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确立，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宣告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1938年4月，张叛逃）；其辖区东临黄河，南起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固原和宁夏豫旺堡一带，北达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北约900里，东西约800里，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心脏和坚实堡垒。
为保卫党中央，巩固后方，中共中央军委组成留守兵团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指挥处，驻守边区。1938年春，日军连续进犯陕甘宁，均被留守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打退。同年12月，日军再渡黄河，八路军炮击敌船，获得胜利。与此同时，留守各部大力剿办边区内的叛匪汉奸。1938年5月，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留守指挥处的名义发出公告，谴责一切破坏统一战线和边区政府的行径，严正宣告要保卫边区人民的既得利益。至年底，八路军基本子息了匪患。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包围。从1939年5月起，在边区周围陆续筑成5道封锁线，绵亘数省。及至次年春，又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占陇东、关中等地，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予以痛击，并击溃之。日伪方面，1939年至1940年先后7次攻打边区，留守部队、保安队和群众自卫军奋起抗击，迫敌放弃了对陕甘宁边区的侵犯，从而稳定了边区的局势。
在与日伪顽作战的同时，边区的政权、文化、军事建设日益加强，取得瞩目的成就，为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1937年11月，由70%选民参加的边区普选结束，在选举中，人民群众听取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有关抗战与民生的各项提案，淘汰了渎职干部，成立了乡、区、县各级民主政权，在各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这表明陕甘宁是全国政治最先进的地区。
1939年1月，边区参议会成立，高岗、谢觉哉为正、副议长。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制定了边区建设的8项任务。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号召，要求广大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打破顽军的经济围困，从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11月，边区参议会召开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健全武装，实现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人士在根据地政权中各占1/3的“三三制”和人民自由、改进法制和税制、发展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减租减息、廉洁政治、普及教育、民族平等、宽待俘虏等作了明确规定；新当选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着名的精兵简政主张。这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边区周围集结近50万的军队，凭借封锁线，严密包围陕甘宁。
面对严峻的形势，边区军民一面加强守卫，严阵以待，一面则彻底开展土地革命和大生产运动，壮大自身力量。至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成效明显，各级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再次进行了改选。同时，边区机关、学校、部队开展了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整顿了学风、党风、文风。这些都从思想和物质上保证了边区军民渡过抗战的最艰苦的岁月。
由于实施了人民民主制度，边区的群众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得到蓬勃的发展。95%的工人和170%以上的妇女参加了边区总工会和妇女联合会，农民则全体加入农民会，绝大多数的边区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众多的抗日团体，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群众运动都起到推动作用。1938年4月，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武汉、广州、郑州、开封等地的工人代表前往参加；设在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会实际上成为全国青年救亡运动的领导机关。
边区如火如茶的革命生活和民主空气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包括侨居海外的热血儿女，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阻挠，来到边区首府延安。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的4个月时间里，经武汉、西安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就有2288人。他们成批地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然后奔赴各敌后抗日战场。在抗战的最初3年中，抗大训练培养了数万名干部。边区的普及教育事业亦蒸蒸日上，尤其是1944年后，边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文化教育运动，工人、农民踊跃参加识字班和夜校，扫盲取得较大成绩。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再度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以60万兵力闪击延安。中共中央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界的普遍支持，制止了反共浪潮。从1944年起，全国抗日根据地相继进入攻势战役阶段，边区留守部队和大批干部开赴华北、东北和华南前线，支援了局部反攻和大反攻作战。
至此，陕甘宁边区辖26个县市，266个区，1549个乡，共有150万人口，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它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总司令部和总后方，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后方民主运动和全国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坚持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榜样，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基地，首府延安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它在与日伪的浴血奋战和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边区的政治民主运动和各项经济文化事业，不仅为各敌后根据地创造了经验，树立了榜样，而且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一个新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模式，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奋斗。一部分。文章在划分了五四以后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4个时期后，阐明了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反对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前行动的纲领。在坚持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既应把这种宣传阿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与马列主义相结合，创造性地把列宁关于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运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两个革命阶段的相互关系问题，充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方面的具体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它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从根本上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的反共叫嚣，粉碎了他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