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黄瓜是多好吃的菜，可以说是介于水果与菜蔬之间的。我曾下放北京远郊山区，那里没有菜园子，黄瓜种在大田里，栽在玉米旁边，也不浇水，虽然产量低，但黄瓜鲜味极浓。屋子切根黄瓜，香气四溢，能持续很长时间。人们以黄瓜为美食之极品。青年人订了婚有件必行之事，就是到北京来采办结婚物品。当他们在回村子的路上如果碰见乡里人，必然会被问到：“去北京？这回黄瓜可吃足了罢！”可是监狱的黄瓜能持续吃上好几个月，而且不管嫩黄瓜、老黄瓜、好黄瓜、烂黄瓜，一锅烂煮，煮得不成片了，连黄瓜皮肉都分不清了，把黄瓜的清香完全破坏了，最大限度发挥了烂黄瓜的恶味。煮黄瓜只要一搭进筒道，黄瓜恶味马上弥漫于各号，闻着都头疼，别说吃了。可是天天如此，不吃肚子饿，只好捏着鼻子吃。有一度接连几个月黄瓜、胡萝卜轮流坐庄。号里人开玩笑说，我们要过珠宝市（北京一条街名）可要被高看一眼了，脑袋不是翡翠的，就是玛瑙的。
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之后，看守所再度兴盛，本来是住十六人大号，有时住到三十人，牢饭的质量大幅度下降，窝头个越来越小。我与一位工艺美院毕业、在印币厂负责人民币设计的狱友把唐人王建的《宫中调笑》（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改为：
蒲扇，蒲扇，犯人睡觉遮面（因为睡觉不关灯）。黄瓜吃了三年，不要一个小钱。
钱小，钱小，窝头越来越少。
有人会问，既然伙食如此之糟，十二块五上哪儿去了，是不是都被贪污了？也不是，起码没听说过。而是钱被滥花了。经济学不是讲吗？花钱有四种方式，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东西最省：他人的钱为他人买东西最费。如果再加上一条的话：自认良民的人花犯人的钱为犯人买东西，那是费之又费，一分钱的东西能用天价买来。举个例子，黄瓜从菜园摘下来一直吃到市面没有为止，前后能吃半年多，黄瓜价格有一个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过程。为自己买黄瓜的都要想一想，什么价格时不能买，什么价格时可以多买。高价位黄瓜买回来，制作和吃法都会有很多讲究：监狱里不管这一套，过春节了，黄瓜已经是人参价儿了（当时还没有塑料大棚，暖洞里出来的黄瓜可以卖到三四元一斤），照买不误，买回来照样拿高压蒸汽摧不误。一闻味就头疼的黄瓜汤可能是用三四块钱的天价买来的。那时卖菜只有国营菜站，高档价位的菜来了，长时间卖不出去，菜就蔫了，越蔫就越卖不出去，眼看就要送垃圾站了，菜站的职工就会与看守所买菜的说，“拉回去给犯人吃吧”，尽管菜已经由蔫到烂了（自己花钱绝不会买），但价码不能变。
不能让国家受损失、让犯人占便宜啊。你想，这样花钱，别说十二块五，一百二十五块也照样花出去。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狱后，原单位按照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规定补工资，但又要从工资中扣除伙食费，每月十二块五，理由是你不进监狱也要吃饭啊。杨宪益先生出狱后补发工资扣监狱伙食费是每月六元，他开玩笑说，这像度假一样，伙食费自理。
看守所每周有两顿细粮，或门面，或米饭，有两顿肉，也是用蒸汽煮的，用盆子打回来，菜上面能浮着一寸多厚的大油。
老年人把分到菜的浮油撇下来，放在自己水缸子里，放在日后的菜里（平常的菜基本没油），年轻人能当场把它喝下，但跑肚拉稀是不可避免的。“四五事件”之后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初我离开看守所这四个月中，犯人伙食中的细粮与肉食基本免掉，这也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表现吧。
吃是坐监狱的人们最永恒的话题，因为饥饿每天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
注释：①管监狱乃至兴建监狱的人自己也坐了监狱，这是常事。我见过多起。例知监造秦城监狱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文革”中就被关在秦城。湖南诗人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纪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未完，待续）寻人启事
陈虹
《寻人启事》能做文章的题目吗？
——有人说没有诗意，有人说肯定要被退稿。但我不想改，我的本意就是为了寻人嘛，我想尽快找到那个曾经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全家的好人。
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了便于大家帮我寻找，我必须得把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故事详尽道出——时间嘛，应该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具体的日子，则是省级机关发工资的那一天。地点呢，就在江苏省文联的办公室里——不过，那时叫“革命委员会”，门框上赫然挂着的就是这个牌子。
我怕记忆有误，又特别去翻看了一下老爸的日记——那是他自从被揪到北京后，坚持在牛棚中写下来的——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玲来信说，省文联自四月起冻结工资，月发八十元生活费；两个月后改为一百元。家中生活费用紧张，而玲寄我之钱未减，是颇伤脑筋的。”
不瞒大家说，这就是我能提供出的全部线索了。
