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骨、木、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低下迫使我们的祖先为谋得生活资料而几乎花去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并主要靠自己身躯的各种自然器官、肢体和有限的智力来维持飘摇不定的生活。在以极其野蛮的方式与自然搏斗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生存，发展生产力作为一种客观要求被提了出来。这种发展一是通过工具的制造和改进，二是需要大大增强和提高人自身的生存能力，即需要有强劲攀援和投掷的手臂，有能追善逃的快腿和耐久、奔跑、负重、迁徙的能力等，这是获得生活资料和保障生存最必需的自然前提。我们祖先对人体自身的生存能力的提高，只能在历史规定的条件下和大量生产实践过程中，通过经验的认识加以提取、获得。在原始人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存在着改变人体自身的客观功效，经过长期的经常的反复，原始人逐步地通过经验直观朴素地认识到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功效和价值，并且把这些认识根据需要重新与实践结合，开始了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模仿来重视这些实践过程，作为提高和增强人类自身生存能力的手段和方式，并借以发展生产力和巩固培养氏族集团所需要的精神状态和品质。这种最初开始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以自身为对象来加以改造培养的实践活动，正是在原始社会中破土而出的体育的萌芽。
萌芽时期的体育，归根到底是受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所决定和制约的。人体文化的基本形式则是以身体动作来表情达意的生命本体的“舞”。人智初开之时，语言尚未形成，只有以身体活动来传递信息，进行有目的的活动。此时的人体动作便是未来进行体育活动的原始文化符号象征，也是舞蹈艺术的起源。原始人交流的语言、祭祀、狩猎、丰收、庆祝、求偶，都以动作来表达。新近发现的怒江岩画，“其中的几幅画与狩猎有关，在奇形怪状的条形文字中很明显的表现出持弓、弩射的人物形象”。“最为精彩的是，有几幅人与动物结合在一起的图。其一很像骑在马背上舞弄旌幡，其一很像倒立于马上”。（胡小明：《怒江岩画与原始体育》，《体育文史》1988年第4期）从考古这早期人类活动的“活化石”中，我们不难看出体育与文化的历史渊源。
奴隶社会的建立，拉开了人类文明史的序幕，金属工具的运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从而也为体育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由于生产方式、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变，人类社会对体育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人们对体育的需要已不再局限于像氏族社会那样从单纯的谋生的需要出发，而是进一步把人们所认识到的体育活动的功效价值与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阶级利益、生活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确定和形成对体育的广泛而又具体的需要，比如军事的、教育的、娱乐的需要等等，并且根据这种需要和社会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来发展体育，体育的运动形式也相对独立和日益丰富起来。拿古希腊而言，古希腊曾以体育竞技的发达享誉于世，然而，只要从当时希腊人所处的历史条件去考察就会发现，希腊人既不是天生需要体育，也不是希腊民族具有得天独厚的体育禀赋，而是当时希腊人所处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社会环境使他们对体育产生了强烈的需要并为满足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奴隶承担全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希腊统治集团能够从事专门的体育活动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希腊统治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决定了他们对体育有一种客观上的需要。以斯巴达为例，他们处在四面是被他们征服的充满仇恨的异族、土著人的一片田野上，为了保持对被征服者绝对统治和巩固自身的地位，只得完全实行军事化，而那时以肉搏为主的战争，必须依靠强壮的身体和娴熟搏斗技能才能取胜。这种“作战方式需要个人与肉体发挥极大的作用，所以，第一流的公民，连统治者在内，非成为出色的运动家不可”（丹纳《艺术哲学》）。’正因如此，体育才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需要而被希腊统治者提出和推广并使之在整个国家蔚然成风，体育因而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观赏体育竞赛亦成为人们享乐的重要方式，而肌肉发达、体格健壮的运动家也就成为希腊人眼中美的化身，这导致了以表现力量为主的人体雕塑的艺术之风兴起。从斯巴达历史可以看出，希腊人对体育的需要是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巩固其地位而产生的。同样，这种情况在许多民族中都能得到印证。在罗马文化中，体育竞技和体操表演是罗马人生活的主要部分。在中国特别是周朝，体育成为维护和巩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和教育内容，所谓“射礼政治”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进入封建社会，体育的发展较为缓慢，对于体育的需要还主要局限在统治阶级范围。体育的社会基础较为狭窄，农民阶级尽管在人身的依附关系和经济地位方面均较奴隶阶级有所改善，但对体育仍然难以有普遍的需要。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具体的生产劳动的特点和方式所约束。由于分工和交换仍不发达，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需要劳动者主要以手工形式从事个人赖以消费和生存的全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种劳动的特点和方式总的说来使劳动者在身心方面有较为全面平衡的发展，那种由劳动带来的人体片面畸形发展的状况并不显著。因此，劳动者难以对体育产生强烈的需要，即封建社会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体育的部分功效。二是受农民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生产关系的约束。在封建社会，农民较奴隶除了人身权利上有较大改善之外，还拥有一定的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农具、少量土地等。他们懂得，离开了生产资料，他们个人所具有的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得到发挥和承认的。生产资料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基本依据。这就决定了他们更注重和关心生产资料，而较少注重对自身的“投资”。这种状况同样限制了他们对于人体自身为对象的体育提出较强的需要。三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在欧洲表现为以神权否定人权，用宗教禁欲主义否定人的价值和享乐，在中国则以“义”非“利”，推崇禁欲，用严格的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约束人们的需要和追求。以上情况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特点使体育不可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也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需要，这就是体育之所以在封建社会得不到多大进展的主要原因。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把私有制社会形态推到顶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在总的方面人们对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都是前两个社会阶段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体育具有广泛的社会需要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带来的恶果之后，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它不是从抽象的伦理学出发，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把人片面畸形发展这一实质的批判和根本否定的基础上，反映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以及历史的必然性。在整个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任何需要都必然受到两方面的束缚，一是自然力的束缚，二是社会关系的束缚，因而需要的实现只能是少数人的垄断。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举的新型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把广大人民需要和利益从根本上统一起来了。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实现。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需要在整个体育发展历史中的巨大作用，正是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社会需要促使体育在原始社会萌芽，在私有制社会中形成和在内容、形式、规模、水平上得到大发展，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巨大程度的实现。正是这种不断丰富发展的社会需要，使体育从早期的增强生存能力发展到丰富、美化人们的生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建设两个文明的广阔的多层次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使体育从涓涓细流发展到今天波澜壮阔的局面。可以肯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前进，体育的社会需要必将提出更多更新的要求，推动体育朝着更加光辉的前景走去，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体育文化的特征
