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巧儿团圆》原作是韩起祥口述，高敏夫整理的，现已失传。现在传存的是根据韩起祥口述，由延安曲艺馆的工作人员记录所成，个别字句可能与原作有差别，但据韩起祥本人说与原文没有多大的出入。解放后，韩起祥于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筹建了延安曲艺馆并任馆长。历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延安地区文联名誉主席等职，被誉为民间艺术家的一代典型。1960年7月23日，韩起祥出席第三次全国文化会议，他被安排站在前排再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文化大革命”中，延安曲艺馆群众组织整理了《打倒曲艺界北霸天》的材料，文中说：“《刘巧儿团圆》是1946年韩起祥伙同叛徒高敏夫，从三反分子袁静那里偷窃改编的大毒草，是韩起祥开始用说书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第一次大表演。……是射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一支大毒箭。”说韩起祥是“陕北曲艺界的大霸王、大阎王”。韩起祥为此受尽迫害。1989年8月6日韩起祥在延安病逝，终年74岁。
封芝琴婚姻案激发了一位禀赋江南灵秀的革命女青年的创作灵感。她第一次用刘巧儿的名字把封芝琴的故事搬上文艺舞台。她就是当时的陇东中学语文教员袁静。
提起袁静这个名字，喜爱或熟悉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的。袁静又名袁行规、袁行庄，祖籍江苏武进，1914年生于北京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大家庭。其祖母被清朝皇帝诰封为“一品夫人”，能诗文，善书画，通医学。其父袁励衡是银行家，其母亦为大家闺秀，擅长工笔花卉，善奏笛箫。袁静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追求进步和光明，如同当时的许多知识女性一样，成为封建家庭的叛逆，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辗转江苏、安徽、武汉、西安等地从事革命，1940年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参加延安秧歌队，编写秧歌剧。1944年创作秧歌剧《减租》，1943年与孔厥合作创作完成歌剧《蓝花花》，由延安中央乐团演出后，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和鼓励。1947年到冀中文协创作组工作，1949年与孔厥合作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曾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译成英、法、俄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轰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界，名噪新中国文坛。后担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等职。后期重点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年近8旬，宝刀不老，仍然笔耕不辍，喜描丹青，被誉为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其代表作品有《淮上人家》（被改编成电影）、《小黑马的故事》、《逃》、《芳芳和汤姆》、《众英雄和小捣蛋》等。1988年荣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大奖。2000年与世长辞，享年86岁。
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筹建陇东中学，定于9月1日开学，当时学校教师奇缺，便物色到袁静两口子身上。她认为自己是搞文艺创作的，创编的剧目颇受人们喜爱和欢迎，现在让她离开延安去教学，心里有些不乐意。但组织已经决定了，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于是于同年11月，和丈夫赵长远从延安来到设在陇东名城庆阳县城的陇东中学。赵长远又名赵梅生、赵作霖，1906年11月生于山西省平川县石城镇豆口村。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和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者。1932年任中共汾阳特委书记，在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做兵运工作，任吉鸿昌部教导团代理团长。1934年秋在北平因叛徒出卖被捕，由于未暴露身份，经营救保释出狱。1935年任河北省军委书记，参与组织了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到武汉，在董必武、王世英领导下做统战工作。1940年来到延安，是年11月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陇东中学副校长，校长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兼任，因此，由赵长远主持日常校务。袁静担任语文教员。当时，学校初创，一切都很简陋。在马文瑞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团结激励全体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确立学制，主持制定了《陇东中学简章（草案）》、《陇东中学办事细则（草案）》、《学生鉴定标准》等规章制度，陇东中学的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使这所新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袁静全力以赴支持丈夫的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她不仅教语文，担任班主任，同时代数学、生理卫生课，还要和师生一块开荒、种地，去子午岭打柴、背柴，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心里充满革命信念，加上年轻力壮，工作热情十分高涨。