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译文：“沉默的代米德，安静的睡在后排的一条长凳下，象野兽一样的躺着，他的头顶着由门的下面吹进来的隙间风，而且为了避免听那不必要的骚音，他把头蒙在上衣里面。带着没有织完的袜子到会的年老的妇女们，象立在栖木上的母鸡一样的在打瞌睡，让她们的编针和羊毛球掉在地板上。有许多人老早就离开了会场。当那已经不只说过一次话的阿卡提再要发表一篇拥护集体农庄的演说的时候，象鹅的恶狠的嘶叫一样的声音从他喉咙里爆发出来。他抓住他的喉核，痛苦的挥挥他的手。但是他不能控制他的感情，于是，在他站着的地方坐了下来。他沉默的指示给那集体农庄的激烈的反对者尼古拉伊·阿夫瓦特金看，在完全集体化了以后，他会怎样。他把一个烟草熏坏了的拇指甲按在另外一个拇指甲上虱子一样。尼古拉伊仅仅吐了一口口水，低声的咒骂着。”[肖洛霍夫著，周立波译：《被开垦的处女地》，《周立波选集》（第七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另见草婴译文：“金口代米德安静地睡在后排的一条长凳底下，象野兽一样伸长脖子，头顶着从门底下灌进来的风。他用上衣前襟包住脑袋，免得听见太大的喧闹。上了年纪的娘儿们，带着正在编织的袜子来开会，可是象栖木上的母鸡一样打起嗑睡来，把线团和织针都丢掉。好多人走了。交换迷阿卡西卡发过几次言，还想再说些拥护集体农庄的话，可是喉咙里只发出象鹅叫一样难听的声音。阿卡西卡揉揉喉结，伤心地摆了摆手，但还是按捺不住，在位子上坐下来，又向激烈反对集体农庄的阿赫华特金做做手势，表示在全盘集体化以后将怎么对付他：被烟卷熏黄的大拇指甲往另外一个手指甲上一按——咔嚓！阿赫华特金只吐了一口口水，低声地骂着娘。”[肖洛霍夫著，草婴译：《新垦地》，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这段译文摘自《被开垦的处女地》，说的是在达维多夫代表党向农庄的农民们宣传和号召集体农庄的动员大会上，农民们的各种反应。同样地，笔者在这里也引用了草婴的译文作为参照。我们引用的这个译本是草婴1984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垦地》，他的译本是根据俄文原文翻译的。草婴是我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多部作品，除了周立波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外，他的《新垦地》也是流传颇广的一个译本。对比周立波和草婴的译本，我们发现草婴的译本读起来更亲切，他的许多表达中国味更浓一些，比如“上了年纪的娘儿们”、“按捺不住”、“骂着娘”等，这些表达法显然是一种归化的译法，而周立波的译文更忠实于英文原文，欧化的风格更加突出。周立波的译本和英文原文相比，他的译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复音词。这些复音词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汉语中原有的复音词，这些词的涵义和古代的涵义不一定完全相合（也可能相合），但和相应的外文词的意义，如“痛苦、爆发、感情”等；另一种是新创造的复音词，这类词占大多数。这种新创词又分两种情况：一、同义复音词，如“沉默、控制、嘶叫、激烈、”等；二、复合词（具有词组性质，但和原文对照，却又是一个单词），如“发表、拥护、咒骂、集体”等。上述这些复音词是由于翻译而创造的，这些新创造的复音词是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应当指出，上述词汇不是周立波本人所创造的，但在周立波时代，这些词汇都是新词，因为这些词在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晚唐至清代话本、杂记、小说等文体的语言）中都不曾使用过。
复音词的大量增加，使汉语不再成为单音语，复音词的大量使用，使文气更加流畅。译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句子的延长。近代汉语中也有长句子，但它们的运用没有像翻译作品中那样广泛和复杂。句子的延长主要是定语和状语这类修饰语的增加，如“带着没有织完的袜子到会的年老的妇女们，像立在栖木上的母鸡一样的在打瞌睡，让她们的编针和羊毛球掉在地板上”，这是很明显的欧化句式。“让……做……”是英语中典型的使役动词用法，是欧化句，以前的白话没有这种用法。译文中还出现了被王力先生称之为“记号的欧化”的现象。如用“的”作为形容词和副词的标记。这种表达方式在现代作品中已经不陌生，恰如思果先生所言“二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不管好歹，中文一定再不会像百年以前，或者五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那样的写法了。拓荒的译者和作家是罪人，也是功臣”[思果：《译道探微》，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页。]。来自外域语言的新的表达方式进入目的语文化后，难免有陌生之感，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译者们和作家们的反复使用，原语文本中的陌生性开始渐渐为目的语文化的读者所接受和认同，并且成为了目的语文化中的一个因素。周立波正是这些引入外域文化的拓荒者中的一员，其译文忠实地呈现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读者在阅读时遭遇异国语言文化冲击，完成独特的文本阅读之旅。
