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内容与形式都符合羌语特征，我们有理由认定，“朝那”是古羌人留下的地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古至今，陇东及其周边地区一些地方或以朝那为名，或以龙为名，这是文化层次和时间层次交织发生作用的结果。先秦时代，该地区主要是羌人。他们便以羌语“朝那”为名，周边的非羌族人跟着羌人称呼其地，于是，朝那之名固定且流传下来。当这一地区的古羌人迁徙或与非羌人融合，乃至汉人成为该地区主体居民后，汉人承袭古羌人相关文化，只是用汉语“龙”命名邻近地方，于是出现了许多以龙为称呼的地名。因此，现在静态地看来，陇东及其周边地区两种地名同时存在。
三、
上文从考索“朝那”地早期民族状况入手，依次论述了古羌人崇龙尚黑、陇东一带龙文化遗迹独特、“朝那”词语结构符合羌语规律等问题，从而得出结论——“朝那”是古羌人留下的地名。从中我们看到：（1）“朝那”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名称，而是一个刻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的特殊符号。法国人文地理学家布吕纳说过：“地名可以当作古物的一种。地名研究，它的性质好比研究化石、古钱一样。”上面的论述的确表明这一特点。（2）“朝那”是我们继续探讨陇山地区及泾河上游地名的一个重要线索。我们可以依据同样的思路，探求陇东乃至更多地方的地名、物名乃至人名。从而连点成面，于其中观察民族迁徙与融合的过程、文化交流与演变的态势、语言接触与相互吸纳的程度等等。（3）“朝那”之名，是特定时期人们对周围山水环境、风土物产、人事习俗等认识后，为加以识别而约定的一种语言指示标志。该名称的初始形成、结构特征和沿用演变等，与历史、语言、民族、文化、地理诸因素有密切关系，因而其研究涉及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语言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单纯从任何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其结论都不可靠。
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崆峒源流探
茹坚
一、绲戎·空桐·昆仑·崆峒
（一）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看“崆峒”一词
“崆峒”地名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山”。可见，在黄帝西巡时，活动在陇东一带的空桐氏族已以其族名代替地名，空桐即是氏族称谓，又成为地域概念。而考古证实：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遗存。在商代或商周之际，甘肃洮河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的一些部族曾大规模东迁，在陇东、陕西西部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陇东一带有大量寺洼文化遗存）。而这些部族的主体则应是绲戎（空桐）族。“绲戎”的叫法和“空桐”、“崆峒”是一致的。
从历史上看，商代中晚期，商王朝多次征伐、杀戮氐羌人，抓捕氐羌人做奴隶和祭祀、随葬的人牲，使氐羌人口大减（包括向各地逃跑的），力量削弱；后来又有许多氐羌人参加周人灭商的战争，并迁往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成为西周王朝的藩臣，使留在西部的氐羌力量进一步削弱。而这时，东夷族群的畎夷西迁，在陕甘地区扎根，逐渐与当地的羌氐戎人和北狄迁来的人融合，发展成为当时西部最强大的部族——犬戎。那时，犬戎非常厉害，征服了周围的氐羌戎狄人；攻占同族群西迁来的赢秦人的据点西垂（甘肃礼县），多次打败赢秦的军队，杀死赢秦的首领，屡屡侵犯建国前周人的土地，甚至成为公元前771年攻杀周幽王、灭亡西周王朝的主力军，战功赫赫。在这种情况下，用“犬戎”的“戎”字来统称西部各部族、民族，就是很自然的了。当时，甘肃有绵诸戎、邦戎（在天水）、冀戎（在甘谷）、狄戎、绲戎（在临洮）、义渠戎（在宁县、庆阳等地）、乌氏戎（在泾川）、十卢戎（在张掖）、允姓之戎（在敦煌）等。而这些诸多的“戎”，诚如王国维、梁启超认为所说，猃戎、薰育、昆夷、昆戎、绲戎、浑戎，是同音异译，应是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的中心，则是崆峒（绲戎）族。所以《逸周书》说，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其尤、东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等北狄十二部族悉归于崆峒，可见崆峒族在商周之际是一个强大的民族部落。
另据记载，崆峒（绲戎）族在商代时，为其分封国。《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崆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崆峒族所在的方国即为崆峒国，崆峒族所在的大山也就是崆峒山了。《史记·殷本记》、《史记·赵世家》以及战国时编纂的专记自黄帝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等的《世本》明确记述：“崆峒氏，子姓，盖因崆峒山也。”另外，前些年集国内权威学者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春秋时的崆峒氏标在包括今平凉在内的这一区域之内，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二）司马迁寻找”昆仑”而得”空桐”
