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霭中，那一条铁壳船
虞非子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迫近武汉。
二十二日暮霭中，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一行乘船离开了汉口。关于此行，陈布雷在是年日记《十月份之回溯》中写道：
……一十三日王家洲遇敌机扫射．幸免于害，实属危城一发，留此微躯，俨同再世，倘复不知奋勉，其将何以为之乎。
“王家洲遇敌机扫射”一事．各种有关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传记均有详述，大致情况是：二十三日下午，该船遭遇三架敌机两度扫射，卫士受伤六人，另有大副及两名船员受伤，陈布雷等不得不弃船登岸．在沿江烂泥路中艰难而行……近日整理案头书，翻读谷斯涌着《两代悲歌——陈布雷和他的女儿陈琏》，又见‘王家洲遇敌机扫射”一事，忽然想起陈敏之先生的《我所认识的徐雪寒》一文，据他回忆，当时他和一同在武汉新知书店共事的徐律．也在那条船上——我和徐律从武汉撤退的时间是十月二十二日晚上，这时离武汉沦陷只差三天。
从武汉撤退至长沙，我们坐的是一条铁壳船，这是雪寒兄留下的社会关系。路上走了十天，还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惊险。这条船上载的是叶楚伧、陈立夫、陈布雷三个国民党要人．有侍从室的十几个卫士随船护送。二十三日下午船驶至嘉鱼江面，突然遭到日机轰炸扫射，幸亏投弹未中；机枪扫射，当时就有几位卫士死伤。
这段回忆应该是可信的．除了叶楚伧、陈立夫当时是否也在这条铁壳船上尚有待考证。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徐雪寒。据现已披露的史料，徐雪寒系中共地下党员，新知书店创办人之一、该店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新知书店曾在武汉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大量马列着作，而这些书稿是由延安的凯丰负责编审，然后通过单线联系交由徐雪寒出版的。
能够利用“社会关系”安排自己的同志与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同撤退，可见徐雪寒非同一般。俞可平先生曾撰文《穿透心灵的人格魅力——怀念徐雪寒前辈》披露——……徐老首先是一位职业革命活动家。他出生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六年，即十五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去世的我国经济学界前辈薛暮桥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加入党组织时，徐雪寒同志已经是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那年徐老才十六岁。
其实，徐老创办和经营新知书店，也是受党的委托，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徐老还做过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一度作为潘汉年同志的副手，出任党在华中地区的情报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副部长，直接参与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革命工作。
说远了，还是回到武汉撤退时的那条铁壳船——一九三八年已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十月，武汉吃紧。二十一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胜利须赖长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说明我在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的一贯方针：一日持久抗战，二日全面战争，三日争取主动。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陈布雷连夜赶写，第二天下午交稿后登船撤离。
同月，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知书店为减少损失，“决定把存书全部提前运走，于是大家连夜投入打包的紧张劳动中。打包是一种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雪寒兄和大家一样也参加进来一起干这种活，还谈笑风生，讲一些笑话以减轻劳累的感觉。在谈笑中也谈到将来有一天，全国解放了，还可以继续搞出版事业等等。”
二十二日，憧憬着‘将来有一天”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刚写完‘持久抗战”的蒋介召“文胆”陈布雷，在暮霭中登上了同一条铁壳船……
十年后，陈布雷自杀于王气黯然的南京城；越明年，“全国解放了”，新知书店的同志们开始‘继续搞出版事业等等”。
上文提到的徐雪寒．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后因潘汉年案蒙冤，在北京秦城等监狱中被关押了十年，一九八一年得以平反。二。。五年去世前，他一直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名誉会长。
