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1——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期间，江西是太平军向清朝政府，进行猛烈冲击的重要地区。地处这个冲击带的鄱阳，自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至公元1863年同治二年的十年间，同样未能幸免战争的洗礼。太平军先后出入鄱阳县城十次。石门街、肖家岭、漳田渡等鄱北一带，成了寸土必争的地区。左宗棠、鲍超等清朝名将，石达开、韦昌辉、罗大纲等太平军着名将领，也都参加过鄱阳境内的战役。而攻陷、收复鄱阳县城的拉锯战，更是屡屡不止。较大规模并给鄱阳造成重创的，是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开始，太平军围攻南昌，鄱阳知县沈衍庆，奉檄率领兵勇救援，鄱阳县的事务，调乐平知县李仁元代处理。当时虽值七月，但涨着大水。沈衍庆前脚刚走，随后谣言四起，风声鹤唳，说太平军已经由湖口分兵夺取饶州。于是，沈衍庆星夜赶回鄱阳。这个时候，太平军果然已从水路，由鄱阳湖直奔而来。为了抵抗太平军，知府胡正仁防堵西门，知县沈衍庆防堵高门，代县事李仁元防堵东门。不想太平军由北门凫水攻城。七月十四日，鄱阳终于失守，沈衍庆、李仁元战死。不久，知府胡正仁招募一批新兵将鄱阳收复，这是第一次。以后又有咸丰五年正月初四，清总兵赵如胜进攻都昌，驻守的太平军失败，退回到鄱阳防守。二十一日，太平军由建德起兵再次攻陷鄱阳；二月初二，太平军尚书侯陈等，由都昌突破漳田渡防线进驻鄱阳；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一、三月十一、六月二十五、先后三次进而复出；咸丰十一年二月，又有另外一股太平军，经由古县渡入驻鄱阳等等。
太平军的多次光顾，不仅给清朝的饶州府，与鄱阳县地方政府带来重创，同时也使鄱阳不少文物古迹，遭受了灭顶之灾。据旧《县志》记载，鄱阳主要几大禅林：永福寺、永福寺钟楼、芝山寺、南天王寺、浮舟寺、荐福寺等，都毁于太平军。尤其婉惜的是梁朝建造、座落在团林境内的华严寺。此外还有上谕亭、府文庙、县文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土地祠、药王庙、张王庙、康王庙、巡官庙、都昌会馆、青阳会馆等，也都在咸丰三年，被到太平军放火烧毁。据《鄱阳县志》民国稿载：“咸丰癸丑以后，太平军争夺县城，进出十次，其破坏尤为强烈”。鄱阳脱胎漆器老字号“张洪顺”创始人张宗琳，因为在漆器店学徒，替老板看店，遭太平军杀致脚残的；受太平军伤害当然不止是张宗琳，所以人们称太平军为“长毛”，可能太平军当时给人们的伤害太大了吧，否则人们不会对他们有此贬责。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寺庙及古建筑，多半都是后来重建的：永福寺是同治四年的建筑，规模已经小了不少；浮舟寺为同治六年、荐福寺为同治七年、文庙为同治十一年的重建，芝山寺、南天王寺也都是同治、光绪及以后的建筑。
庚子教案是指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鄱阳发生的火烧天主堂事件。我们知道，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崇奉耶稣为教世主，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后来分裂为罗马公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称作的天主教、正教也称东正教、新教我们中国人叫它为基督教或耶稣教。