1.民族性
民族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面貌，风俗习惯、传统与道德、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等，构成民族文化的特征。因此，传统文化是以民族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它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及其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语言、宗教、精神、道德、艺术、民族气质的历史稳定性，构成了各种传统文化，标明了一种传统文化不同于另一种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各民族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体育文化方面不能不显示出差异，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特性。
共同语言，是人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为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了解和使用，具有极大的稳固性，表现出文化的形式，在体育的继承、发展和交流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体育作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需要把体育活动中各民族所使用的共同语言变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需要一整套在世界范围内被共同理解的体育术语。众所周知，目前众多的国际体育组织采用英语、法语、德语等作为工作语言，这正是有利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一种手段。
共同地域，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产并发生内部联系的空间条件。各民族的传统体育，就是在共同地域内形成的。中国自古有“南人善舟、北人善马”之说，是对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活动的概括。希腊半岛上盛行的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和在英伦三岛上兴起的近代户外运动，都表现出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传统体育从狭小的地域内放射性地迅速扩大范围，在各民族的密切交往中得到发展，使之逐渐国际化。
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其他特征的前提，也是传统体育各具特色的基本条件。游牧民族善骑，狩猎民族善射；北方民族喜溜冰滑雪，南方民族爱戏水划船，这些都是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项目。今天，社会正在完成由小生产走向大生产、由小经济走向大经济、由小科学走向大科学的伟大变革，各民族传统的小体育也正在走向全人类共同的大体育。体育围绕着时代所需要的共同经济生活发生着巨大变化，逐步走向国际化的道路。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的特点在精神面貌上的反映，也可以称为民族性格或共同心理状态。它具体表现于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与宗教活动中。传统文化对于体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于某一时代、民族或阶级的人们所共有的东西，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社会习俗之类，一经形成，就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变为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中国的民间体育活动，都是能够表现民族性格的传统体育项目，充分反映出传统文化体育带来的民族性。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要走向消亡的。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是民族的融合，各民族通过长期的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共同的劳动生活，各自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先进的成分为大家所接受，落后的东西被淘汰，通过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因素的积累，最终将使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有继承和发展价值的成分为全人类所接受，走向国际化。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通往世界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体育经验时，不可能完全摆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规定性而全盘搬来，也很难仅从形式上选取和移植一部分有用的知识体系。我们应该穿透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寻求和提炼人类体育的共同价值，使之在中国的条件下生根、发展；同时，在此前提下促进本国传统体育的相应发展。
2．国际化
体育不仅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而且在其历史发展中愈来愈具有全人类的特点，尤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强化，体育的国际化显得越来越明显。
体育成为人类创造和平与维护平等的一种手段。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世界体育运动，是在和平、友谊基础上进行平等竞争的积极的社会文化活动，它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相互学习、平等切磋创造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在人类社会追求和平与进步、反对战争与对抗的努力中发挥着广泛的现实作用。当然，在霸权主义嚣张、种族主义肆虐或意识形态对抗的形式下，这种民间性的国际交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治的干预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利用体育运动挑起事端、加剧对抗的事件比比皆是。如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爆发了一场所谓“足球战争”，表面看来由于比赛胜负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引起关系紧张，感情冲动，终于导致战争，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这场战争是两国之间长期仇怨的结果，那场球赛的胜负只不过为紧张关系的白热化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再如第20届奥运会上发生了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主义流血悲剧；前苏联为报复世界多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而促使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抵制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等等。这种冲突说明体育竞赛对于行为和体系关系的影响，往往是政治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运动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