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交方针“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的最显着特色之一，是何原因使中共中央作出了这一决策？毛泽东对斯大林又有那些不同看法？中苏两党初期的不和谐音对后来两党关系的发展有何重要影响？作为中苏结盟谈判的“先行使者”刘少奇，人们又是如何评价的？
1949年6月21日至8月14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会谈，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公开赴苏，谈判签定新中国与苏联结盟条约作了必要的准备。它不仅对5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的良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具有开拓意义。
一
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进行秘密接触的动议始于1948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和由此引起的国际格局变化的结果。
1947年12月，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形势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支援。”为了及时向苏联通报中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胜信念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构想，争取苏联的理解与支持，1948年4月，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去莫斯科的建议，以“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中国革命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也促使斯大林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战略。在中国解放战争爆发之初，他曾经预计中共力量不足以打败国民党。因为在他看来，中共的武器装备难以与国民党匹敌。形势发展的结果虽然与斯大林的预计大相径庭，但却更加有利于苏联。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崛起，不仅不会影响苏联既定的将中国作为它远东屏障的战略，而且还可以加强社会主义在亚洲的势力。所以，当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在1948年5月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曾经与斯大林约定在1948年12月底实现会晤，后因毛泽东忙于指挥解放战争未能成行。1949年1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代表联共（布）中央听取中共中央的要求和愿望。这一决定于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付诸实施，从此拉开了两党高层领导人直接接触的帷幕。虽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与米高扬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但是由于斯大林授予米高扬的权力有限，正如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所说：我是代表斯大林“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回国后向他汇报，任何事情都由斯大林决定。”因此，对于中共来说，这次接触除了得到苏方同意提供3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来华工作的许诺之外，没有取得其他具体或实质成果。有鉴于此，在米高扬即将结束访问之际，毛泽东告诉他，过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将向莫斯科派一个专门的代表团，拟与苏联签定贷款协议及讨论事态飞速发展中产生的其他问题。”
1949年5月，中共中央秘密访苏代表团正式组成。代表团的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要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和已被中共中央内定为新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
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时派团秘密访苏，适应了以下几个迫切需要：
第一，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稳固立足于世界的需要。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全面展开新中国建国工作。开国前夕，预先取得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的承诺，对于新中国政府能否立即取得合法国际地位至关重要。
第二，探究实现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可能性的需要。1948年4月毛泽东首倡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进行对话以后，通过不断往来的电报和米高扬访华，双方虽然基本表明了愿意深入发展关系的意向，但是，要实现中共关于“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愿望，尚需就若干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尤其需要了解苏联关于与新中国结盟的想法，并力争取得共识。
第三，为力争实现新中国与苏联结盟而化解两党历史恩怨的需要。纵观中苏两党关系史，在争取未来两国结盟的道路上，有利因素是主流，但不利因素亦不可轻视。所谓不利因素，即两党两国历史上的若干恩怨。具体说，就是在中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国际两度支持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既支持中国革命，又对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缺乏信心，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政府身上；既寻求与蒋介石政府发展关系，把苏联的战略利益部分地寄托在中国，以制约美英在华势力，又无视中国的民族利益，对中国谋求领土权益等等。
第四，为实现新中国的迅速崛起而争取苏联及时提供鼎力经济援助的需要。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对于执政后所面对的严峻经济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争取必要的外援，对于尽快提高国力、实现中华民族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理想是必不可少的。
二
中央确定由刘少奇率团秘密出访苏联的时候，他正受中共中央委托，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天津视察和指导工作。5月11日刘少奇奉召提前回到北平，立即投入出国准备。他首先召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王稼祥、邓力群和另外几位同志，组成准备工作班子，继而着手两项工作：一是由王稼祥负责，组织邓力群等起草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建设的文件；二是刘少奇亲自找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东北局等部门汇报工作，了解到苏联要解决的问题。
代表团于6月21日从北平出发，26日抵达莫斯科。6月27日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同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联共（布）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行第一次会谈，双方开门见山，直接谈判贷款、专家等具体问题。在会后总结会谈情况时，王稼祥提议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以使下一步会谈有所遵循，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不致于遗漏；同时使苏联方面对中国问题有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为此，刘少奇于7月2日致电毛泽东，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毛泽东于7月3日回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于是，刘少奇以中共代表团主任名义于7月4日和7月6日分别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和一封信，详细通报了中共代表团拟与苏方商谈的问题。
斯大林收到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信以后，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在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上竟作了24个批注，其中有十四处注有“对！”或“好！”字。
此外，他还在一些有疑问或需要苏联表态的地方，写了批语。在此基础上，7月11日、27日双方又进行了两次同级别会谈。
7月15日至26日、30日代表团分别同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外交部等中央机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并到有关工厂企业、集体农庄进行实地参观学习。此外，刘少奇还单独会晤一次斯大林；同马林科夫就党务问题进行一次专门座谈。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热情接待，从政治会谈到生活起居的安排都是高规格的，这不仅为顺利完成谈判创造了良好气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对发展与新中国友好关系的重视。
刘少奇的苏联之行取得5个实质性成果：
第一，书面报告系统介绍中国革命战争形势和新中国建国构想，使苏联对新中国建设大政方针有了全面了解，并给予充分肯定。
关于战争形势，书面报告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除开军事上的胜利而外，我们在政治上也已取得完全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面，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构想，书面报告从六个方面介绍：
（一）建国时间：“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二）新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新中国的政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四）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而“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五）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报告特别指出那种认为“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六）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外交原则：“（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希望苏联能在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之前率先承认新中国。
其次，关于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的处理：（1）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控制权；（2）没收、限制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3）停止帝国主义在华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的出版和活动；（4）不再继续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医院，已有的暂缓停业，待新中国有力接收时予以接收；（5）对帝国主义的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依法活动，另一方面经教民同意，没收其进行反动宗教宣传的教会和教堂土地；（6）没收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
再次，关于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问题的几种设想与可能：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新中国；第二种是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一些束缚新中国手脚的条件为其承认的代价；第三种是新中国积极争取他们承认；第四种是新中国主动等一等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第五种是如果帝国主义承认新中国政府，中国就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斯大林对于上述新中国建设大政方针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全面肯定，他不仅在书面报告的有关地方批注了“对！”而且在会谈时，特别详细阐述了新中国采取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府、暂不扩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策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并就如何利用外交手段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合作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从而使中苏两党在新中国建国方略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为实现结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刘少奇与斯大林分别说明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认识，斯大林不仅承认苏联过去曾经干扰过中国革命，而且欣然作出率先承认新中国的承诺，从而为新中国在一开国就能够取得合法国际地位争取到强大的国际支持。
刘少奇在与斯大林会谈时，特别阐述了中国革命取得无可辩驳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与国民党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他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后来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我们遭受了很大的失败，上了很大的当。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就是清醒的，在合作开始时，我们就开始准备蒋介石叛变时如何对付他。在抗日期间，我们一直准备了八年，在此期间蒋介石也准备消灭共产党。所以在抗日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他还说：1945年8月因为毛泽东果断决定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而使中共在当时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当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共愤而决定推翻国民党、彻底打倒蒋介石时，没有一个人说中共那样作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