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昨晚由北平来沪。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
上午在中行处理公务，在公文中亦可以看出环境之艰困，此时此地，必须沉着，否则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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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XX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XX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处此境地，一不小心，就会惨败而不可收拾。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住气。有若干的干部，心理已开始动摇，这是如何可虑。早晨写信禀告父亲关于上海之近况．并提供改进经管之意见。上午除解决煤粮等问题外，召开检查委员会例会，各方面的报告，都是一些坏消息，尤其是黑市日多，不可不加注意。下午参加戡建总队阵亡同志追悼会，内心沉痛万分，人家死都可以死，那我们后死的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下午与愈总裁商讨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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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处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不进则退，不成则败，最要紧的还是要镇定，要忍耐。
今天是父亲的寿诞，本拟赴京祝寿，但父已于日前北上。此时此地，祝父之寿，内心甚有所感。晚间在寓所为父祝寿，并宴请友好二十余人。宴毕即赴沪西医院访妻，尚未生产。今展到中行办公之前，在黄浦岸散步，看见人民之穷苦，心中有深感矣。九时召开会报，检讨目前之管制工作。
十时召开京沪沪杭二线检查小组会报。刘攻芸来说翁XX对于上海问题，非常忧虑，且有放弃限价之意。危矣！
为了安定人心，决定发表“敬向人民进一言”，在其中说明为什么要维持限价的理由。倘使让价格放任不管制。则“方便的是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早晨处理公务完毕后，往访李立侠，谈了将近一小时，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步行至渔管处访君迈，一边散步，一边看市况，倒很有意思。下午到江湾戡建队干部训练班点名讲话。晚上在江梁家中吃饭，今天内心烦闷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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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环境，是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困难了。昌焕兄由京来申，谈及政治问题。今天的处境，是相当的艰苦，不是让步就是猛进，恐怕除了第二条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同时见难而退，不是我的个性。
我们今天办理繁重工作，必须忍耐。
XX方面的人以及报纸．已开始攻击我了．这都是意料中的事，如此政治，如何不乱。
今天照常在中行办公，并接见客人，深感环境日趋恶化，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两种力量，已经联合在一起了。今天是处在进退两难之间。下午参加市政府所召集的配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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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
限价已经开放，七十天来的努力，已一笔勾销。回想起来，真是惶恐万分。今日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而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
但是决不放弃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张。这个文告，结束了“上海工作”。下午召集重要干部二干人说明自己的态度，并指出决不挂白旗，而且要继续努力。以目前形势来看似乎应当作大打算了。下午在医院陪妻，心绪甚乱。
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镛李立侠辞行。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过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中午到达杭州，见文、章两儿，得叙天伦之乐，下午游虎跑，晚在楼外楼宴客。
康生杀人灭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并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
文件：一封由康生亲笔签名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令是针对一位七十九岁、被关押了近二十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公安部代表还传达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对其进行“封嘴”，防止他“信口胡言”。
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且可能动粗好让他闭嘴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因此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在他回监室的路上从身后开了两枪，就这样，卢福坦被“枪决”了。
那么，这卢福坦到底是谁？当时的“文革”红人康生又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卢福坦，一八九一年出生于山东泰安，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经中央代表提名，他意外地被推选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山东半岛，农村武装暴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特别是鲁西北地区阳谷县的坡里暴动引起了很大反响。卢福坦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声誉由此也大大提高。
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从此进入高层领导圈。
一九二八年冬至次年一月间，山东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的王复元及其兄王复章相继叛变，致使山东党组织遭到重创，为安全起见，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所有在山东的与叛徒有过联系的省委成员和其他党员立即调离山东。卢福坦也接到通知，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不料，他刚踏上火车，便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幸好，那里特务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一般性的审讯之后，便在一九三。年初以证据不足的理由将他释放了。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确认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不久从河南开封赴上海议事。抵达上海后，负责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宣布，由卢福坦接替罗章龙的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六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
他们的叛变，使中共再遭重创。中共中央决定转移，只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时，卢福坦萌生了当中共中央一把手的想法。
当时，王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卢福坦就去找王明、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意见不置可否，只是告诉他：
目前党已处在非常时期，不设总书记一职，只设临时总负责人。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王明、周恩来拟订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有秦邦宪（总负责人）、张闻天、卢福坦（以上三人被拟定为常委），其他委员有李竹声、康生、陈云等。
卢福坦虽然未当上总书记，但他想掌大权的愿望还是实现了。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国统区党组织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卢福坦分管的工会情况更糟，工会组织遭到重创，中共中央根据卢福坦在工作中的错误及工人运动带来的损失，停止他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责令他作出检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卢福坦在英租界被扣押。巡捕房已得知其为中共要员，当晚就把他引渡给国民党政府，押上了驶往南京的特别快车，带到了国民党中统局总部。中统局特务头子对抓到这个中共领导人非常兴奋，当即提审，卢福坦随即叛变。
他叛变后，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情况一一供出。中统局特务如获至宝，连夜派出大批人马出击，几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先后被捕，中共又遭重创。
因叛变供密有功，卢福坦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统局徐州特区行动股长、蚌埠分区区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南京区行动股长、京赣铁路调统室景德镇站站长、赣州调统室指导员等职。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溃逃时，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而被遗弃，未能逃到台湾。一九五〇年五月，卢福坦被公安机关逮捕。
时隔近二十年后，康生又为何要“除掉”卢福坦呢？原来，根据上海警察局的资料，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一九三〇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一九三〇年，康生在上海被捕，同时入狱的还有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基实。通过丁惟汾的疏通，康生及丁基实都出狱了。康生被捕这件事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至于他有没有变节，更是中共党史中一直难以破解的谜。
只有卢福坦，在被捕期间交代过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市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的旧警察局档案材料一部分遗失，一部分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在残余的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卢福坦招供时提及康生被捕乃至叛变的具体细节报告材料。除了卢福坦，中共党内知道这件事的还有一个人——陈赓。但是，陈赓始终没向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此事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一九五三年初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曾派专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亲眼看到了卢福坦的这份报告材料。饶漱石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康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当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一九五四年二月，“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发生，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九六〇年代，谢富治又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档案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但是，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他更不知道卢福坦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台湾情报部门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被蒯大富等人首先获悉，并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才知道卢福坦将其“招供”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好保密工作，居然让卢福坦在提审时谈的内容公开上了简报。
康生一面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康生从来没有被捕过；他自己则辩白说：“如果我被捕了，也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另一方面，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提出处决要求——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五十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则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因为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终究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秘密调查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摘自《世纪风采》）
毛泽东派出的[卧底]
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文史参考》
刊登了《王秉璋“卧底”》一文，介绍了一段历史往事．现摘登如下——去年，章诒和的两篇文章，涉及到一些文化名人卧底的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争议。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政治生活中，卧底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身边，也发生过有人卧底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两个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在会上，以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为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会议记录送毛泽东后，他看到陈毅的发言中重提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勃然大怒。二月十八日，他把叶群叫到住所谈话：“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永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又批评，又挖苦。接着，不但在政治局会议上让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受批判，在军委会议上让他们作检讨，还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甚至在北京举行了十万人的大游行。
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挨批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特别担心老帅们在军队中的影响。据回忆记述：
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
后来，王秉璋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判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
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用很大。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
回忆者评论：“王秉璋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