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夏宏●黄斌
〇虽然你在写作中对身边的单位环境不关注，但对更大的社会环境非常关注，一种巨大的社会变迁被自觉为写作背景。你写过一首《日常之诗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很大的一个标题，写了租界什么的。
●那首诗比较能反映我思考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个人的回答。其实对日常单位的变化一样有感觉，比如以前是报社，慢慢成为集团；以前只有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慢慢有了董事长、总经理；集团慢慢成为公司，还要上市，一直在跟着时代变化。
你看古代的诗人，五斗米也可以吃饭，做大官也可以写诗，诗歌还是朝廷的主流的东西，还可以取仕，在当时的文化里它是很和谐的。现在，现代化之后，它就有了冲突。
个人以为，“五四”以后，我们在文化上断裂，西方的一整套东西基本改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出现革命话语。这是晚清至民国现代性进入中国的表现形式。后来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成功，这是第一次现代性的成功。到了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又是第二次现代性成功的开始。
小时候我在蒲圻新店镇，通过日常生活和中国传统发生联系，比如族群啊、民居啊，住的是三百年前、一百年前的老房子，日常生活里小到零食，大到家具，没有一件器物不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果，现代性只是墙上的标语而已，墙上写的是“人民公社好”，可墙的底子还是那种青砖。生活方式没变。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原来的农村不存在了，人都打工去了，哪里还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日常生活？农民卖了一篮鸡蛋之后，去买红桃K生血剂。现代工业完全摧毁了原来的日常生活。原来农村有节庆，端午划龙舟，春节舞龙灯，我记得七四年开始看到有人扎龙灯，被压抑的节庆娱乐在那时第一次反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性空隙之间。一个村几百号人玩脚盆鼓，沿着镇、县城走，把龙灯玩到你家里去，这都是九十年代以前的景观。九二年以后，大工业生产，商品化，一下子荡涤而过，现在哪还能看到打脚盆鼓了？
〇为什么更多地思考时代的、社会的变迁，直接去写它们，相对而言，更具体、更在身边的环境变化不去碰？
●这可能是一种狡黠，或者说策略吧。因为从个人来讲，你还是渴求从这样的变动里面获得利益的，你想，你的办公室变得宽一点，你住的房子更大点，有更大的桌子让你写字。不去碰触，有生存策略在里边。
〇觉得你诗歌的题材、风格、审美观有古典气息，或者说传统性。我以为你有一个针对性，就是针对前面提到的现代性来写作。
●形态还是现代汉语的，只是取向上相对偏重古典一点。
我有一种看法，七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性的最后一个门槛。七十年代以前，不管现代性如何介入，传统还是有迹可寻的，以后就都被破坏掉了，传统的宗祠里议事、节庆娱乐、民居啊，都没有了。
〇但是这些和你在武汉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小，但我可以去怀念它。在日常生活里我没有怎么去碰它，但是在文本里可以通过这样的范型去回答一些问题。我就在现代性的秩序里边，我用电脑，做网站，所在的集团还属于最早甩掉纸笔进入网络化的单位……我是把原来的日常生活方式放在与现代性相比较的层面来写。
〇但新诗又被叫作现代诗。
●所以我觉得新诗很值得怀疑。从审美的角度，我对现代性是比较抗拒的。诗歌还是要接上传统的气息，看有没有触发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就失败了呗。
