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就出现了规模高达数千万人的“民工潮”，他们无序地流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而当前中国城市失业率高居不下，下岗职工众多，城镇化进程迟缓，城市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是十分有限的。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模型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从当前的现实国情来看不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全部寄希望于城市，也不能仅仅依靠农村自身。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城乡同时吸纳的原则。
5．1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状况
5．1．1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的历史背景
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建国初期，农民进入城市的限制较少。在此期间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流入城市。据统计，1949-1957年，平均每年进入城镇的农民约166万，占城镇新增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大跃进期间，中国人为地加速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猛增，从1957年的15．4％上涨到1969年的19．7％，远远超出了当时城市的承载能力。于是政府只有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农民进城。随后城乡分割以及城乡之间的各种差别政策也因之形成。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农民的比重过大，人力资源浪费，隐蔽性失业现象严重。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力资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效率获得大发展，但人多地少的矛盾亦进一步突现出来。而且生产力水平愈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积累就愈快。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达1．5亿以上，2000年底达到1．8亿。如果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随着农业投入的增加和技术含量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素质的逐步攀升，由传统农业本身排斥出的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多，2010年预计达到1．9亿人。所以寻求众多的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5．1．2农村劳动力资源慨况
（1）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庞大。农村人口及劳动力众多，2004年末全国乡村人口（本文乡村包括县城以外的建制镇）近93750．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72．1%。2004年末，乡村从业人员达到了48971．0万人，占全国乡村人口的比重为52．2%，占全国城乡从业人员的比重为81．9%。［1］
（2）农村劳动力结构性问题突出，素质欠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反映，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结构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多于女性。在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占53．3%，女性占46．7%；男女性别比为114．3∶100．0。二是农村劳动力大龄化。在农村劳动力中，16-22岁的劳动力占10．3%，23-30岁的劳动力占15．6%，31-40岁的劳动力占26．2%，41-50岁的劳动力占20．5%，51岁以上的劳动力占27．4%。23-40岁年龄段的壮劳动力占41．8%，41岁以上的劳动力占47．6%，劳动力呈现大龄化的特点。三是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在农村劳动力中，不识字的劳动力占6．8%，小学文化的劳动力占40．2%，初中文化的劳动力占46．3%，高中文化的劳动力占6．4%，大专及以上文化的劳动力占0．3%。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为7．5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四是农村劳动力缺少专业培训，缺乏非农业的劳动技能。在农村劳动力中，仅有6．7%的劳动力接受过专业培训，多达93．3%的劳动力未接受过专业培训。［2］
（3）农村劳动力的区域分布呈现明显的经济地理特征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数量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劳动力数量越少。以总人口中农村劳动力的密度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乡村劳动力数量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乡村劳动力数量较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素质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
5．1．3农村就业存在的问题
从就业现状看，农村劳动力就业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非农化就业率和异地就业率低，农业内部就业隐性失业严重，非农化就业质量不高，劳动收益低下。其中，农村和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根本问题。
（1）农业内部富余劳动力过多。
由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问题突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于农业。又由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突出，农业内部就业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
（2）农村就业面临压力大。
目前城镇已经累积了严重的失业问题。从全国来看，城镇失业人员数量大。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调查资料，假定1990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就业率56．44%为充分就业率，那么2003年我国52376万城镇人口（含建制镇）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应当为29560万人。扣减城镇人口的从业人数后，2003年我国城镇失业劳动力约有4000万人，失业率约为13．5%。今后几年城乡新增劳动力数量远远大于新增就业岗位。我国80年代后半期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开始成为劳动适龄人口，新增劳动力数量大。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今后几年我国城乡新增劳动力将达到历史峰值，每年大约有2400万人。其中，每年有200多万大专院校学生毕业。新增就业岗位较少。从近几年的情况看，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第二产业保持快速增长，但就业并未同步增长，出现了徘徊状态；在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政策的促进下，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就业保持了同步增长。在宏观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的前提下，全国二三产业新增的就业岗位大约为1000万个左右，城乡新增劳动力数量大于新增就业岗位，每年大约有1400万个新增劳动力缺乏对应的新增就业岗位。
（3）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率和异地就业率低，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
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是第一产业，非农化就业率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当地农村，异地就业率低。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率低于经济发达地区，异地就业率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质量不高。
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特征决定其就业质量不高。从非农化就业的行业看，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从事工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住宿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竞争强度很大，就业状况容易受行业波动的影响。从非农化从事的职业看，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就业的岗位或从事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从非农化就业的载体看，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或为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打工，或从事小规模的自营劳动。
