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市委党校降鸿圣
现行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分割，土地制度下的农民权微，财税制度下的基层艰辛，是“三农”问题持久化的重要原因，对之进行改革，让农民当家作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和根本。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性
纵观近些年来有关农村改革的政策和舆论，不难看出，农村改革已成为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五个统筹”，其中，“城乡统筹”旨在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隔离政策和对“三农”的歧视性政策。2004年10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宣布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2008年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回顾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至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飞速，但农民仍占据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尽管国家统计局把1.2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都统计进城里，但按户籍统计的农村人口仍有9亿，占总人口的70%。这就使得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协调的现象日益加重。可以说，现在社会上很多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与这种不协调相关，如，农民工问题，教育不平衡问题，医疗医保问题等。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农村建设，但城乡差距还是在扩大，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在减少（现在约占国民总收入的35%左右）。同时，农民上访、群体事件以年递增17%的速度增加。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主要是城乡差距的拉大。如果我们能把以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社会的安定、和谐才有希望。近些年，中央对“三农”问题愈加重视，制定了一些好的政策，如，减免农业税，以工助农、以城带乡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保证和方向。
三、“三农”问题的焦点和难点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是，新农村建设不是仅靠这二十个字就能实现的，这只是一个目标，具体如何做？在此，回顾一下历史是有益的。新中国60年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凡是农民拥护的都是成功的。土改也好，土地承包制也好，凡是涉及提高农民利益的事情，就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如果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肯定会失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新农村建设，不难发现一个潜在问题：如果我们不统一改革，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让农民当家作主，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不会成功的。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有很多难点尚待解决。比如，1958年制定的户籍制度把城里人、农村人用一个户口划分开，这是今天农民工问题的根源。虽然在1985年讨论农村第二步改革时，就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除此之外，还有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土地流转问题、财税制度改革中的农业税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三农”问题的难点、焦点。
四、让农民当家作主是甘肃建设新农村的重点
自2005年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国家开始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各地从上到下也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积极的响应。其中，让农民当家作主，实现村民自治是甘肃建设新农村的重点。让农民当家作主，是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农村新的组织管理形式。在1982年公布的宪法第111条中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年，中央要求各地有计划地进行村民委员会的试点工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又对如何建立村委会，村委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等，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并于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3次会议正式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正式确定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及其框架，这标志着我国亿万农民从此走上了依法自治，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从此，以建立以村民委员会为标志的村民自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热烈而有序地开展起来。村民自治活动的出现和正式推行，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的生动体现。对于理顺群众情绪、解决群众纠纷、密切干群关系和调动农民积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