修改后的“发刊辞”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出了本‘以书代刊”的《翻译教学与研究》，遵命写了一篇‘发刊辞”。书出，发现编者有所删节，又因近日见闻益多，所以修改扩写如下，欢迎批评：
办学刊是件大好事——只要：一、不为争夺话语霸权；二、不为搵银。除去这两端，办刊物还有什么目的？有的。顾炎武说过，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复旦大学就是局促‘一方”。办个刊物，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同时，把门打开，看看其他地方的学友都在做些什么样的功课，甚至可以包容少量古人与稽的内容，这才是博学审问，我们自己也不致变成一群面墙之士。
刚有学生从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回来，都说‘接轨”无处不在，中国的所谓学人开会，现在也有点像戴维·洛奇笔下的‘小世界”了，当然还增添了若干中国特色（譬如贵为学会会长在主旨发言中把朱生豪这样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误作“朱豪生”：
又如承担多项外国文学国家项目的教授把海明威小说的英文书题叫做“ForWhomtheBellRin，gs”），那就是一家独大，唯我独尊：或者一两家默契联手，对于非我族类者，畏才忌强，冷落排斥。记得许国璋先生生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曾告诫，不可成为‘不学有术”之人，谁知道这样的人在金钱拜物教盛行的形势下，再加上什么“导弹”捣蛋，茂密繁衍，不但已有群体效应，都快要自成特异物种了。上面说到的情形，我称之为“学术辛迪加”，我意复旦人不必等人来封杀，早一点自觉置身圈外为好。被逐出重点，揽不来项目，没经费干不了事，提不上职称，受publishorperish的规律支配，你说再不委曲求全怎么办？
我说那就跟自己作一点纵向比较，不要左顾右盼跟别人作横向比：想我陆某人当年蜗居十五平方，一张写字桌要一家三口轮流着用，还要给拘入“抗大式学习班”变相隔离。今天的青年少壮境况再惨烈，也到不了那地步吧？我不是提倡开倒车，大家回到过去，而是觉得这种纵向比较虽说好像没出息，却容易使人安贫乐道，就像苏格拉底看着雅典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感叹道：“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最多像我钦佩的中文系严锋老弟那样，不提职称也罢，自顾自做学问，造福学生，对得起家长就是了。你若不让我在学店里干了，咱出去自己玩学问，多写几篇文章，大概不至于饿肚皮吧。
同理，办刊物也不必横向朝别人看齐，才不去管自己是不是御批钦定的‘权威”或‘核心”，只要胸有定识，目有定见，口有定评．倔强地按照一定之规去办．若遭人暗算挤压而致‘短命”，自认倒霉之余，不折不弯，设法东山再起就是。对所谓“小人物”的来稿．看它是否言之有物又言之有益，切勿一概弃若瓦砾：挺起脊梁来坚拒关系稿；守节不移不索版面费：就是要让学界看看渣秽溷乱之中，这儿还有一小撮人在清白办刊，清贫办刊。做得到吗？
除了清白和清贫，还要愉快办刊。我学了外语，发现最大的愉快就是翻译——当然要与外部世界对话，翻译不只是愉快还更是有用的。这本翻译刊物如要介绍西方的译论，能否以‘达”为先？“达”者，让人读懂。选题不要跟风。像前一阵逝世的老寿星利维一斯特劳斯，他的结构主义影响所及主要在人类学，而在文学领域渐呈式微似已有多年。我如有资格决定翻译选题，肯定朝前者倾斜，偏偏有些喜欢跟风的外国文学类编辑一时言必称此公。晦涩的论文体作品当然不可能拒不采用，但希望灰色的理论发表出来也有出彩的时候，让读者虽艰难但又不失愉快地吮吸新鲜的理论营养。尤其要防止西文原文本来还勉强可读能懂，译写成汉文后则实在不知所云。本人读到过一个把修饰语和从句从洋文逐一照译而成的三十四个汉字的无标点句，后来不经意间读到了英文原文，经过对照，别的不说，足证写下这句话的译学学者，有必要从头学习翻译。你就不能‘稀释”一下，化整为零，脱化作几个句子，免读者诘屈聱牙和手足胼胝之苦？说这话肯定得罪人．或许是自我放逐．即自绝于某些理论人孤芳自赏的小圈子。但我自问是有些看透个别理论人的。说白了，洋文、汉文都不怎么高明，（听到过“理论人”说“hewasbornd”以及类似滚滚而出的错误吗？）域外出现一个什么新奇术语或说法，赶在他人面前，一把拽来，来不及嚼烂消化，囫囵呕哕，先抢占制高点再说。还是就利维一斯特劳斯说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同翻译他老人家的人类学着作有关，“fieldstudies”在汉语里被新派人物译作“原野研究”。其实好多的调查研究工作都是在逐人访谈的户内进行的。
‘原野”二字就因为新颖一定比‘现场”
或‘实地”准确？办刊要愉快，希望严肃的学刊也能容下一些实际内容，甚至可辟个‘难译之隐”一类的栏目，譬如说为什么‘负迁移(negativetransfer)”等于‘母语干扰”，是谁在何种学术领域首先提出来的？
又如，何谓think-aloudprotocds？实时记载译者在换码时大脑认知的“出声思考程序”？有更妥帖的译法吗？既然“setthe-ory”通常译作“集论”，为什么用来解释宇宙存在的superstringtheory不能译作“超弦论”而要译作“弦理论”？（英文里的super-哪去了？）理论物理学家们近年来又把‘弦理论”的第十维空间扩大为十一维，于是就有了‘膜理论”(membranetheo-ry)。不能相应简约作‘膜论”吗？在文评界和“同志”亚文化群里已是耳熟能详的‘酷儿理论”是‘queertheory”的佳译吗？