非农化就业不充分。在自营劳动方面，由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竞争激烈，业务量严重不足。在外出务工方面，就业不充分。由于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始终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处于动态失业状态；因项目完工或劳资关系紧张等原因从解除劳动协议到重新找到工作存在的时间差，这部分农民工处于时段性的失业状态；在产品和劳务供过于求、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以销定产成为企业的基本经营手段，生产或服务的定单不足与季节性波动等经营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期间也存在工作时间不足的问题。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权益缺保障。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载体是私营及外商投资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其最高经营目标。这些用工单位大多不与农民工签定用工合同和为农民工办理劳动保险，为随意解雇农民工和侵占农民工权益提供方便。由于企业生产或服务的定单不足与季节性波动是频繁发生的经营现象，农民工就业不稳定也随之发生。这些用工单位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采取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不增加工资、工伤后不合理赔偿、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歧视甚至虐待农民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5．1．4农村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迟缓，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我国已进入了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今后几年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趋于尖锐，农村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原因如下：
（1）工业化进程对就业具有基础性制约作用
工业化水平低，从总量上决定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从劳动力转移的外部环境看，我国工业化水平还处于初期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96美元，告别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我国的数十倍，如美国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37000多美元。从国内生产总值结构来看，2003年我国农业的比重占14．6%，非农产业的比重占85．4%；与世界发达国家非农产业的比重达到95%以上的水平相比，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还存在不足。
在非农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严重制约了非农产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从劳动力转移的外部环境看，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2．3%，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3．1%。与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70%以上的水平相比，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不足，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而第二产业拉动就业的作用远远不及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岗位的潜力未能发挥出来。2003年全国第三产业每亿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为5639人，较第二产业每亿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人数4157人多35．7%。从1991-2003年的情况看，第二产业增加值保持高速增长，而就业却未保持同步增长，就业弹性很低；这13年间中有3年的就业反而出现了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虽低于第二产业，但就业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就业弹性系数较高。工业化进程未兼顾劳动力就业，抑制了就业需求的扩大。由于建国以来我国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导致就业非农化滞后于工业化。从劳动力转移的外部环境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我国非农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占85．4%，而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占50．9%。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就业的关系考察，两者工业化与就业大致是同步的。我国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较世界发达国家的95%以上的水平约低45．0个百分点，甚至较亚洲的泰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国的这一比重也比低几个百分点。按1991-2003年非农化就业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我国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率要达到发达国家95%以上的水平，还需要30多年时间。［3］
（2）城镇化进程缓慢，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城镇化进程缓慢，决定了农村人口及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缓慢。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村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城镇化过程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全国的城镇化进程迟缓，制约了农村人口及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城镇化进程迟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城镇化率低。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统计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40．5%，低于世界同等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约20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平均的48%的水平约8个百分点。二是人口城镇化率缓慢上升。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统计1979-200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按此速度计算，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世界国家60%以上的水平，还需要20年时间。三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增加值率为85．4%，人口城镇化率低于非农产业增加值率44．9个百分点；劳动力非农产业就业率为50．9%，人口城镇化率低于非农产业就业率10．4个百分点。［4］
农村小城镇聚集人口的效能不足。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但是，由于小城镇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国家对小城镇建设的投资和扶持的力度不够，培植支撑产业和完善城镇功能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同时，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处于二次创业的困难时期，很多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很大一部分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效益下降，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减弱。在未来可以预期的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较少，人口聚集效能不足。
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门槛较高。大城市制定了限制农村劳动力定居城市的条件，如规定迁入人口在务工的城市必须工作几年以上、拥有房产、学历在本科以上等，成为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难以跨越的门槛。虽然大中型城市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较多，但仍然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就业竞争仍然很大，农民的收入来源没有保障。大中型城市消费水平较高，而农民工收入较低、家庭负担较重，承担本人及家庭人口在城市的生活费用存在较大的经济压力。
城镇化进程迟缓，严重制约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城镇化既是农村人口居住地的转变，同时也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城镇化能够为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庞大的需求，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有效途径。但我国城镇化进程迟缓，抑制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人口城镇化率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这表明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及劳动力没有伴随工业化进程进入城镇，从而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以消费为例，2003年统计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较农村居民高2．3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农村居民。
（3）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不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