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进入老年的张柏因半身不遂而偏瘫，自此便卧床不起。封芝琴急得四处求医问药，千方百计地为丈夫治病。每天搀进扶出，煮汤熬药，一勺一勺地喂进嘴里。为了让丈夫躺着舒服，她总是在炕上铺上厚厚的被褥，就连张柏常坐的小板凳也铺上又软又厚的棉垫子。春天，她扶张柏到地头去看下种，去闻闻泥土的清香；夏天的晚上，她陪张柏到院子里纳凉，看天上的明月和闪烁的星星；秋天，她搀张柏到场里看黄澄澄的玉米和谷粒，让他感觉丰收的喜悦；冬天，陪他在阳面墙下晒太阳、拉家常，共同回味那艰辛而又美好的日子。就这样，她用极大的爱心陪伴病瘫丈夫四年多时间。为了治张柏的病，封芝琴变卖了家中的牲畜和羊只，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给丈夫治病，后来，她又到银行去贷款为丈夫治疗，就是这样，她也从没向组织伸手要过一分钱。
为了让久病的丈夫能跟上营养，她把肉煮熟剁成细沫，夹在馍里或放在面里让张柏吃，有时女儿买来孝敬老人的东西，封芝琴总是想让张柏多吃一点，可张柏非要她吃一口自己才吃一点。尽管封芝琴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从无情的病魔那里把丈夫的生命夺回来。张柏从1991年4月初开始一直不吃不喝，昏迷不醒。任她和儿女们怎么呼叫都不答应。到了四月初九早晨，张柏突然睁开眼睛醒了过来，她高兴地直淌眼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个劲儿地把好吃的东西递给丈夫，让他多吃点。没想到张柏居然真的吃了两个肉夹馍，喝了一大碗米汤，歇息一会儿后有些吃力地告诉她：他死后一定要埋在庄前的山窝里，封芝琴心里难过极了。张柏断断续续地告诉她：埋在庄前的山窝里离她和这个家近，每天就可以照看她和孙子。到了晚上，张柏吃了三碗鸡蛋面条，封芝琴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可是到了初十早上，张柏渐渐没有了呼吸，自此，他再也没有醒过来。张柏带着对妻子、对这个家庭的无限眷恋和遗憾走了。他也该满足和欣慰，是爱妻的悉心照顾和陪伴让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终年68岁。张柏和封芝琴的行为和人品得到乡人敬慕，村上人争先恐后前来操办张柏的丧事。事后，华池县给这位从未向政府伸手要过钱的革命荣誉军人送去了400元丧葬补助费。
张柏的逝世，使封芝琴再一次久久地沉浸在痛苦与悲伤之中。当地人有一个风俗，就是在老人去世入土后，在新埋的坟上挂7天灯。无法抑制悲痛与思念的封芝琴，在丈夫张柏坟上整整挂灯49个夜晚，表达她对丈夫的依恋和怀念之情。
“文革”蒙冤
1967年，陇东黄土高原的华池县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和通令：铅印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这块西北最早的惟一没有丧失的革命老区，成了清算“彭高习黑线”的重灾区，这场“内乱”自然地波及了封芝琴。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封芝琴百思不得其解。她对老伴张柏和儿女们说：“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我的工作恐怕搞不成了，我们还是努力生产，少说多干，免得无事生非。”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她那闻名于世的婚姻案及评剧和电影《刘巧儿》成了封芝琴挨批斗的理由。为反对中国几千年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为亿万妇女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起了重要宣传作用的电影《刘巧儿》，被当成了坏典型，不准放映不说，以至于舞台上的“刘巧儿”新凤霞和生活中的“刘巧儿”原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诬陷与折磨，还牵扯到她终身难忘的马锡五专员。
1967年8月，县上来了几个造反派，首先把她和当时的华池县委书记张诚志联系起来。要封芝琴出具他的“三反”罪行的证明材料。封芝琴实在地说：“我常开会听张书记讲话作报告，没有听到有啥‘三反’言论，谁知道你们就问谁去。”其中一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地警告说：“你是他的红人，是和‘三反’分子划清界限还是当保皇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造反派从封芝琴那里没有取到材料，便开会批斗她。那次召开全大队批斗会，县上、公社派人参加，封芝琴当时还是大队干部，坐在主席台上。批斗会开始后，主持人宣布一个名字，就被两个民兵揪出捆绑起来，站在群众面前接受批斗。封芝琴万万没有想到，第三个宣布的就是她，这时已经有两个民兵站在她的身后，她下意识地向后看了一眼，不知为什么，这两个民兵没有动手，她便主动站起来，走进被批斗者的行列，一连站了两个多小时。造反派叫她承认“罪行”，她说：“我的事毛主席、周总理都点了头，做了肯定，我有什么错。”
起初，造反派把她打入另册孤立起来，不让和社员一起干活，什么活最脏最苦，就让她去干，每天都要向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汇报。过度劳动和身心摧残，她浑身浮肿，腿上用手指一按一个窝窝，走路也不利索了。一个造反派头头狠心地说这是她故意装的。