昆仑山的神话起源很古。在先秦许多文献中，皆曾留下记载。《穆天子传》：“吉日辛酉，天子（指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轩辕黄帝。”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为了考证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西到甘肃，北过涿鹿，东到海滨，南渡江淮，踏寻了黄帝诸多足迹，这中间绝对有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之后，他写了《史记·五帝本纪》，其中记载：黄帝“西至于崆峒”。《太史公自叙》也记载有“黄帝至崆峒，登鸡头山。”司马迁还记述了秦皇汉武登临崆峒山的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鸡头山为崆峒山之别称）。”《封禅书》说：汉武帝“至陇西，西登崆峒”。司马迁自己也说：“余尝西至崆峒”。据考，司马迁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登临了崆峒山，这一年他24岁。“昆仑”与“空桐”属同音异译。司马迁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空桐”而未见到“昆仑”。
关于“昆仑”，山之名称，先秦许多文献都留下记载，但当时所说的昆仑究竟在何处，谁都不太清楚。到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霍去病开发西疆之后，才有了点影子。《史记·大宛传》中说：“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针对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进一步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篇末又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因此，根据传闻或神话描写的昆仑山，似非实指地理上之某山，而是超世间的仙山、乐土。
先秦文献《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战国诗人屈原所著《楚辞》，多处引进昆仑山神话。《山海经》之《西次三经》、《大荒西经》、《海内西经》等，更对昆仑山的位置、形貌、景物等作了详细的描绘。至汉代，《史记》、《尔雅》皆曾记述昆仑。《淮南子》及《河图》等谶纬书对昆仑山的描绘更多。可以说，昆仑山神话至秦汉时已经流传很广了。其后，魏晋南北朝所出之《博物志》、《拾遗记》、《神异经》、《十洲记》以及道书《上清外国放晶青童内文》、《洞真太霄隐书》等，又对之再加增饰，使昆仑山神话更加瑰丽多姿。古人在注《山海经》时，提示昆仑山有多处的说法。晋郭璞谓，除海内昆仑外“海外复有昆仑山”。清郝懿行更称：“荒外之山，以昆仑名者盖多焉。”清人毕沅也称：昆仑实非一地，“高山皆得名之。”实际上，诸书所记之昆仑山，源于古代神话传说，并非地理上某山之真实记录，是无法确定其地理位置的。
那么，关于黄帝问道之所的崆峒山，究竟在什么地方？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从现在的遗存看，全国各地有崆峒山八、九处之多。其中，甘肃4处，河南2处，四川、江西、宁夏、天津蓟县各1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1）与民族迁徙有关。（2）神话传说推波助澜，魏、晋之后道教推崇和热捧的“十洲三岛”、“十大洞天”、“洞天福地”起到催化的作用。
小文到此，我想借用考古学家苏秉琦老先生的一句话：“全国几处的黄帝陵，我都承认，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呀！”崆峒山亦是如此。
二、崆峒是月亮，西王母是月亮神
平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腹地，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各个民族高度聚居，频繁冲突、融合的主要地区。研究平凉的历史文化，必须着眼于这个实际。下面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平凉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一定影响的“崆峒”和“西王母”含义。
笔者在《绲戎·空桐·昆仑·崆峒》中谈到，“昆仑”与“空桐”属同音异译，其实“西王母”的发音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崆峒”和“西王母”确实是存在于西部这个各民族高度聚居，频繁冲突、融合地区的部族。不同时期“崆峒”和“西王母”的含义也不同。那么，作为原始部族，“崆峒”和“西王母”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含义？笔者试图作一些探索。
我国民族众多，语言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语系，即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和南方的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分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等，它们都来源于原始阿尔泰语。汉藏语系包括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等。
原始阿尔泰语是个语言学概念，以芬兰学者G.J.Ramctedt（兰斯特）为代表的一批历史语言比较学家，用历史比较法研究“阿尔泰语，认为“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蒙古、满——通古斯三个语族之间有亲缘关系，也就是在三个语族各自的共同语言上还有一个原始阿尔泰语，它的构拟工作正在进行”。
有学者发现，在阿尔泰语的三大语族中，有众多音近于“崆峒”的词，称出于圆形物体、天体的现象，遍布东亚、中亚和西亚。如：巴比伦大塔（ziggutat）、印度的阿耨达山（梵文称kailash）或北拘芦州（uttarakuru）、印度尼西亚群岛、大洋洲乃至印度巴基斯坦、巴比伦，甚至美洲的HOKA的印第安人的“月亮”的名称，都与“崆峒”读音有可通之处。波斯语的ghurrah是月亮的意思，ghurrah就是崆峒。从而推断：崆峒就是月亮。
