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是根植于社会之中的，从事体育运动的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者和社会文化的载体。社会是体育得以产生的现实和根据，而自然的作用则是体育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自然的力量是对人的发展和改变的第一种力量。从而，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朴素的天人观。我们知道，生命体是由无机物演化而来，宇宙的进化、生命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比一个更高级的物质运动形态。在这里，生命的进化承先启后，它是宇宙进化的继续和发展，又是社会进化的前提。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前，对生物机体的改变完全借助于自然之手，依赖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生物适应能力的改进，在偶然和必然、遗传和变异、随机和非随机及生物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中，塑造着生物类型。人类社会产生以后，生命运动进入了以人为载体的高级的运动形态，这时对人体的改变又出现了第二种力量——社会的力量。人类开始了逐渐摆脱对自然的盲目顺从而进入支配自然的历史，同时也开始了改造自身的历史。然而人类却永远摆脱不了对自然的依赖，这不仅是由于改造自然本身即与自然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必须以自然的存在为永恒的前提，而且还必须以了解和掌握自然的本性、规律为前提。因此，我们不但要了解自然与人的关系，还必须懂得社会在以怎样的方式来改变和影响人，怎样规定和制约人的现实的发展。这样才能从自然一社会一体育的历史联系中揭示出体育过程并不同于生物进化的自然过程，而是通过人类社会对自然过程的积极扬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有目的、有意识地塑造人类自身的特殊实践活动，从而使我们对体育的研究具有全面性、历史性。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高，因为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社会。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人以自己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它自身的自然。这就是说，劳动对于人体具有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改变外部的自然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这是劳动的直接目的；二是改变“自身的自然”，这是劳动给人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于劳动是人通过工具与外界进行交换的物质过程，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它必然导致人的身体器官、功能和生理等结构发生改变，并具有十分明显的改变人体体质的客观效应。而这种效应的度是受特定的劳动方式所规定的，具体地说是同分工和劳动方式的不同有直接的客观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原始社会，它的分工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而且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产生的分工进一步扩大，社会结构也仅限于家庭的扩大，所以，生产实践形式极度贫乏，这种自然分工所带来的人体改变的差异和效应尚不明显。当社会进入古代公社所有制时期，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随着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在私有制社会里，分工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表面上看，人是完备的，但由于分工对人的体力、智力、劳动强度和动作方式均有不同要求，因而完备的人被分化成片面的人。对一部分人来说，劳动只需手或脚，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只有大脑或某一其他器官就可以在劳动中发挥其现实的作用。这样，在劳动中只是某一部分肌肉、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得到锻炼，而另一些人则处于退化状态。所有这些的不均衡性，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我们应当依据现实事例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因为社会结构往往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一定方式所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所从事的活动、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是在一定社会结构前提和条件下的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力求消除不合理的分工制度，但由于生产发展所导致的行业分工依然存在，就相近行业的“选择性”也因生产结构的“选择性”而不得不继续延续，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现实来孤立地封闭式地考察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
既然分工是一种客观事实，我们所关心的就是从体育的意义上来认识和研究分工对人的作用，即分析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实践活动与体育运动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正如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所有制形式来研究意识形态一样，我们不能离开自然来封闭地孤立地研究人与体育运动的关系，不能离开人的具体职业活动的特点来抽象地研究体育运动的功效价值和作用。由于分工带来了人体的片面发展性，体育运动对处于不同劳动过程中的人的价值和作用也就不同。因此，如果不对改变了人体的分工加以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我们就难以科学地论证体育对人的生命和有机体的价值，也就势必影响到增强全民族的体质这样一个国策问题。从逻辑角度看，体育运动的价值在于促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但体育既然是社会的体育，人既然是社会的人，脱离了社会结构来谈体育对人的发展，就会失去根基，就会毫无意义。因此，研究社会与人的矛盾在体育上的表现，一个非常现实的任务就是研究社会分工对人体的作用，同时，如何利用体育运动调节这种作用，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劳动方式在空间的延伸表现为分工的不断扩大、细密和复杂化，而在时间上的延伸上却是各种不同的劳动沿着一个共同的趋势和方向发展，这就是伴随着简单的手工工具到机械以至自动控制系统的工具革命，劳动的特点也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化。这种由原来主要依赖自身自然力的劳动向智力型劳动过渡和转变，必然对人体的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体力劳动的比重越来越小，智力劳动的量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劳动者的身心、体力和智力发展的失衡性，这种失衡状态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劳动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同人们对体育的需要、价值及体育观念的改变有着客观的直接的联系。我们讲体育现代化如果仅仅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进训练方法和手段等都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根据现实的劳动方式所带来人们对体育的具体需要、观念、价值取向的转移和改变来发展现代体育，以实现体育强国的愿望，并使其真正实现社会发展对体育的需要。
人类劳动和实践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通过人不断创造出更多更新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现实的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和手段，从而构成新的多层次的客观的社会力量来作用于人。使人的本质、特征以及人的品格力量表现为一个由贫乏向丰富、由片面向全面的发展的动态的、变化的历史过程。人类创造了多种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通过这些形式和活动来作用于社会和人自身。劳动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诸多社会活动形式作为客观的社会力量不但改变着人的身体，而且也改变着人的精神和人的本质。马克思说：“所以社会的人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他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因此，研究社会力量对人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又包括了人体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部属性，同时整个改造本身又表现为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从社会的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的综合意义上去研究和发展我们的体育事业，使其真正达到或者实现提高全民体质的战略目标。
