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富弼与张茂实同往辽国交换国书。这时又发生一件事情，当富弼行至乐寿时，忽然记起要看一下誓书中是否加了自己建议的三条，即：一，两界塘淀毋得开展；二，各不得无故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诸色人。这三条皆与辽国有约，万一书词不一致，岂非误了大事。当即拆开誓书一看，大吃一惊，果然未言三事。富弼又惊又怒，誓书皆为吕夷简故意所为，将来可将罪责推到自己身上。急驰至东京，奏仁宗道：“吕相这样做，不是要将臣致于死地。臣死不足惜，但不是误了大事吗？”仁宗急召吕夷简，问他所为为何？没想到吕夷简若无其事一般，直答道：“这是事情匆忙致误，改一下即可！”富弼声色俱厉，怒道：“吕相是故意为之！”一旁晏殊急道：“吕相决不会这样做的。”富弼怒道：“吕相乃奸诈，他竟然欺骗皇上！”仁宗无法，只得诏王拱辰重写了誓书，交与富弼。富弼当夜宿于学士院，第二日才行。
富弼与张茂实至辽国后，即见辽兴宗。兴宗选择了岁增金帛。但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富弼心思，“献”有曲膝之意，不可，便道：“‘献’乃下奉上之辞，非可用于此。宋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的道理？”兴宗道：“宋朝送厚币我朝，就是惧怕我朝，‘献’字又如何？”富弼道：“此言差矣，我陛下重惜生灵，故致币帛以代干戈，非惧辽国也。今陛下忽发此言，这是不想和好了？”兴宗道：“改为‘纳’字如何？”富弼道：“也不行。”兴宗道：“誓书带来了吗？”富弼即将誓书给了兴宗。兴宗道：“‘纳’字自古有之。”富弼道：“古时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那是有求于人，当时所写，有可能称‘献’或‘纳’。但是后来颉利为唐太宗所擒，难道还要用这样的礼节吗？”兴宗见富弼词色俱厉，猜想不能说服他，便道：“我自遣使再与你朝商议。”于是辽主留所许“岁增金帛二十万誓书”，让富弼先回宋朝。
后来，辽使耶律仁先、刘六符入宋，并将誓书带来。仍然要求议文书称“贡”。耶律仁先道：“昔时石晋报德辽国，割地以献，而周世宗却又夺了回去，辽国隐忍吞声，是非利害，灼然可见。望用‘贡’字。”宋朝坚决不答应，议论相持不决。最后，朝廷用晏殊的建议，用“纳”字代替了。至此，宋朝争端告一段落，就这样，富弼不畏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宋朝与辽国和议，消息传至西北边关，叶芝春陡闻宋朝又要向辽国岁纳金帛二十万，心中甚上愤慨。央央天朝大国，为何要向契丹纳帛，真是令人费解。范公见状，劝道：“皇上向来仁慈，只是不想发动战争而已。”芝春道：“皇上是为朝廷一些奸贼所蒙蔽，立国岂能卑躬屈膝，一味退让？让人得寸进尺。”范公道：“芝春不必动气，朝中之事，甚是复杂，非你我这辈所能解决。此次谈判，想那富弼大人尽力尽力，也算不辱使命，当朝又有几人有他那样的胆色？再说眼下宋朝正与夏贼交战，两面受敌，也对大宋不利。现在花些银两，平息干戈，也未尝不可。”芝春道：“富大人不辱使命，委实可敬，但我习武之人向来不这样看，当年澶渊之战，如能一举解决西夏，哪有现在这些事端？”范公道：“罢罢…即已成事，再说无益。眼下我倒担心李元昊会有什么打算。”芝春也不无担扰道：“是啊，宋向辽国增金帛，李元昊又不知打什么主意呢？”二人同看着远处的山峦不语，那里就是大顺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