基督教传入江西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神父利窦玛，他从广州岭南，沿赣江北上到了南昌进行传教活动。清朝以后，外国传教士进入江西的人数增多。到鄱阳最早见史料记载的传教士，是法国的特雷科莱，他是公元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来到鄱阳的。在鄱阳长达十多年间，完成了《中国陶瓷史》一书的写作。此后，随着外国人的传教活动不断扩大，特别经过是鸦片战争，一批传教士借着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肆意进行文化侵略，欺压中国人民，窃取各种情报，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同治、光绪年间，江西各府县天主、耶稣两教，华式、洋式教堂三百多座。鄱阳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有外国传教士在三条巷边购买民地，建造了第一座教堂，咸丰三年此教堂叫太平军一把火烧掉。当时，江西境内有不少府县的外国传教士，吸收恶劣本地人为信徒，组织教会团体，不但进行有活动场所的传教，而且有的盗买土地，勒索钱财，包庇不法教民，欺压百姓，侵犯人民利益，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教纠纷”，以致引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压迫的教案。
鄱阳教案是这样发生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有批新招募的江南自强军兵勇，过境鄱阳。这批驻扎在北门外关帝庙的新兵，多是山东籍，纪律松弛，自由散慢，地方对他们无法管束。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这些无所事事的新兵，拥至景德寺芦圣巷的天主堂，一把火将1890年建造的新教堂引燃，大火很快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围观群众，人们本来对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不满，一见当兵的烧了天主堂，大家拍手称快，大声叫好。这时只吓坏了县太爷陈祥燕，他赶紧将自己的官轿，让给神甫陶文膳，自己则跟在轿后保护着一路小跑。老百姓看见自己的父母官受此侮辱，更加义愤填膺，怒火中烧。职业道士杨连洪，手捡一块大石头，对着陶文膳就砸，结果把陶神甫的头打破。陈知县一看事情不妙，一边左拱右揖求大家息怒，一边急忙把洋神甫送走，并由县衙派役星夜送往九江养伤。有人奇怪，县太爷为什么对洋神甫卑躬屈膝？原来就在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之后不久，江西总督江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俩人，曾联合与洋人签订保护教堂的公约，并以最快的速度下达到府县，严令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加强保护教堂。
县城天主堂焚烧不久，周边乡的天主堂，如四十里街、团林胡家桥的天主堂，也随即遭到付之一矩的命运。这还不算，有些教民的住宅被人拆毁。更有不少强迫入教的老百姓，自动声明脱离教会。那些死心踏地追随洋教的人，一看势头不对，便躲到九江去了。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已经被帝国主义洋枪洋炮吓破了胆的清朝上层官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按照江李与洋人签订的公约，知县陈祥燕当即去任；
击破神甫头的杨连洪被官府揖拿，不久释放；地方士绅有武生占丹桂、附生周南、附贡曹化龙等五人，判处五年徒刑。占丹桂、周南羁押南昌候审约两年；由县里购买旧盐仓地皮赔偿天主堂损失，天主堂于是从景德寺，移到了大巷口东湖边。光绪二十七年又规定，凡闹教案的地方，一律停止文武乡试五年。这些所谓的处理，除陈祥燕去职、占、周南昌侯审、买地皮赔偿之外，其余皆不了了之。然而，倚仗外国势力的无赖教徒却没有善罢，经常寻衅闹事，凶焰毕露，接陈祥燕后的两任县官，前一位奈何不得，不敢处理；后一位果敢执法，总算让这件折腾了几年的教案，终于平静了下来。