接着一份所谓的红色小报上登载消息，写到“江青说《刘巧儿》是部坏电影”。庆阳地区一个造反派组织对这件事开展调查，写出了《<；刘巧儿>；出笼的前前后后》，造反派目标明确了，就抓住不放，他们高喊“打倒黑人黑戏黑电影”，大骂封芝琴是假典型，是婚姻大骗子。1968年仲夏，封芝琴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并查抄了他的家，除了抄走两个银元之外一无所获。但就在那次抄家中，封芝琴遗失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她和张柏从马锡五专员手中领来的结婚证，就是在那次抄家中遗失的。
她的问题步步升级，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了封芝琴的“三大罪状”：第一，封芝琴是“三反分子”张诚志的保皇狗，是“黑线人物”马锡五的“黑爪牙”；第二，封芝琴是假典型，因为《刘巧儿》已被定为坏电影，身为“刘巧儿”原型的封芝琴当然就成了坏人；第三，封芝琴在解放战争时期，为进犯陇东的敌人胡马部队做过饭，历史上有投敌嫌疑。造反派们当众宣布对封芝琴开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同时进行隔离审查。他们恶狠狠地说，封芝琴在隔离审查期间，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封芝琴每天劳动之后还要赶到大队部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这样一直来回奔波了两个多月，大队部的人嫌麻烦，就让她在家里去履行。于是封芝琴在每天吃饭时，先把饭端到炕上，委屈而虔诚地站到毛主席像前，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问好、鞠躬，然后才开始吃饭。晚上再重复一次，同时还要“汇报”一天的工作。
封芝琴认识的老干部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人幸免，不时有令人心惊的消息传到她的耳朵中。生产队有个别“积极分子”监视着她家的来客情况，偷拆她的信件。他们说封芝琴认识的都是“黑帮”。从外地到她家来调查的人也多起来，他们的态度极为傲慢和恶劣，不停地质问封芝琴为什么会认识那么多“黑帮”。封芝琴对造反派的质问表现得十分坦然，她指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说：“我从来没有投敌当叛徒，你们说的那些事，我不知道！你们问我为啥认识那么多人？”她又指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些人不死心，仍然在胡说八道。封芝琴越听越气，越听越不耐烦，实在忍不住了，只见她手一摆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的什么！”说着转身就走出了大门，那些人被“晾”在了窑里，只得无趣而失望地走了。有些亲朋好友怕封芝琴吃亏，都来劝她：“你就应付应付他们几句算了，何必呢？”封芝琴说：“他们根本不想听真话，一张嘴就说什么叛徒、黑帮、反党集团，全是给人栽赃的话！革命队伍中如果真有那么多的坏人，革命能成功吗？”
最让封芝琴难以接受的是造反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她最敬重、最感激的马锡五专员当作黑线人物来批，这到底是什么世道？怎么会黑白颠倒呢？她一点都想不明白了！当造反派们勒令她和马锡五等黑线人物、三反分子划清界限时，她暗下决心，绝不昧着良心说瞎话！不管造反派怎么对她进行威胁利诱，她都坚持实事求是，没有说过半句虚话。她深信：那些不合情理的事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
封芝琴在“牛棚”里一蹲就是一年多，这期间，她的家人子女都受到了牵连。小女儿张玉萍这个品学兼优的华池二中学生，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她的老伴张柏虽然没有被关进牛棚，但他的人身自由也被限制了，不断地受到造反派们的批评和凌辱，只能规规矩矩地在生产队劳动。这时，封芝琴不但不怕，反而更加坚强了。有一次，当她又接到通知去参加批斗会时，她忙给家里人炸了一大盆油饼，自己用铁丝串了一大串，带在身边。那天她被关进一个大院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关了一百多人，有的人愁得低着头不吭气，有的人长吁短叹。她却满不在乎地坐下来吃起了油饼，造反派训斥她：“你这是啥态度，还张狂得很！”封芝琴却笑笑说：“杀人都该有个说法哩，我又没犯过啥错，我怕啥？”同院的人都被她的乐观所感染，情绪有所稳定。造反派们气急败坏地恶语相加，她不冷不热地说道：“毛主席都说过要治病救人，你们是救人还是把人往死整？”造反派们被问得无言以对，只得自我解嘲说：“这死老婆子还厉害得很！”
封芝琴经常接受批判，也查不出个啥问题，许多人都为她感到冤枉，小女儿张玉萍更是愤愤不平，她把母亲受迫害的情况写了一封信，准备交给支左的解放军叔叔。不料想她去悦乐商店买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信掉到了地上，被一个造反派拾到交给了支左部队。支左的解’放军们才知道封芝琴就是电影《刘巧儿》中的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的“刘巧儿”，经过调查了解后，1969年底的一天，大队支书李生杰和兰州军区支左部队的王队长把封芝琴叫到大队部，当面告诉她：“你没有多大错误，只是你没地方讲真话，也没有人听你讲真话。”同时宣布恢复封芝琴的人身自由。
