
可我是从伙房后面的澡堂里出来的，那里恰是营房的偏僻处，又无灯光。我虽用力高喊，声音却被淹没在嘈杂的声浪里，人们根本就没发现我的存在。
一场殴斗开始了，等我冲到跟前时，已经有人倒在地上。
军人都是赤手空拳，村民不但人多势众，而且手中都有长椅长凳和棍棒之类的家伙，刚一交手，军人便不占上风。当兵的且战且退，几分钟后大都退至屋内。而村民中挑头者乘机追至门口，欲冲进屋里。
我心中一沉，不好，室内的枪架上就是真枪真弹，若情绪失控，这枪弹不论被谁拿在手里，都可能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跑到寝室，迅速从枪套里取出手枪，“哗啦”一声将子弹送上弹膛，三两步冲向操场，一个箭步跳上了架放映机用的乒乓球桌上，毫不迟疑地对着天空扣动了扳机。
“呯、呯！”。
夜里，枪声相当有威慑力，不管是军人还是村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给震住了，所有的人一下子全僵在原地不动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种效果瞬间就出现了。
我就趁机高喊：“住手，都住手，不要打了，保持克制，保持冷静。我是这个连的指导员，我对这里的一切负责，有事找我说。”
我见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我吸引过来，接着喊：“军人全部回到寝室，马上回到寝室。这是命令！乡亲们请退到操场上，咱们是一家人，鱼水一家人嘛，有话好好说。”
喊话未落，就有几个提棍子的小青年冲我来了，一看那阵势，说心里话，我也有点发怵。但我不能退，绝对不能退，我若退了，这局面便无法收拾。但就这么站着，这些失去理智的年轻人若是给我两棒子，可如何是好？情急之下，我厉声吼道：“站住，都给我站住，都别靠近我！”
我喊话的时候，手枪就在我的手里挥舞着，可我发现小青年们居然不怕这家伙，步步紧逼。我内心警告自己，冷静，千万要冷静，决不能冲动啊！
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一位中年男子从人群中冲出来，挡在了正接近我的年轻人面前。
原来此人是村里的李支书。
李支书一把夺过其中一个青年手中的木棍，往胸前一横，大将军一般，对着他面前的小青年训斥：“谁再敢往前面走一步，小心我打断他的腿！”
李支书的能耐不可小视，他一出场，局面马上得到控制，这场军民纠纷很快就被制止了。
士兵和老百姓互有伤情，好在都没伤在要害上。
两天后有人揭发，朝军人扔砖头的家伙，正是在这个监狱服过刑的劳改释放犯。他扔完砖头跑得快，结果误伤了旁边的年轻人，煽动组织群众殴斗的也是这个劳改释放犯所为。
这件事报到上级，头儿大怒，说这还了得，既然动了枪弹，性质上就不是一般的军民纠纷了。于是军区和独立营就派了个联合工作组来调查。调查了一个星期，却找不出明显的渎职行为，又不能一走了之，动了家伙，影响多不好呀，总得找个人扛起来呀，这个人无疑就是我了。
其实，调查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开枪为鸣枪示警，属力挽狂澜，避免了更为严重后果的发生，枪口不是对着老百姓的，不能处罚；一种则认为，身为指导员在执勤点全权负责，没有及时发现事故苗头，消除于萌芽状态，居然酿成群体性事件，还动了枪，影响恶劣，应追究责任。
战士们听说工作组有人要给我处分，他们不答应了，不少战士找到调查组，他们抗议，坚决反对。后来他们还联名写了请愿书，呈交调查组，扬言，若给赵指导员处分，大伙就集体到军区请愿。不少战士说，指导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迅速将事件平息，避免了群死群伤可怕的后果，不是有过，而是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