在我看来，音不像音，字不及义，实在不是可取的译法。福柯和他的追随者们煞费苦心发展出这门理论，会不会觉得中国香港和内地人这样的译法太轻佻而不如‘畸态属性理论”更像门严肃的学问？“难译之隐”不限于外语习得、翻译、认知等学科范畴，完全可以扩大到其他方面，像老是在困扰我的美国社会少数族裔反歧视（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歧视）用语“affirmativeac-tion”怎么译？“偏帮”、“维权”、“纠歧”、“认肯”行动？甚至还可延及更加实用（虽然并非长久）的时事用语：如眼下热议中的“倒钩”怎么译？toframesb．up还是toplantaprovocateur或stodpigeon？等等。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高头讲章和雕虫小技互为调济，有常与无方结合，是否可能更受读者欢迎？
读书人办刊，还要讲究饱读办刊，就是要有深度地介绍新书和有关网站。写书评不能单靠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和《（纽约时报）周六书评》作二手转移，而是要提倡书评人必须亲炙作品（最好是原文而非译本，更不能只读高山杉君戏称为“书皮”[blurb]之类的东西）之后有感而发。前两种刊物当然也有用，特别是对于了解世界书情，如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斯图阿特·吉尔思派编写的《翻译和文学》（爱丁堡大学出版），煌煌十七卷本，如何可能全读？只能有的放矢查阅或写个第二手的简介；还有，此人与人合编的《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预定明年出书，发个预告，我看也有价值。说到书评，我发现‘含金量”
高的长篇书评，抽取几个关键词，引文后面注出处，文后附上参考书目，剔除作者个性化过强的闲话，改写作论文也不难，拿去参评职称可能有用，何乐而不为？检验饱读的标志之一还看你有几副笔墨，是否正言精义，抒发情性两宜。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益。至于如何熟悉并利用——注意：不是滥用——网站，青壮学者肯定胜我，就不哕嗦了。
“围剿”可悲
最近，几位颇有影响的媒体人对一些“非诚莫扰”等所谓情感相亲类电视节目，万炮齐轰。鄙人从来不看这类以中国特色掺假的所谓“realityshows”（真人秀），只听说有个拜金女大言不惭宣称，宁可在宝马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虽说我的人生观恰恰与此人相反，但我暗自思忖，此人恐怕说出了相当一部分女孩深藏于心的爱情观（当然，我宁可相信绝大多数女孩更希望在自行车或宝马豪车里都能笑）。现在，媒体人出来“围剿”拜金女了，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提倡真实。太滑稽了。敢问这些“围剿”大军，你们都真实吗？你们又真实得了吗？人家只不过在本质上属于娱乐的次要节目上，挑了几个想露脸出名的男女，也许还替他／她们写好了台词脚本，把“realityshows”弄得违背主旋律或有些出格又不真实而已，而作为主管电视节目主持者的你们衮衮诸公，有几位说过几次真话？记得多年前有位女主播，也并未在荧屏上说什么大逆不道的真话，只是在奉命读稿时，衣着和神态有点不主流，就此从镜头前消失，不知所终。真是太搞笑了，哪位地球人都知道的头戴假发的“聊发少年狂”的低俗“老夫”，还剌剌不休地扬言：“这是一个容易被克隆的时代。”先将足下的头发de-done(去克隆)一下如何？
再说张悟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从一位从医的甥女处，她向我灌输张某人宣传的食用豆类的好处。我常年吃豆制品多于肉类，自然不疑张语有诳，更何况据说此人首先是被官方电视台捧出来的。
当然，“把吃出来的病再吃回去”，这个确是够邪乎的，我不相信。可是人家只不过发表一家养生之言，又不像某某功之类搞什么结社。强调食疗，也算是种预防医学(preventivemedicine)吧，说不定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被草民大众诟骂不已的医保的压力。没想到张某人可能是因为赚钱太多而暴发，又不知踩着了谁的脚后跟，哗，一下子从卫生部到许许多多媒体．全都围上来讨伐了。这番折腾的声势，就好比是张悟本一手抬高了绿豆的价格，给通货膨胀推波助澜，破坏国民经济。至于吗？
稍有头脑的朋友，都想想吧。
“围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蒋委员长发明的，最终没有什么好结果。在今天的和谐社会，动不动一批人涌上来重施“围剿”的故技，我看一样会徒劳无功，而且多少会影响‘维稳办”的工作。要反对虚假，与其冲着对方骂不绝口：“虚假！虚假！虚假！”不如出以真实，反以止之。老子说过，“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发力过度，事与愿违，“围剿”者们三思。
墙兮归来
散步走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靠国顺路一侧的外墙，发现前几年‘破墙透绿”
时．取代砖块和水泥的铁条正被拆除．工人师傅们忙着重新砌砖，已完成一部分的工作。这个宿舍区编号第一，朱东润、全增嘏、葛传槊、伍蠡甫等以前的名教授都曾居住于此。复旦十二个宿舍小区是不是都将如法炮制？是否可称之为‘墙兮归来”？
几年工夫，从‘破墙透绿”到‘墙兮归来”是不是‘折腾”的典型一例？不过对于GDP的增长是不是也算作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因为据说校方已专门为此立项，总支出好像是八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