她发挥自己的文艺专长，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编排导演文艺节目，活跃和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当时有个同学叫刘远达，他生性活跃，是文艺活动的骨干。一次演出节目时，一出台说的两句台词是“头痛脑子乱，想吃两碗臊子面。”那活灵活现的滑稽模样和表情，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给袁静留下深刻影响，以后每当人们提起陇东中学，她仍然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有趣的一幕，满面风光，乐不可支。
袁静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创作激情丝毫未减。1943年封捧儿婚姻案发生时，她正好在陇东中学，这件近在身边的传奇事件让她激动不已。根据庆阳人民喜爱秦腔剧种这一特点，遂创作了现代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真实地再现了解放区女青年封芝琴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新思想、新风尚，同时赞扬了善于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公正严明、为民做主的“马青天”。此剧成功地塑造了刘巧儿舞台艺术形象，在当地演出后极富现实教育意义。她首次把生活中的封捧儿改称“刘巧儿”，此后不论是秦腔、曲艺、评剧，还是电影，一直沿用了这一名称，使“刘巧儿”在上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走红全国。
《刘巧儿告状》由当时的陇东剧团在庆阳排练首次演出后，又被延安保安处秧歌队以秦腔形式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刘巧儿告状》主要从文艺作品适合人民大众欣赏的角度出发，题材主线逐渐由专员判案转为追求新婚姻，人物主线逐渐由马锡五转为刘巧儿。一个由文艺工作者命名的、争取婚姻自主的人物“刘巧儿”深入人心。解放后的1950年，王雁在袁静《刘巧儿告状》的基础上，吸收韩起祥说书中的一些细节，改编为评剧《刘巧儿》，风靡一时。令人遗憾的是袁静的这个剧本现已失传，找不到原著。更为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长远同志积劳成疾，在延安中央医院治疗返校后，正在全神贯注投入工作之际，于1943年整风运动中因政治历史嫌疑被密捕，关押于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审查，1944年旧病复发，1945年含冤病逝，年仅37岁。噩耗传来，全校师生无不悲痛，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使当时充满激情的袁静黯然神伤。这一冤案直至1984年9月13日，才由中央组织部作了平反结论：“赵作霖同志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共产党员，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为党的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现决定解除他的政治嫌疑，恢复政治名誉，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其党籍，请山西省委组织部做好善后工作。”1986年8月110目，《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了顾卓新、王新三、袁静、袁君实、赵作为等同志《怀念赵梅生》的文章。1993年4月5日，中共长治市委在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赵长远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立了纪念碑。1993年5月，北京大学为该校83位革命烈士树立纪念碑，赵长远名列其中。1997年11月11日，他的家乡也为他立了纪念碑。
1949年，中国评剧院编排的现代戏《刘巧儿》，一上演就唱红大江南北。剧中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刘巧儿的生活状况，揭示了刘巧儿精神风貌。刘巧儿作为全剧的中心人物，民主革命时期反封建礼教的先锋，有着黄土地一样宽阔的胸怀和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的性格。在革命战争年代，她勤奋勇敢、思想进步、追求婚姻自主，敢于向封建思想斗争。扮演主角刘巧儿的是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她成功地塑造了陇东解放区新型女性的舞台形象。
