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批判之六十
《道德经》第六十章云：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得了道的人，即便治理大国也如烹煎小鱼一样轻松。以道治国，鬼魅也不能作怪。也不是鬼魅作不了怪，而是即便作怪也不能伤人。鬼魅作怪不伤人，圣人以道治国也不伤人。两者都不伤人，人们的生活便因此而幸福了。
中国先是神人政治，如女娲、伏羲、帝俊、黄帝、颛顼等，都是灵魂的鬼魅和肉体的妖怪，先是人用来吓唬自然后来又成了统治者用来吓唬被统治者的神明。之所以有这样的变换，是因为自然无情，并不因为人将自己打扮成怪物就俯首；而被统治者虽然愚昧但却有感，可以被因聪明而狡猾的统治者欺瞒的缘故。但“捣鬼有术然而也有限”，所以就又有了圣人的政治，比如尧、舜、禹等。但在神人政治与圣人政治之间，也还有一个过渡期，就是圣人与神人的联合执政，或称之为狼狈为奸也可以，总之是老百姓还只能像猪狗一样“幸福”地活着。
鬼神是超自然的，所以靠不住。尧幽囚、舜野死和禹的家天下，说明了圣人也不可靠。于是就又有了所谓的文人政治。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一群人的统治者大多只是因为运气好，但也有的还要加上阴险和狡诈，也不排除还有的本是流氓、地痞和土匪的变种。文化对于他们大多也只是一种伪装，是可以随时可以穿上也可以脱去的衣服。如果他们年幼，便往往会有老师；如果他们年长，也仍然要有卿相。老师是为他们做衣服的裁缝，卿相是为他们穿衣服的仆役。二者有时还会由一人主演，如果是个无所不通的圣人是他运气好，如果是个无恶不作的鬼魅就是他的不幸了。前者没有太好的实例，后者却有二世胡亥遇到赵高来做典型。
做文人就要写文章，写文章就不仅要能短篇小品还要能长篇大论，这并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所以就又有了诗人政治。诗可长可短，既不须有多深刻的思想，又不需要多丰富的阅历，只凭一时之冲动胡诌就可以哗众取宠，将其拿来做个披风再方便不过了。但凡写诗的人又都有体会，即便是那凭着一时冲动的胡诌也并不容易。那一时的冲动正是所谓的灵感，那胡诌也正是对形象思维能力的考验，并不是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冲动起来或胡诌得出来的。于是就有了格律，写得好不好放在一边，只要按照那格式填进去，就不是诗也是诗了。再加上自己写不出还可以吟咏别人的，于是举国上下都诗起来，中国就成了诗之国。
诗的特点是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治大国如烹小鲜”亦属此类。将“大国”治理得如同“烹小鲜”一般轻松的古亦有之今亦有之，而尤以毛润之先生为最高。所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何等的潇洒，相比之下那“秦皇汉武”算得了什么？还有那“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重上井冈山》，那大不了就再来一回的革命精神是何等的狂狷，相比之下那“唐宗宋祖”又算得了什么？尤其是那“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的“莽昆仑”，不正如同是治天下如拼小菜么？相比之下那“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便是古往今来诗人政治的最高境界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回再有，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是可引以为为骄傲的。
圣人政治或许是不害人的，但其“使百姓为刍狗”也让人受不了。诗人政治害人不浅，但最害人的诗人政治却是连一碟小菜儿也不做的无为，李后主正是最好的例子。现在，诗正在与政治逐渐地脱离开，这对于政治或许是大幸，但对诗却可能是灾难。就如同没了格律诗便没有了框架，没了政治诗就要没了基础。诗已经这样存在太久了，要彻底地变一个样子就还不如从此消失的更好。否则，诗除了害人之外也就只剩下害己了。顾城和海子正是最好的例子。
更何况周树人也说过：好诗已被唐人写绝了，除非是比孙大圣更孙大圣，否则还是不写的好。宋人都已多余，我们岂不成了渣滓。孙大圣都不行，我们这些毛猴还能怎么样。好在有人说我们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人，还处在由猿向人的变化过程中，也许真正的好诗还要真正的人来写，而真正的人是连真正的政治也不需要的。还有人说终极的真理是以不伤害他人为主旨的，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也不要让我们再回到神圣合作的时代去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