这两件鄱阳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对后代的影响还是较大。前者让我们失去了不少文物古迹，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物质文化损失；后者产生的精神污垢，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良风优俗受到污染。
从蒋士铨的《竹枝词》看清初的鄱阳
稍稍熟悉鄱阳历史掌故的人都知道，清乾隆年间的才子蒋士铨，因为一度在鄱阳住过，对鄱阳的景物比较熟悉，曾经写下不少，有关咏诵鄱阳景物的诗篇。然而，其中有十一首《竹枝词》，虽属于上面所说的之列，却引起鄱阳当时，及后来人的非议。蒋的《竹枝词》是这样写的：
一、小巷乌衣旧姓王，翰林门第比金张。今人喜说前朝盛，十八坊前剩几坊。
二、灵芝门是旧官门，秋草寒烟泣艳魂。王府山头菜花满，人家寥落似孤村。
三、山头灵芝不重生，止水亭荒面面春。寒食纷纷踏青去，了无麦饭寄孤臣。
四、大龙桥下水迢迢，小龙桥畔柳萧萧。不及门前月波好。几家移居会龙桥。
五、接官亭下系浮艄，方物传来一水遥。满载冰瓷夸大贾，青花样子是官窑。
六、板桥风雨画桥烟，系虎桥头墓碣悬。不解陶公一抔土，残碑三郡草芊芊。
七、湖堤明月罢弹筝，春水桃花不进城。岁岁祓除思太守，年王庙里纸钱轻。
八、水阁窗明背讲堂，里湖花暖睡鸳鸯。范家堤剩黄茅屋，更有谁家治冶郎。
九、浮舟寺下丽人行，荐福寺前春水深。几队红妆一声桨，小舟摇到伴鸥亭。
十、帆樯一字估舟排，正午开头尚未开。日暮新桥箫鼓佛，张王庙里赛神来。
十一、侬影孤于双港塔，郎身远似喻坊船。三十六湾团团转，湾湾相望不团圆。
初浅地看这十一首词，每首都是写景咏怀之作，如果仔细品味，蒋词流露的似是讥讽不屑之意。为此，蒋士铨的《竹枝词》在坊间传开后，本县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到愤懑，认为蒋是因为想在府治地落籍入学，条件不够遭到拒绝后，怀恨泄愤的戏说之作。不过，在今天的我看来，倒是研究乾隆之初鄱阳概貌的好资料。
这十一首词，每首都有鄱阳的地名和景观，从描述的景物看，不仅物是人非，而且让人有了“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感觉。如果我们冷静而理性地对蒋词细细品味，我想进入大清王朝之后，鄱阳不仅在面貌上发生了变化，在思想观念、文化取向上，也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不信，我们可以就蒋的词意，来分析比较一下当时的景况。首先，我们看看第一首词中的“十八坊前剩几坊”。关于“十八坊”，朱贵安先生有过考证，对于它现在的存名，我很同意朱先生《十八坊地名由来初考》一文后面的观点，与行政建置有点关连。不过，我个人还有一种感觉，此名的流传，同样包含了文字与口语误会的因素，即读音之讹造成，硕辅坊——十八坊，后面我还会谈及我这种感觉的依据。至于蒋士铨诗中的“十八坊”，我认为不是单指，不是指澹湖小学所在地的十八坊，而是泛指，指整个鄱阳。我们知道，坊是古代市场管理制度的产物，把都市分为住宅区——里或坊与商业区——市。这种建置，历史较为久远，至少在唐朝便出现了士与民按坊居住，并以此作为行政编制。当时，每个居民聚居点，都要建造一座牌楼式的坊门，并拟定坊名，如同现在的居委会。牌坊则不同，牌坊是怎样建造的？我们知道，古人树立牌坊是为了表旌，按现代说法就就是建丰碑，之中既有朝廷直接表彰的，也有地方出资、甚至是本家族集资建造的。但有一点，都必须得到较高一级官方的批准。鄱阳全县旧有牌坊共119处，其中鄱阳镇地区105处，其分布情况，按方位：东隅18座；南隅22座；西隅38座；北隅8座。此外，永平关，也就是东门口以东又有6座，东北关，也就是现在的北关有13座。分布在农村另有14座。而作为行政建置命名的牌坊只有魁辅坊、延宾坊、硕辅坊、忠考坊、礼逊坊、光俗坊。根据历代县志所载，这1百多处牌坊，几乎都是明朝或以前建造的。由此可见，“十八坊前剩几坊”，无疑是指显赫事件已经减少。