新凤霞生于1927年，祖籍苏州，她的身世不明，生日不详，后来由热心的老舍先生为她定了腊月二十三的生日。她自幼被拐卖到天津，由贫民杨金山和老伴李玉珍收养，取名杨淑敏，小名杨小风，新凤霞是她的艺名。7岁跟堂姐杨金香学京剧，13岁拜邓砚臣为师改学评剧，主攻旦角，聪明好学，15岁即成为主演。20岁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1949年下半年从天津到北京，在天桥成盛轩演出了《刘巧儿团圆》、《小二黑结婚》、《祥林嫂》等新戏，引起社会关注。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1953年入中国评剧院。20世纪50年代形成评剧最大流派之一的新派。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除演出上述新戏外，还演过《艺海深仇》、《志愿军的未婚妻》、《会计姑娘》、《金沙江畔》、《牛郎织女》、《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乾坤带》。其中《刘巧儿》、《花为媒》分别于1956年和1964年摄制成影片。新凤霞幼年学习京剧，在咬字、演唱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又刻苦学习评剧前辈刘翠霞、爱莲君等人的唱腔，同时认真学习大鼓、梆子、坠子、琴书等演唱技巧，融会贯通，不断丰富充实自己，新凤霞与剧作家吴祖光结婚后，和音乐家盛家伦为邻，在发声技艺和音乐理论上，得到盛家伦的无私帮助，艺术造诣迅速提高。新凤霞本是个女高音，在盛家伦指导下又练出了圆润纯净的中低音，达到旋律华美，音区宽广，运腔自如的境界。她与音乐家合作，创作了不少新曲调，新板式，如“蜻蜒调”、“送子调”、“凡字大慢板”和“反调大慢板”等。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新派唱腔”，新派成为当前评剧流传最广的艺术流派，其唱腔特点是清新玲珑，尤以运用华彩流利的花腔——“疙瘩腔”著称。她与白玉霜被新中国的戏迷称誉为评剧皇后，历任北京成京凤鸣评剧团团长，首都实验评剧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居0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北京市青联常委，全国政协第六至八届政协委员。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荣获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97年获第十六届“亚洲最杰出艺人奖”。新凤霞是齐白石的徒弟和义女，刻苦学习画艺，深得大师真传。
1951年在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撮合下，由郭沫若证婚，新凤霞与戏剧家吴祖光结成连理，周恩来总理亲自宴请祝贺。夫妻恩爱，相濡以沫。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新凤霞受迫害左腿致残，加上患脑梗塞被误诊，造成左半身偏瘫，不能重返舞台，她以非凡毅力培养年轻演员，撰写回忆录。著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候》、《少年时》、《新凤霞说戏》等14部文学作品和两部唱腔选集。是中国戏曲界第一位多产女作家、女画家、教育家。她的弟子众多，如李红霞、谷文月、刘淑琴、戴月琴、刘秀荣等。
刘巧儿是评剧《刘巧儿》一剧的主角，为演好这一陕甘宁边区的新女性，新凤霞打算深入陇东体验生活，了解当地民俗风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于是她找了不少关于当时陇东的资料，研究解放区的历史。她善于博采众长，不断丰富自己，常常借鉴、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丰富提高自己的演技。她在评剧《刘巧儿》中的表演形神兼备、声情并茂、眉目含情、神采飞扬；她的念白音色纯正，吐字清晰；唱腔音域宽厚，字正腔圆，抑扬有致，刚柔兼济。动情处，婉转低沉，声声入微；激情时，连珠进发，高亢激昂，以高超的演技紧紧吸引观众，给人以欲愤即愤，欲泣即泣的美感。她演刘巧儿，从分析人物性格特色入手，形象准确，深浅有度，性格鲜明，惟妙惟肖，炉火纯青，加之生活气息浓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新凤霞伴随着“刘巧儿”这个名字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剧中的“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等唱段一时在大江南北、大街小巷不绝于耳。
评剧《刘巧儿》的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以能看到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为荣。
全国解放后，进入北京的毛泽东主席也十分喜欢听评剧。1950年春，毛主席在中南海观看由新凤霞领衔主演的《刘巧儿》，当刘巧儿在窑洞前摆着姿势正欲纺线时，只听舞台下欢声笑语响成一片，新凤霞一慌神，竟忘了本应唱的“刘巧儿生来手儿勤，织布纺线都认真”的词，只得有音无词地跟着音乐哼，直到第二句才接上词，一镇静，分明听清了“窑洞”外的喊声。原来舞台上的窑洞勾起了在延安居住了十三年窑洞的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们的美好回忆。戏毕，毛泽东主席登台接见演员时，对新凤霞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了，你这小鬼，演得不错，可是第一场头两句唱的是什么，我就没有听清楚。你唱戏是给人听的，要咬清每一个字，唱好每句调。”毛主席若有所思，接下来说：“婚姻乃人生大事，新中国一定要彻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使广大青年男女得到婚姻自由。”毛主席看得那么认真，评价那么中肯，使新凤霞十分惊异，获益匪浅。毛主席去世前一年，还在看电影《花为媒》、《刘巧儿》。周总理风趣地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老舍先生由衷赞誉“新凤霞是咱共和国的美女”。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一家大型剧院邀请新凤霞所在的中国评剧院演出。当时，评剧院领导安排了《志愿军未婚妻》这个新剧目，而且从外地调来了一位女演员和新凤霞共同担任女主角，由两人轮换演唱。可是上海的观众都要求看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否则，就不买票进场，为此僵持不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过问剧场领导：“你们为什么不演上海观众都期待看的《刘巧儿》？”责令剧团将《刘巧儿》一剧的一应服装、布景、道具立即送到上海，满足观众的要求。评剧院领导看到上海观众对此剧如此厚爱，欣然照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