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梁晓声
“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十七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
我第二天病倒了。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过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两三岁。
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
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
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并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
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三个字。
我失望到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从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五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九元生活费，就剩这五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
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
我说：“会的！”
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吗？你在它前边照张相寄给我好吗？”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
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被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
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被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
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
她哪里去了？
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
在乡下医院当化验员的我去仓库没领到新油布，而在旧物堆中发现了一块旧油布，管库的老大妈给我讲了烧焦的新婚夫妇在油布上留下两个紧紧偎依的紫色人形的故事，令我心潮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