蒋的第二首词重点写了王府山，从词中不难看出，昔日的淮靖王府，虽然已经改建成府学。但规模布局，在当时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即使因雍正皇帝初年，受到清世宗厚爱、官至国子监祭酒的王传，曾在王府山东侧建过的“福字厅”，也因为王传的过世，失去了当年的光泽，所以这块地方仍是一派荒凉。至于后面的多首，更让人看出了，时局给鄱阳带来的巨大变化：因为商品经济观念的影响，鄱阳人商业思想更加成熟，人们更多地选择临江而居，以商为业，如词中所说，“不及门前月波好”、“满载冰瓷夸大贾”、“年王庙里纸钱轻”、“几队红妆一声桨”等这些描写，点明了乾隆初期的鄱阳，不只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战争和朝代更迭带来的满目疮痍与衰败，并未得到完全恢复，城内的格局与前朝已大相径庭，而且更多地还是，文化心态上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在传统思想较重，又有成见的文人眼中，不但今非昔比，甚至是“世风日下”了。蒋士铨一改以往的以褒为主，而是褒贬结合，我想除了有“怨气”之外，恐怕更多地还是因对“风气”蜕变的不解。这完全是观念的碰撞，是新旧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的廻然差异。可以说，蒋士铨对鄱阳是有感情的，他曾写有一首《将归鄱阳》的七言诗：
诗卖明时说养亲，空斋仰屋惜劳身。栈中偶恋三升豆，面上新添一脸尘。
拜月归调娇女笑，弹琴待看鬓丝春。忍饥毕竟还家好，莫作天涯旅食人。
将士铨在诗中将鄱阳视作故里的眷恋之情，时至今日我们读起来仍感到亲切。此外，他还写过《东湖晚归》、《荐福寺》、《秋日过浮舟寺》、《谒张睢阳庙二首》以及长诗《番君庙》、《止水亭》等。他父亲蒋坚也有对鄱阳的咏唱，如《故准宫》：“鸡犬可曾到上头，凄凉也似小山秋。宫门尽掩人锄菜，雪洞昏黄客饭牛。一种空钗埋恨骨，百年草屋变荒丘。神仙富贵原难并，莫如刘安较去留”，一派看清世态炎凉的感慨。
蒋士铨，字心余，又字苕生，号清容居士，晚年号定甫，戏曲家，铅山永平镇人。公元1725年清雍正三年生于南昌。蒋士铨出生的时候，正逢电闪雷呜，因此乳名“雷鸣”。其实，蒋士铨并不姓蒋，他祖父姓钱，祖籍浙江湖州府长兴县，今湖州市长兴县九里泷庵画溪头人。明末时他祖父钱承荣9岁，因避兵乱与家人失散，随人辗转流落铅山县永平镇，被40岁还没有儿子的邑长蒋某收为子嗣，从此改钱姓蒋。蒋士铨出生时，家境清寒，父亲外出谋生，母亲钟氏便带他寄居外祖家。这人天赋很高，3岁开始识字，4岁读诗词经史，11岁跟随父母游历燕、秦、赵、魏、齐、梁、吴、楚等地名山大川，因而开阔了心胸眼界。蒋士铨大约在随父漫游后这段时间，随母亲钟氏卜居鄱阳凤池桥的罗家圹。可能因为父亲身世的缘故，出身歧视使蒋母，萌生了让儿子来鄱阳就读的念头。那时，钟氏考虑鄱阳为府治所在的大县，生员名额较多，想借籍入学。然而，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的鄱阳乡绅，当然会予以拒绝，于是21岁的蒋士铨在南昌与张氏成婚后的第二年，随父回了铅山。这时，恰逢金德瑛按郡督学，蒋士铨应古学试，接着应正试，榜出名列第一。复试时，金德瑛询问士铨的家世、游迹和古文词之所师承，士铨一一回答。金德瑛很满意，对他的试卷给了这样的评语：“喧啾百鸟群，见此孤凤凰。将来未可限量也。”从此士铨从学金德瑛门下，30岁试内阁中书，钦取第四名；32岁殿试二甲十二名，朝考钦取第一，赐进士出身，人庶常馆，38岁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第二年任《续文献通考》纂修。53岁时，因乾隆帝在赐彭元瑞的诗中，有“江右两名士”之句，并注云：“其一蒋士铨”，蒋士铨感恩，再度出山。57岁任国史馆纂修官，专修《开国方略》，计十四卷。59岁时蒋士铨得风痹之疾，“二竖忽相厄，末疾医莫瘳。右体从此废，语言为伊嘎”，于是回南昌。60岁“病废家居，右半体枯，左手作字，横斜入古”。三月，袁枚来访。临别时，蒋士铨嘱袁枚为他作墓志铭，并要袁为他的诗集作序。公元1785年乾隆五十年，蒋士铨病逝于南昌藏园，终年61岁。有《忠雅堂全集》等传世。
《此君轩》碑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