我们还可以在阿尔泰语语系中找到由“环画”义而形成的音近“崆峒”的词。
库仑（kulun），蒙古语音译，《元朝秘史》释为“圈子”或“营”，汉译为“翼”。古代蒙古族牧民集体游牧的一种组织形式。由同族成员组成。当某一氏族或部落驻屯时，各家庭列帐呈环形，多者达数百帐幕，首领的帐幕居中。格儿伦（krlun），义为“穹帐”、“房子”。由此而来，其他一切圆形的物体，其名称亦音近于“崆峒”。如《鞑靼译语》记蒙古语称“轮：克儿敦”，“灶：豁伦塔”，“竹”因其竿圆亦被称为“忽鲁速”或“苦鲁孙（qulusun）”，女真语称“碗”曰“莫罗”，“琵琶”曰“苦鲁”，“金环”曰“安出忽鲁”。另外还有很多，可见“崆峒”之音义在阿尔泰语系诸族中直用、借用、引申用的广泛，而其中最突出的还是蒙古族、女真族。
商周之际，甘肃洮河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的一些部族曾大规模东迁，在陇东、陕西西部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这些部族中有北狄族群的成分，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戎考》中作了全面论证。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说戎族全部或主要由北狄演变而来，但含有北狄的成分是可以肯定的。平凉博物馆及距离平凉90公里的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的大量青铜文化器物中，含有不少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如动物牌饰等，是北狄人入居这一地域的可靠证据。这也就为阿尔泰语运用于该地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平凉地处陇山山麓，古代萧关之要冲，是历史上各民族频繁冲突和融合的重点地区，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宋人郑文宝在《萧关议》中指出：“高岭崆峒，山川险阻，雄视三关，控扼五原。”这也是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人频频光临崆峒一带巡边的原因。崆峒在商代就被分封为方国，而此时汉语的优势地位并未确立。周人推广“雅言”，是在灭掉商朝之后。从汉藏语系的角度看，古汉语基本上为单音节词，“崆峒”二字为双声叠韵联绵，绝不能拆开理解。就是到了现代，平凉的方言中仍然保留着一些蒙古族或女真族的语言（例如：“快，嗑力吗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崆峒”一词为阿尔泰语，并可推断为“月亮山”的意思。
无独有偶，和崆峒山近在咫尺的泾川西王母竟然与“月亮山”——崆峒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王母”是国名或族名。“王母”与“乌密”、“吴玛”属同音异译。《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列子·周穆王》、《史记·周本纪、赵世家》等并述其事。《韩诗外传》：“禹学于西王母国。”直到唐代，在中国西北都仍有以“乌密”、“吴玛”为名的民族，当是因敬奉乌摩而得名。该部后来被吐蕃征服，成为吐蕃的“奴部”，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首领曾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被唐朝封为夏国公，赐姓李；宋朝时又赐姓赵；到元昊时，雄踞夏州，建立西夏王国。
丁谦先生在《〈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中说：西王母者，古迦勒底国（Chaldea）之月神也。《轩辕黄帝传》言，时有神人西王母，太阴之精，天帝之女，可为月神确证。考迦勒底国都有大月神宫，外人但称月神国。以中国语意释之，则曰西王母。凌纯声在《中国的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中，补充丁谦之说：古代苏美尔的月神称Sin，有时拼为Si-en’nu，其音很近“西王母”三字。西王母在战国时代已为方士所利用，战国初年成书的《归藏》（已佚）中，已有“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的记载（《文选·祭颜光禄文》注引）；汉代成书的《淮南子·览冥训》亦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即嫦娥）窃以奔月。”作为道源圣地的崆峒山，应该和西王母的传说很早就搭上界了。从历史的迹象看，崆峒族——“月亮”与西王母族——“月亮神”之间很可能有过高度的融合。
作者：平凉日报社社长、总编
道源圣地崆峒山
周守群
崆峒山以其雄秀享誉海内外，因此被国家命名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景点、国家地质公园。但是这些头衔远不能反映其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和它在古时的崇高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阅读崆峒山历史时，因人文初祖轩辕黄帝曾登山向广成子问道，并根据道教典籍称广成子是老子的前身，而老子又是道教师祖，提出崆峒山是天下道教第一山，此后在接待台湾道教旅游团时，也得到道教正一派第六十四代天师张源先先生的认可。现在回头认真审视这一提法，觉得不无穿凿附会和浅薄之处，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提法仍不能涵盖崆峒山在上古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近年来，在不断地学习中认识到中华远古文化起源于西部，而崆峒正是上古西北部的中心和标志。因此，将崆峒山称为道源圣地应当更为合理，兹将理由分述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