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31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件里还有副签的资格，但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7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战斗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整体利益，最终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时，他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7月26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破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1944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让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发挥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三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
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里奥政府要求停战，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定，直至盟军在南意大利登陆（9月8日），戴高乐才得知此事。9日，戴高乐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必须参加一切对意条约的制定，并且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停战协议表示不满。10日，法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吉罗所属的部队在科西嘉登陆。戴高乐于24日发表声明，说科西嘉战役表明法国有能力在解放欧洲的共同战斗中作出贡献。11月底，战斗法国终于成为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9月17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协商会议，它相当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议会，由100名委员组成，其半数来自国内的抵抗运动。10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签署命令，宣告：今后委员会将只有一个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将根据指挥与政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法国的武装力量。
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开幕。戴高乐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战斗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的合法代表，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完善法国各种合法权力机构的重要步骤。同一天，戴高乐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增加了国内代表，排斥了吉罗和吉罗的支持者乔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二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
戴高乐蔑视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非洲领地会议上，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事务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3月21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国本土有足够的领土获得解放，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立即迁回法国，行使其职权。
3月27日，戴高乐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法国的临时政府，在恢复民主的进程中，临时政府“绝对地”只听取“民族意愿”的意见，凡“不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任何教训”，一概不予理睬。4月8日，戴高乐自任法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吉罗被委以总监。吉罗拒绝了这个荣誉职务，宁愿退休。这一切都使罗斯福非常恼火，但毫无办法。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即将开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英国来。6月4日，戴高乐乘坐丘吉尔派来的专机，从阿尔及尔飞往伦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军队正厉兵秣马，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
英国完全浸沉在大战前紧张的气氛中。丘吉尔在指挥部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谈话有使戴高乐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解放欧洲的战役即将开始，虽然美国和英国在制订诺曼底登陆的方案时，完全把戴高乐撇在一边，但是戴高乐重返祖国的日子毕竟越来越近了。
在伦敦，戴高乐还会晤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渡海作战的准备情况。
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两次谈话，气氛都十分紧张。但是，当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还是通过伦敦广播公司发表简短的讲话：“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
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在这期间，戴高乐于7月6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3次礼貌的，但极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英、苏和中国四大国，而法国则自从1940年6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12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
7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法西斯军队迅速溃退，通向巴黎的大门打开了。8月15日，法美联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于8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土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纷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解放巴黎的时机成熟了，18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经直布罗陀回国，这时，解放巴黎的战斗正在展开，24日夜晚，勒克莱尔部队的前锋深入巴黎心脏，巴黎市区此时已经结束了战斗，德国侵略军已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举行了入城式，美国第四师的一部分也随法军进入巴黎。德军驻巴黎卫戍司令冯·柯尔梯茨将军签署了停火协议，命令城内德军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国防部旧址。4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一切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戴高乐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从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
戴高乐从1904年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到现在掌握整个法国，可以说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但他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意识到法国前面的路不会很平坦。