〇我们小时候是在比较乡土的环境里成长的，你对现在的城市生活是否有外在的感觉？
●也没有。在城市里认识的人是很有限的，只有公共设施对自己是有效的，谁都可以去享用它，比如博物馆、艺术馆、电影院、商场，谁都可以进去，谁进去都是主人。没有必要拒斥城市生活，我不是写过《不要》吗，比如你不要总开车带着朋友去吃农家菜，这行为是值得怀疑的，很矫情了。
〇那么，过着城市生活，却去回忆乡镇的生活，不矫情吗？
●这个嫌疑是免不了的。但如果你是很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没有炫耀、装饰、表演的成分，那么首先它就有一种记录的功能，现在它确实消失了，这样的记录还是有价值的。然后你倾注一定的情感，它可能就有一种指向。在一个消费主义的年代，后现代的语境中，你这样去写，它体现了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群的方式，当时那个群体可以通过血缘组织起来的，可以通过民居、村落组织起来的。现在的组织方式不就是一些关键词了吗？比如说单位的效益，产品的销售量，现在的人通过数字来组织。以前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现在的参照和指向，至少是参照。
〇有没有竭力想挽回什么的意图在里面？
●那倒没有，最多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挽回不了的。
〇如果挽回不了，那么这样写就成了一种策略？
●也不是。比如说，以前我是个蒲圻人，现在是个武汉人……其实武汉在现在这样的架构里还是很弱势的，可以说是中部塌陷的地方，武汉人的文化认同从来就很少，有多少骄傲可言？
〇为什么你不回到自身来谈强势和弱势呢？为什么谈武汉和蒲圻，借助变化的地点来谈而不直接谈自己？
●可能我不是很有优越感的人。我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和我在蒲圻的差别其实不是很大，面对它，没有很疏异的感觉，也没有很亲近的感觉，只是我碰巧生活在这里。
〇是对武汉来说这样，还是对所有的地方？
●差不多都这样。我在新店的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你父亲在蒲圻，离这儿很远。当时我就想，蒲圻就是这个世界的边界了，除了新店，这个世界只剩下蒲圻了。我有这样的经历，父亲从蒲圻城来看我，他坐了火车，还给我带了七十年代那种很粗糙的俄式黑皮面包。当时吃到面包了，很牛啊，当时新店是没有面包的，火车上有卖的，火车是铁道部的，车上会生产这种前苏联面包。蒲圻是远方，我没有去过。后来读书，课本上写着，北京天安门庄严雄伟，课本上画着的，那是更远的远方。
〇诗歌中，你更多的是在回忆。
●我比较喜欢那个时候的认识，有局限的认识才是好玩的，虽然很不通情理，但是很有趣，我觉得比较美。
〇谈到城市、城市生活，某些负面的价值判断就出来了；谈到年少时的乡镇生活，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形象，就是农村人到城市来讨生活，基本上他们是属于被剥夺的阶层，需要被悲悯的对象。
●其实我没有把城市生活当作负面的东西，你看我不是写过《日常之诗……》吗？对于城市的底层……我们都是通过读书出来的，偶然地生活在这儿，不必由上至下地看他们。我们也接触到农民工，给我们装修房子、搬家具啊，肯定有触动，但是我很反对代言，你说你一感情冲动了就给他们代言，那很矫情。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不如只说自己。
前面我不是说过，在单位里不要成为一个“器”，你在单位里觉得不公平、不合理，而去告状；然后同样的，因为你有乡村背景，农民工为你搬了家具、修了水管，你就去同情他，为他代言。我以为这两方面都是不可取的，对这两方面都要保持警惕。当然，这里面个人参与了多少，这个问题我倒是要认真考虑的。你问我为什么不把个人的体验带到这个城市里来，而是过多地去回忆那些乡镇生活经验？这是个问题。我对城市生活有回应，但不多。
〇毕竟你是在都市化的生活中去回忆、去写年少时的乡镇生活。