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离不开他所处的译语文化环境对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翻译界也出现了“欧化”主张，即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的表现力。而其中尤以鲁迅的观点为代表。1931年鲁迅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就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译法。他认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几条“顺”的翻译》，载《北斗》1931年12月20日。]。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硬译”主张体现了他的文化策略。在内忧外患的紧张形势下，鲁迅认为为了生存，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踏倒在地，必须从西方引进先进文化，从而建立一种适合生存的新文化。1934年，他针对刘半农反对“欧化”的言论，再次指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用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25日。]。在鲁迅眼里，翻译同样是实现“启蒙”、“为人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便会强调译文对译文文化的冲击，“硬译”是使读者走向原著的最好方法。鲁迅采用“硬译”为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起到教化作用，产生更好的启蒙效果，从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
周立波就翻译发表的理论文字不多。1936年1月，他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他在文中对1935年全年的翻译现象作了一些短小的评论，这也是除了译文序跋之外他就翻译问题发表看法的唯一的文字。他在文中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在中国，借翻译的作品来肥沃素来贫泛的园地，至今还是必要，以后还是必要”；二是“新文字有着光亮的前途是无疑的，我们愿意最好的翻译，最能适合新文字，这才不至使翻译者的光荣的工作，新文字一来，要变成徒劳”。在这里，周立波认为翻译文学可以引进新的内容和思想，以此来丰富中国文学；另外翻译对于新文字的改造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周立波的欧化翻译可以看作是他对新文字运动实践的积极参与。
二早期作品语言中的欧化
周立波的小说创作初现于延安鲁艺时期。1941年6月6、7日，《解放日报》连续刊载了周立波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牛》，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部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随后他又发表了《麻雀》、《第一夜》、《夏天的晚上——铁门里的一个片断》、《阿金的病》、《纪念》等一批描写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囚犯们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这5个短篇结集出版为《铁门里》，《铁门里》和《牛》一起成为周立波小说创作的开端。周立波在创作这些小说的同时，他正在鲁艺讲授外国文学名著选读的课程。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立波同志有精致的艺术口味。他欣赏法国梅里美这样雍容、优雅的作家；他讲究文体，他翻译的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便是十分讲究文体的。这和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和他的整个文化修养大约是分不开的。但当时他对梅里美似乎太激赏了，记得，《西班牙书简》写到一个强盗在一些贵妇人面前竟彬彬有礼，以至这些贵妇人虽然明知道他是强盗而且明知道他的用意，也都觉得受宠若惊，几乎是自愿地把自己的戒指给了他，而立波同志对这些地方也真有点津津乐道，赞叹备至。当时也有一些同学，虽然也敬服梅里美在艺术上的精湛、完美，却更倾向于俄国文学的强烈深厚，博大深雄。他们是非议过立波同志的欣赏趣味的。”[陈涌：《我的悼念》，《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激赏反映了他当时的文学趣味是偏重于外国名著的，他此时创作的小说也体现了他这个时期的文学趣味，尤其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他这时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欧化色彩，从修辞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称名词和专有名词前带了较多的修饰语：“我对于这事不感到兴味，比什么都要更强固的占据我的心思的是我现在的处境”[周立波：《第一夜》，《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中国呵，一百年来历尽了灾难的我们的祖国”[周立波：《第一夜》，《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这两句话如果用现代汉语的句法来写，应该是：“我对于这事不感到兴味，我现在的处境比什么都要更强固的占据我的心思”、“中国呵，我们的祖国一百年来历尽了灾难”。