后来，华池县还特意派工作组到封芝琴家里，宣布了县上关于“解放”她的决定，恢复她公社社员身份，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正常活动。不久，县上又为她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尘封轶事
黄土高原的冬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凛冽的西北风把大地刮得一片荒凉，只有一片片越冬的小麦苗铺满原野，给苍茫的陇东大地带来一些生机。
1996年初冬的一天，封芝琴坐在“巧儿新居”暖融融的新窑炕上正在剪窗花，突然收到一封从古城西安邮来的信件。看罢来信，这位坚强的老人顿时心潮翻滚，热泪盈眶，一直萦绕在她心头的五十年前的一桩往事，顿时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这是五十年前，封芝琴大儿子认下的_。位解放军“干爹”写来的信。
说起请“干爹”，是庆阳的一种民俗风情，俗称请“干大”，一般多为孩子生辰八字中需要生扶的吉神贵人，或者是生育较少的父母为了孩子一生平安，健康成长。大多数情况是孩子生下来几个月，也有一岁或两三岁请“干大”的。凡被请为“干大”的人，一般都有所选择，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就会为干儿买好衣服和长命锁，到约定的时间带上这些东西来到干儿家中。寒暄过后，一同赴宴席，吃罢酒席，便举行“拴干儿”仪式。先由孩子的父亲在灶前上香，抱孩子跪在灶前，由请来的“干大”把长命锁给干儿戴在脖子上，一边戴一边相互问答：
“拴啥着哩？”
“拴干儿哩！”
“拴住了吗？”
“拴住了！”
接着大家共同说：“大吉大利，长命百岁。”
除了请“干大”，庆阳还有碰“干大”的习俗。到了正月十五，父亲抱上孩子，按照事前确定的方位，沿路一直向前走去，在路上碰上哪位成年男性，就请他为“干大”，这时的干大没有长命锁给“干儿”戴，一般就以准备好的带子换下他的裤腰带拴在干儿脖子上。如果到了指定的地点后，一直碰不上“干大”，碰到大树，就请大树为孩子的“干大”。一般的人都为孩子请三位“干大”，最多有请十二位的。所有这些，都是人们为了让孩子多一个或几个人的关爱与呵护，心理上多一份安全感，是民间一种象征平安吉利的保育风俗。此后便成为干亲，终身来往不断。
当年，封芝琴为大儿子请“干大”的目的也是这样。那是1947年5月的事儿，当时丈夫张柏要参军上前线，临走之前，这位万分珍爱妻子和儿子的汉子，把儿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抱着舍不得放下，他反反复复地安顿妻子封芝琴：“一定要请个解放军给娃当干大。”
封芝琴牢记张柏的话，在儿子快两周岁的时候，请叔公在当时驻悦乐的部队营房打听了好几天，终于为儿子找到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干大”，他名叫张宣，祖籍在四川，1938年入党，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到延安，在延安大学教书。他很早就从报上读过“刘巧儿”的事迹，延安组织文工队时，他还在《刘巧儿告状》的眉户戏中扮演了一个群众角色呢！他和许许多多的边区人民一样，特别熟悉“刘巧儿”的故事，更佩服一个弱女子为争取婚姻自由的决心与勇气。1947年3月初，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3月14日，延安大学师生疏散转移，在陕甘宁边区广大内线开展行军、战地服务等工作，为前线和后方承担着师生们力所能及的服务。5月，张宣带领一批学生，随解放大军到了陇东分区的华池县，分散工作在运粮队、后方医院和其他岗位。5月底，张宣到华池县悦乐乡的一个战俘营工作，协助营长管理战俘。就是在这匆忙的行军中，他有幸结识了“刘巧儿”原型封芝琴，而封芝琴也有幸为大儿子请到了“干大”。
一天封芝琴请她的叔公到战俘营去找张宣，张宣无不惊疑地问这位陌生人找自己有什么事儿。叔公说是为封捧儿的儿子找“干大”的，孩子马上就要两周岁了，他的父亲当兵去了，临走前叮咛要找一个“命大”的人做“干大”。张宣既高兴又惊奇地说：“为什么要选我呢？”
叔公道：“谁的命大？就数你们八路军命大，一定能保护这个小娃娃！”
张宣问：“封捧儿是不是那个向马锡五告过状的‘刘巧儿’”？
叔公说：“就是的！”
早就知道封捧儿事迹的张宣满心欢喜，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叔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请张宣第二天一定到封芝琴家去拴“干儿”，然后喜滋滋地回去了。
此时的张宣又喜又愁，喜的是自己即可见到解放区自由恋爱的女神了，并且还给她的孩子当“干爹”，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啊！愁的是自己不断行军，四处流动，拿什么去见自己的“干儿子”呢？他打听到，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干爹”要给“干儿”脖子上挂“长命锁”，而且这个锁锁应该是银子的。他到哪儿找这种礼物呢？那天晚上，张宣迫不及待地和同志们商量办礼物的事。可惜战友们都是和他一样转战千里、四处为家的人，哪里能找点值钱的物品呢？最后只好在一个战士妻子送给丈夫的“红裹肚”上，剪下一段大约一尺多长的红彩带，拿上去拴“干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