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保罗·萨缪尔森

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1930年考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1935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深造，1936年和1941年先后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至今。他也是许多政府机构中的顾问，曾任全国资源计划署、战时生产局、预算局、财政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兰德公司等机构的顾问。曾于1941年获哈佛大学戴维·韦尔斯博士论文奖；1947年获美国经济学协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70年获伊利诺斯州斯威林大学荣誉奖章；1971年获美国国家科学院艾伯特·爱因斯坦奖等；1952年任经济计量学协会会长；1961在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1965-1968年任国际经济协会会长等。

萨缪尔森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经济学》（1948年初版，后与诺德豪斯合著修订版）、《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1958年，与索洛和多夫曼合著）、《充分就业：目标与经济稳定》（1967年，与伯恩斯合著）、《保罗·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1-5卷（1966-1986）等。

萨缪尔森的主要理论包括“新古典综合”分析、“显示性偏好”理论、“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萨缪尔森检验”方法等范畴，在提高经济理论的科学水平方面，比当代其他经济学家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新古典综合分析

萨缪尔森对西方经济学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即他的著作《经济学》一书中。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二者加以结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按照该体系，既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可以把资本主义稳定于充分就业的水平，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和消费者最大满足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比较静态与动态对应分析

萨缪尔森在他的研究中采用了既包括静态均衡分析、也包括动态过程分析的方法。萨缪尔森认为，以往的经济理论都具有两个共同之处，即建立均衡状态并研究维持稳定均衡的条件。所谓均衡状态就是经济函数处于极大值或极小值时的状态，而稳定均衡的条件是经济变量一旦离开极大值或极小值时能否回到原有均衡状态的条件。所谓比较静态分析是探求外界参数的变化对均衡位置的影响；而动态分析则寻找经济变量从一个均衡点移动到另一个均衡点所经历的途径。他认为，静态分析必须与动态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可行而有意义的经济理论。据此，他借用物理学中的“对应原则”来实现二者的结合。即在一个模式失去均衡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即可恢复“旧”静态理论的一些均衡特质。

加速原理

凯恩斯在论述投资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当投资增长时，国民收入的增长应该数倍于投资的增长，而倍数的大小可以用乘数来表示。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在探求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时，必须考虑乘数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萨缪尔森对乘数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做了系统的研究，根据乘数和加速数的各种可能的数值的配合，他得到了投资的扩大可能造成的四种不同情况：（1）国民收入逐渐扩大到预期的数值；（2）国民收入上下波动，逐渐稳定于乘数所预期的数值；（3）国民收入呈现越来越大的波动，以致无穷；（4）国民收入持续增长，最后按固定比例上升。此后，乘数与加速相结合成为较普遍被利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在对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中更是如此。

对“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补充和发展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宣称，国际贸易取决于各自拥有的资源禀赋差异程度，在两国资源相对丰富程度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出口的物品应该是在较大的程度上使用该国相对丰富的资源的物品。这一定理的正确性取决于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如：贸易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有效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比例下，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的关系不变；生产规模改变时收益不变，而生产规模不变时收益递减；在有效的商品的价格比例下贸易国的消费结构不变。萨缪尔森证明如果上述四个假设条件成立，那么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在逻辑上成立。同时，他还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详细论述了多种因素和多种商品的价格的均等化问题。被西方人士公认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被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项重要发展。

福利检验法

在福利经济学方面，萨缪尔森在这一领域各个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直接的新福利经济学，为国家福利论的建立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数学方式把个人间的可比效用加起来以形成社会福利函数。同时，将帕累托的最优化理论加以精密化，从商品组合的分配考虑并用“效用可能性曲线”予以明确表述，提出了所谓的“萨缪尔森检验”方法。按照该检验方法，要考察一种状况依据社会福利条件是否优越于另一种状况，必须是该种状况的每一种商品组合的分配与另一种状况的分配相比较时，前者至少能使一个人有利而不对任何人不利。他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自庇古以来在福利经济学方面少有的理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