其次是“的”字的频繁使用，导致句子的无限延长“那一夜，我们都睡得很迟，也再没有人说话，一阵快乐的笑声以后的意外的小小的悲剧的感觉竟是那样的沉重，都忽然觉得这狭小的囚房显得更加的狭小”[周立波：《麻雀》，《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见了人，他的晒得微黑的脸上总是浮着笑，露出他的整齐洁白的牙齿，由于他的性格的明朗和活泼，姑娘们也都乐意接近他”[周立波：《金戒指》，《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在汉语的习惯中没有如此频繁地使用“的”，但在翻译中，对形容词和定语从句的翻译就要用“的”来表示了。周立波的这种语法显然是对英语的借鉴，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示，其实有些“的”可以去掉：“那一夜，我们都睡得很迟，也再没有人说话，一阵快乐的笑声以后，意外的小小悲剧，感觉是那样沉重，都忽然觉得这狭小的囚房显得更加的狭小”，“见了人，他晒得微黑的脸上总是浮着笑，露出他整齐洁白的牙齿，由于他性格明朗和活泼，姑娘们也都乐意接近他”。
再次，使动介词的频繁使用。比如“兽性和友情，好象两道坚厚的高墙，夹在他走着的生活的路上，两面都压迫着他，使他憎恨，也使他感激，使他感觉地上的悲凉，也使他感觉人间的温暖”[周立波：《阿金的病》，《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汉语中也有使动用法的表述，如“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中的“劳”就有“使……劳累”的意思，但这种表达法并不出现“使”这个介词。使动介词应该是伴随着对英语使动用法的翻译而出现的。
另外，还有倒装句的使用：“这一回，为了一点小毛病，倒很容易地接受了别人的意见，牺牲他的从不看病的好名誉，这是因为他，我们推想，和这寒冷的囚房里的任何人一样，不愿意辜负别人的热烈的关心的缘故。”[周立波：《阿金的病》，《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在中国传统的语言里，倒装并不多见，汉语的语言习惯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用中国句法的习惯来说应该是：“我们推想，因为他和这寒冷的囚房里的任何人一样，不愿意辜负别人的热烈的关心的缘故，所以这一回，为了一点小毛病，倒很容易地接受了别人的意见，牺牲他的从不看病的好名誉。”偏句的后置将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现象陈述的后面，类似于“压轴戏”的效果，让读者在对现象的疑惑和猜测中突然看见本来面目，这种警醒、幽默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是众多的复述语言表达抒情的效果：“寂静有时是好的，那会让人清晰地想到许多事。我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在这一向落后的陕北的农村里，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间，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圆满和快乐才能带来的亲切的温暖的东西。住在这里，你会觉得，我们人，好象是再不要互相攻击，再不要互相打破各人的头了。但是我也知道还没有。为了对付我们的残暴下流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包围和暗害，代替着温暖的人间爱，我们也还是要堵塞一些仇恨和警惕到我们的心里。代替着我们所乐于看见的微笑，我们会时常想起我们的黑暗的家乡和别的许多地方的人们的很多的泪水，很多很多的”，“但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月夜里，我们的心情是无所埋怨的”[周立波：《牛》，《周立波选集》（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周立波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对新政权为人们创造出快乐、圆满的生活而会心地微笑，由此联系到新政权未及的黑暗的家乡而不禁黯然神伤。在这里，牛是新政权带来的快乐的象征。黑暗的家乡和眼前欢乐祥和的陕北农村形成鲜明对比，浓缩在作者寂静的夜的思绪里。作家的复述语言表达了他着力于感觉、情绪和心理的描写与开掘，善于营造气氛和意境，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浓郁的抒情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