●可能城市我写得不好。我写过在“钱柜”唱歌，在“神曲”喝酒，可比重很少。我不觉得外在于城市多少，也不内在于它多少，只不过人生如寄，不过如寄在城市而已。我没有有意去比较城市和乡村，相反我对城市还有种认同感，比如我老写到武昌府，写和女儿一起去昙华林，买酒啊，逛老街，其中就有一种认同意识。以前我们的蒲圻县，两汉的时候和武昌都是沙羡县，唐朝以后也属于老武昌府了，我总觉得蒲圻和武昌本来就是一个地方。
〇为什么面对现在，一下笔就向过往、消逝的时间概念转化，总是要把时间推到以前去呢？
●不知不觉就写到经验以后了，觉得现在的经验沉淀得还不够吧，一时还无法有热情地去描绘它。
〇对你写过去我有一个疑问，你能确信自己不去美化它吗？
●很有可能。美不美化是很主观的事情，主观性是避免不了的，这种美化我以后还是避免不了的。有可能以后会写在单位上夜班，以前我上夜班，天天喝酒，酒足以带来快乐。
〇为什么要去美化“过去”呢？是因为不能面对现实？
●现实的、现在的东西离经验近了，天天都在对付，你的手伸过去可以碰到，所以可以放一下。而远处的东西，你怎么抓也抓不着了。但还是有问题，我也反省过：你为什么老是写一些消逝了的七十年代的东西呢？如果它不死绝，我可能还对它放一马。
〇和你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看，好像怀旧有一种必然性。比如书法是一种正在走向消逝的艺术，从年轻一代来看，它的命运令人担忧，电脑教育普及了。
●书法的境遇看来比诗歌要好。比如大街上有店面存在，要写招牌，手写的比例还比较大；街面上，诗歌没有什么份额。
〇但诗歌可以转移啊，比如说流行歌曲就转移了很多诗性的东西。
●这才是真的问题所在。如果诗歌不跟大众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发生关系的话，它肯定垂死。
书法这样的东西，用商业话语来说，它是一个CI标志，如果被别人辨识为不同，它是本土的、中国的，和英格兰、德意志的是两码事，那可能还暗合了全球化的作为资本的策略，它可以和别的一起摆在博览会上，供人挑选。
如果我有敌人，那就是资本，它兴起，普遍化，它的整合能力太强。
〇乡土是用以抵抗全球化最有代表性的武器？
●可能是最靠得住的武器，就像长矛对大炮，打不过，但是最顺手。
〇你写的年少时生活的地方、人，基本上都是一种失败的结局。后来你在父亲住院、去世期间，还写了不少以生死之间为主题的诗。
●就是一种对失败的书写，对垂死的书写。明明知道父亲癌症骨转移，不治，但这个过程中必须去治。理智和行为还是有一定分裂的，情感也在介入。那段时间，我天天给他送饭，每天问他想吃什么，尽可能去满足他。然后说说谎言：你可能慢慢康复。但心知肚明。
〇是不是可以说你在写着挽歌式的东西？
●挽歌谈不上，那是西方的形式，中国的只是悼亡。其实我的感性不那么强烈，到父母双亡的时候，感情全来了。以前我也没有对中国文化这样思考过，但是父亲死了，这扇门关闭了。我就绕过他去追溯，通过文本去看一下屈原、陶渊明、杜甫，再去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以前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诗人一直可以写到死，意识到了之后，就得自己来承担了。
〇从你父亲去世后，你开始大块地回忆、大量地写蒲圻，那是要补救什么？
●以前认为父亲不可能死，现在这种“不可能性”已经出现了，以后可能更多，所以想尽可能地去记录一些东西。我对人比较敏感，对风景、爱情倒不敏感，写人比较多，那些人都很熟，人的活动一记叙下来，就是文。
〇父母的离去对你的写作发生了多大的影响？
●一种突然间中断的感觉，觉得人更加孤独了。以前，家是完整的。母亲是2000年去世的，当时感情上很难受，但还没有特别中断的感觉，因为父亲还在。父亲生病的时候，我的家庭条件好一些了，可以把他接到武汉来治，但是又治不好。整个过程我参与其中，直到送他走，对我的刺激比较大。中断之后，眼界放大了，开始对风俗、对人群敏感起来，以前好像视而不见，随时都存在的东西，没有特别的感觉。
父亲相当于我的导师，总是和我讲道理，把我带到他的文人朋友那里学习写诗，培养我写毛笔字。母亲给我的，更多是生活上的关爱。
〇你写了一首给父母上坟的诗，里面写到生覆盖了死。
●生，有它本然的恶。只要生长，就会去攫取。善，就像老人对孩子，要抚育，他要，我给。善到后来，越来越是无力的，爱也是无力的，没有条件的。死呢，没有办法被经验到……可以这样比喻一下，死就是无力的善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