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动机、能力、方式、内容和目的总是受具体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和规定，如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关系等等，其中经济关系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关系，这种物质关系同样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力量通过物质利益分配上的差异、物质手段的占有不同来客观地规定了社会中实现个人发展的轨迹，去从事活动，去改变自身以及赋予人不同的本质特性。不难看出，这种物质手段的占有限制着人的欲望，禁锢着人的发展，是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本身反而被他们的创造物所束缚，进而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说自然曾经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自发地改变着人的机体时，那么，人类历史则是通过社会的形式来继续着这一过程。很清楚，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解决人和社会的矛盾，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基础，如果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利用这种规律去创造合理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体育的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深入研究，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走向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这为人类自由无限的发展奏响了雄伟的乐章。当然。正如人类征服自然并成为自然的主人永远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中实现一样，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也始终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不是静止的，不是不变的抽象存在，而是一个连续始终的永恒过程。由人类活动构成的社会将始终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且衍生出新的力量来唤起人类征服它的热情和气概。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人类来说将是一种现实的肯定，包括对人的本质和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并由此将人类社会推向无限的时空并得以延伸。体育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发展。如果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力量对体育和人的作用、社会条件对体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理论基础，更不可能找到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去研究、认识体育和发展体育，因为离开了社会这个大系统，体育就根本没有存在的根据和可能。从体育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研究社会与人的矛盾，就是要研究体育的社会环境和体育的矛盾，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体育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握社会的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正确的体育理论基础，促使社会科学和训练手段的逐步完善，并使其真正体现出它的自然的社会性。
二、体育与经济
体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全部运动、变化和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任何历史时代的体育，都是由社会物质生活要求和它提供的可能决定的。体育从它产生时起，就同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适应和反映现存的生产方式。体育和经济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体育需要经济和体育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体育需要经济。“经济”一词，在应用时有多种含义：有时指经济基础，有时指经济活动，有时又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日常用语中，有时指节约或节省等。我们这里讲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泛指体育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
一般地说，体育是既受生产力制约，又受生产关系制约的一种增强人的体质的社会文化活动。
从生产力看，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是极为低下的，因而反映在体育内容上也是极为贫乏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物质技术条件，使体育进入了近代和现代的发展。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迅速发展，成为体育发达国家或世界体育强国。所以，从总体上讲发达国家的体育事业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事业水平较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希望成为世界体育强国是不可能的。据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赫迪·埃尔曼杰拉教授研究，能否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主要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奥运会上拿到奖牌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因素。据调查，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有80个国家和地区夺得了总分的96．1％，另外29个国家和地区占了总分的3．9％，有35个国家和地区一分也未得。在墨西哥奥运会上，30个国家得了总分的95．7％，22个国家得了总分的4．3％，其他57个国家一分未得。在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140个国家和地区中获奖牌的只有47个国家和地区，未获奖牌有93个国家和地区，而未获奖牌的绝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洛杉矶奥运会的奖牌主要为发达国家获得，在687块奖牌中，26个发达国家获597块，占87％，21个发展中国家获90块，占13％。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集团计算，发达国家平均每百万人获奖牌0．75块，发展中国家则平均每百万人获奖牌0．02块。这种现象反映了不同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反映了体育发展对社会经济的依赖性。
对体育发展与经济实力的关系应有辩证的理解。体育的发展必然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其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从总的方面来说，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但是，由于竞技体育的发展主要是直接受整个经济实力的制约，不像群众体育更多地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所以，某些国家经济水平并不算高，其竞技水平却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在近几届奥运会前十名中发展中国家就有五六个。如民主德国，是一个不到1700万人口的小国，其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和西欧许多发达国家，但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战胜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苏联的第2号体育强国，在第27届奥运会上依然取得了好的成绩，按人口比例计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超过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