当然，话还得从“头”说起——我爸和我妈原来都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一九六六年的春天被逐出了京门，发配来到金陵。为什么？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早在一九六四年，一场被人们称作是“文化小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文化界的内部着着实实地席卷过一番了。夏衍挨批了，田汉被整了，就连我们作协大院中的许多老邻居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卷起铺盖卷返回了老家：赵树理、康濯、周立波、艾芜……我家是最后一个走的，时间为公历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那天非常冷，前来南京下关火车站迎候我们的是作家海笑——他当时的身份是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心里不免嘀咕，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待遇好，有暖气，为什么不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名作家留在全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偏偏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让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到南京？”……是啊，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呢？要知道，我妈的命运比我爸还要惨，她只是因为身体衰弱，离京之前竟被强迫办理了“退职”手续——那年她才四十八岁。
然而，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迁到南京才四个月，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革命风暴就于中华大地上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这时的老爸在哪儿呢？正在太湖边上的吴江县“体验生活”呢！一辈子不会写工农兵的他，为了“脱胎换骨”，刚一报到完，就向省文联的领导提出了这一要求。
接下来，有老爸的日记为证，日子是这样度过来的——五月十日，省文联以长途电话，将我爸召回南京参加学习。
六月四日，省文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数日内大字报多达五百张以上。
六月二十五日，工作队进驻省文联，负责人高玉书警告我爸说：“你是黑线上的人物，要为子女们想一想！”
七月至八月，写交代材料，共十余份。
八月二十七日，出现第一张点名质问的大字报：“陈门尘，谁派你来江苏的？你来江苏干什么？”并要求立即将“大黑帮陈门尘”押回北京审查。
九月九日，省文联召开批斗画家亚明的大会，并施以了武斗。会后通知：“全体党员留下。”但我爸被排除在外。
九月十日，小组长滕凤章找我爸谈话，询问对大字报及不让参加组织活动的想法，终以“相信党、相信群众”回答。
九月十一日，中国作协造反派来人，将我爸揪回北京。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长达七年之久……
人是被带走了，可我爸的工作关系已经转到了南京，尤其是每月的工资，还得依然由省文联发给。但是我妈不愿去领，她说那个滋味就像是“乞丐”，她怕看到那一个个鄙视的目光，和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为此，这一任务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谁让我是家中的老大呢！于是一到每月的×号，我都要亲自跑一趟省文联，先是签字画押，然后再捧回那个装有老爸工资的牛皮纸袋。
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堂堂的江苏省文联怎么会“坐落”在当年国民党的总统府里呢？——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开辟成“旅游景点”，寄寓其内的机关和单位竞也多达数十家。记得省文联是在一进大门的右侧，那是长长的一排厢房，很简陋，也不宽敞，门窗涂成大红色，既“时髦”又俗不可耐；估摸着这几间平房，搁当年最多也不过是给卫兵住的吧？……可能是因为从小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对于“总统府”三个字，我打心底里没有好感——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命令是在这里下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密件也是从这里送出的……为此，我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于它的全貌，那是压根儿不曾细细观察过。
其实，我妈当年之所以将这一任务交给我，还有一个原因——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它的附近。那时叫二女中，现在改称梅园中学。只要腿一迈，骑上自行车，三五分钟就能完成这项“重任”，并让全家衣食无虞了。老爸的工资究竟有多少——他虽然拿的不是“文艺级”，算不上“三名三高”，但是按照“行政级”来说，也属于“高干”
了。因此直到一九六八年的四月以前，我们全家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于是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每天便忙着“干革命”：红卫兵当不上，就找上几个“志同道合”者，扯起一面旗帜，投奔了南京的“屁派”……
