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结构性失业理论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3］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7）隐蔽失业与隐性失业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4］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5］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8）菲利普斯曲线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9）技术失业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6］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7］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8］
1．4西方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9］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10］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注释：
［1］萨尔·D·霍夫曼。《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
［2］凯恩斯（J·M·Keynes）在他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936年出版
［3］（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
［4］［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
［5］（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6］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
［7］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
［8］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9］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10］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