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而谨慎地处理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统一战线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一大法宝。建设新中国，依然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全会指出，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应当“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无产阶级的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待遇上，要“一视同仁”。关于团结各界民主人士，毛泽东指出，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缓和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建国之初，我们从乡村到城市，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和文化团体、企事业单位。对这些单位中的大量知识分子，我们采取什么政策，至关重要。是要他们还是不要他们？是团结他们还是抛弃他们？是改造他们还是赶走他们？中央认为，不要爿}斥他们，不要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为新中国服务。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200多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同共产党相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使之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指出，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他主张缓进，主张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处理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当时，全国少数民族约有3000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务必谨慎地稳妥地进行。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关于土地改革的新政策
如前所述，七届三中全会是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召开作准备的一次中央全会。中央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要提交全国政协委员会审查讨论；刘少奇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因此，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的任务，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是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条件。道理很简单，全国90%以上人口在农村，农业人口超过4亿，当时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只有农业人口1.45亿（总人口约1.6亿），尚有约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3.1亿）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各地请求在当年（1950年）冬季实行土地改革的人口就有1亿多。正如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最后说的，这样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有秩序有步骤地有分别地去完成，“就为我们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在政治上将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政府就能达到从来未有的强大和巩固了。”
我党有关对富农经济的政策曾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的修改中，加写的一段文字，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说明：
“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4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也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10日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文告，任弼时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
而在建国后的这次土地改革中，对富农经济实行什么政策，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至关重大。党中央对此十分审慎。三中全会之前，毛泽东特电各地征询在对待富农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电报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关于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