这时远在北京的老爸，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黑帮罪”与“走资派罪”，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上个什么；自从全国掀起“揪叛徒”的狂潮，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大有“永世不得把身翻”的趋势了——谁让他一九三五年也被关进过苏州反省院呢！……于是乎，自一九六八年的一月起，对他的审查终于升级了——中国作协的原班人马全部撤走，换来的是“中央专案组”的精兵强将！再后来，他们派人来到南京，将我们位于中央路141-2号的家给抄了；再后来，老爸的工资和可怜的一点存款也全都给冻结了……记得那天，当我妈从我手中接过那只比以往轻了许多的工资袋时，半天没有说话——这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终于发生了！八张十元的票子，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如同带了电，谁也不敢去碰一下。我明白妈妈的难处——这只是老爸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而她自己呢，自从被迫退职后，早已没有了任何收入。
该怎么分配呢？首先必须保证老爸——他一人在北京，除了吃饭、穿衣、抽烟等等开支外，每月还得交六块多钱的党费，不能让他受苦，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费照寄不误：其次是大妈——也就是我爸的大嫂，自从大伯去世以后，老爸胸脯一拍，承担了下来，为此每月十块钱的补贴也必须雷打不动；剩下的呢？只有三十元了——妈，我，再加上弟弟和妹妹，他们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小学，一股脑全是消费者，挣不来一分钱！……我似乎就是从这一刻起，才突然长大了，我明门了这个家的今后，明门了今后将要面临的一切。
怎么办？总得活下去啊！于是先卖衣服——皮大衣、棉大氅、呢外套、料子服……凡是能够值点钱的，统统用被单一裹，送进了寄卖行：接着再卖家具——书橱、饭桌、沙发、衣柜……除了睡觉的床以外，也几乎被卖了一空。那是什么年代啊？
人家不把你当成是被打倒的“有钱阶级”
就已万幸了，还敢谈价钱吗？其结果，全都三文不值两文地转了手，为的是换回几张救命的钞票。我记得其中有两个硬木书柜，是当年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到南京来的，白漆的柜面上雕刻着五颜六色的仕女，婀娜多姿，飘飘欲仙。老爸将它们放在客厅当中最显眼的地方，里面摆放着线装版的全套《古本戏剧丛刊》，这是他的命根子，据说全国也只有几十套。但我妈还是咬着牙，让我用板车拖走了，一共才卖了二十块钱……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家要比他家还倒霉——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困顿，尚且不去说它了；就拿亲朋好友来说吧，也几乎没有一个——谁让我爸十八岁就离开了老家，而这次搬到南京又仅仅四个月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呢？当时可真叫举目无亲、孤立无援啊，就连借贷都找不到人家！
弟弟那年还不到十五岁，他看见有些孩子帮助拖板车的人拉纤，一趟可以挣一毛钱，于是便央求妈妈给他做个铁钩子去为家里挣点收入。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个营生了——从玄武门到鼓楼，是一个大斜坡，板车拖上去是非常吃力的，于是车老板便会雇些孩子来帮忙：纤绳的一头用铁钩子勾住车帮，别一头背在身上，就可以助他一“肩”之力了。而我们家当年就住在这个斜坡的最底端，等活干的孩子站在马路边，每天都有一大群。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弟弟平时在家连衣服都不会洗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照常是出入寄卖行，弟弟的生活照常是蹲在路边“馋涎欲滴”地看着别的孩子挣钱……我们学会了早早吃晚饭，然后关着灯说话，为的是省下一丁点的电费；我们也学会了缝衣服、补袜子，就连眼镜腿断了，凉鞋带折了，都能自己给焊上。至于老爸的日子，更是令人心酸，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中午在食堂吃饭，只有一角五分的白菜，又买了一角的汤，颇感浪费。晚间去对门的小店，二两饭，一碗汤，仅一角，颇廉。”
……六月份到了，又该去领老爸的工资了。我同往常一样，走进了总统府的大门，走进了位于右侧的那间挂着“江苏省文联革命委员会”招牌的办公室。让我签字的人是谁，我真的记不住了；他长得什么样，我同样没有一点印象。——这能怪我吗？
当时只想快快离开，连头都不愿抬。要说印象，似乎只有这样一点点：年龄嘛，大概可以叫他“叔叔”；穿着呢，一身灰布中山装，右臂套着个红箍。——唉，等于没说，这样的装束在当年的中国足有成千上万，谁敢有丝毫的异样，是要遭灭顶之灾的！
但我对他说的话，却记到如今——那是一口气说出来的，没有丝毫的磕巴：“一个月只给我们八十块钱的生活费，实在不够用。我家还有一个大妈要养活，而且我自己很快也要下乡插队了……”这话是真的，二女中已经开始动员了，依照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根本不可能留在城里，只能下乡当农民了。但我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呢——是乞哀吗？我妈知道了，绝对不会饶过我；是告怜吗？这明明是“与虎谋皮”，怎么会有结果！……但不知怎的，当时我就这样一脱口便说出来了，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不理睬我，那是轻的；如果因此给老爸再戴上一顶帽子，说他“妄图”想要干吗干吗，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吗？要知道总统府的大门外贴满了“揪叛徒”的大字报，那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老爸的名字，还打了黑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