法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开始胜利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戴高乐提出了辞职，虽然不是自愿的，却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的辞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
在科龙贝，戴高乐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写完了《战争回忆录》，一共用了十多年时间，最后一卷《拯救》是当他12年后重返政治舞台的时候才完稿的。
在此期间，戴高乐也并不是完全关起门来写书，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经常引起他的密切关注。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法国“政党体制”的抨击。在他辞职以后，3个主要政党——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主持了几个月临时政府的政务，共产党虽是第一大党，但是总理一职却由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轮流担任。在这几个月中，临时政府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起草新宪法。新宪法通过之日，也就是法国进入第四共和国的开始。新宪法草案反复修改，终于把总统的职权限制到几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制宪权握在议会手里，各个政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能在议会获得应有的多数，就可以成为付诸实施的政策、法律或法令。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在沉默近半年后，就法国的政局发言 。他选择第一个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市——贝叶——作为他发表这一重要演说的地点，是别有寓意的。后来一提到“贝叶演说”，人们就立刻想到戴高乐辞职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认为党派之争是法国政局动荡的根源，指出“行政权应该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予政府”，国家元首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选举团选出，他“既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国家元首的职责是负责任免人员、颁布法律和公布法令，主持政府会议，裁决意外的政治事件，在国家处于危急时期保证国家的独立和批准法国签订的条约。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勾勒出了他将来主持第五共和国时的政体。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主张。
这时，戴高乐感到，他非常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否则他就没有参与政权角逐的力量，尽管他在抗战中受到各抗敌运动的拥护，但是现在他却连一根可以倚靠的支柱也没有。为了最后消灭“政党体制”，他需要建立一个旨在消灭这种体制的政党。2月2日，他对私人秘书克罗德·莫里亚克透露了这番心意，并授意说，这个组织可以叫“法国人民联盟”，有了这样一个组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者就可以有组织地参加竞选了。
戴高乐要组织政党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巴黎。事实上，戴高乐派的重要成员勒内·加比唐、雅克·苏斯戴尔等已经在积极活动了。一时传说纷纷：戴高乐很可能在酝酿一次推翻现政府的政变。拉马迪埃总理于4月1日晚亲自到科龙贝对戴高乐进行了一次秘密拜会，他们交谈了2个小时，戴高乐对拉马迪埃说，他绝不支持第四共和国，他将是现政府的反对派，因为它的宪法保证不了法国的荣誉，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干出法律所不容许的事。这意思是叫拉马迪埃放心，他不会搞政变，他想做的无非是通过选举重返政治舞台，虽然他原则上是反对搞政党体治的。
过了几天，法国人民联盟征集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联盟在巴黎的办公室整日应接不暇，不到1个月，就收到了约100万份申请书。
50年代以后，法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可是政局却始终困顿不堪，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背上压着两个殖民侵略战争的包袱。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已经把法国拖得精疲力尽。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促使法国政府加紧了议和的步伐，孟戴斯·弗朗斯接替拉尼埃尔出任总理，他向议会发誓，如果到7月20日战争还停不下来，他甘愿辞职以谢国人。形势是紧迫的，孟戴斯·弗朗斯终于在7月20日即将过去的深夜宣布达成了停火协议。印度支那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两年后，法国又发起了另一场殖民战争。这一回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在战争正酣之际，法国社会党人居伊·摩勒主持的政府于1956年10月还和英国政府一起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侵略战争使国库枯竭。摩勒决定增加税收来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筹款，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摩勒政府便于1957年5月倒台。接替摩勒出任总理的是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新政府也只有10个星期的寿命，还是因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了。
国内人心浮动：进步力量要求尽快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极右派殖民主义者则嫌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不力。此时无论哪个政党出面组织政府都将面对各种压力，阿尔及利亚问题使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站稳脚跟。
7月30日布尔热·莫努里政府倒台后，法国陷入了长达35天的内阁危机。几经周折，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被推出来组阁。这时国库已经告急，加亚尔一方面从法兰西银行借款2000亿法郎，另一方面争取到大量美元贷款。这些应急措施无非是饮鸩止渴，无底洞是填不满的。加亚尔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面前依然束手无策，被迫于1958年4月15日下台。病入膏肓的第四共和国，根本无指望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
这样，法国政坛上除了共产党，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以无法稳住局面。法国总统勒内·科蒂物色下届内阁总理成了难题，到5月9日才找到了人民共和党的皮埃尔·弗林姆兰。在风雨飘摇中受命组阁的弗林姆兰，未卜先知地感到，他的运气肯定不妙。果然，代表极端殖民主义利益的右翼军人抵制他，因为他在一篇发表在《阿尔萨斯消息》的文章中吞吞吐吐地谈到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极右派连弗林姆兰那样含糊其辞的态度也不能容忍。
东山再起
从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很明显地有两种政治力量反对第四共和国的政体。第一种政治力量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有直接殖民利益的殖民者及其政治代表，殖民军队的头子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政治力量就是以法国人民联盟为代表的戴高乐主义者。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共同点是：第四共和国没有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需要有一个铁腕人物扭转并掌握法国的政局。第一种政治力量的声势很大，但是没有有威望的领导人。于是，反第四共和国政体的力量便都属意于戴高乐。大多短命内阁曾多次请戴高乐出山，都被他拒绝，因为他认为时机未到。
5月13日，阿尔及尔发生了骚乱。殖民者中极右团体借口3名法国士兵被杀，指责法国政府无能，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包围了总督府，秩序一片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