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聚焦点显然另有所在。小说出版当年，有读者问周立波：“虽然整个作品的中心是围绕‘建社’问题，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不知作者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法？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情节结构方面是怎样构思的？”周立波回答：“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点有远有近，落墨有淡有浓，考虑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个别串连，最适合于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了这段……”关于小说缺乏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整体结构，把刻画人物放在首位，使作品布局“显得零乱”，对这方面意见，周立波进行了一番措辞婉转的辩解：“我想，人们可以感觉得到，合作化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上自毛泽东同志，下至乡的党支部，各级党委，全国人民，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动。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这些人物生活中的矛盾，“就是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
在政治运动高潮期间，周立波对读者提问的解答，主要不是为自己辩解，讲小说怎样地配合了运动，或者小说的“中心”就是围绕“‘建社’问题”。他诚实地回答，小说的“中心”就是“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表现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写作中，周立波说，他认为哪一段最适于他生动地刻画人物，他“就着重地反映了这段”。这样的回答，与政治激进化的形势显然是有距离的，但重要的是它符合小说的实际，也符合周立波题材选择的实际。《山乡巨变》最成功的描写是人物，特别是那些思想不那么先进，却与清溪乡生活血脉融通的芸芸众生。这些人物生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但运动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一部分；不是说作品的描写有意地想要背离运动，而是运动因为有了生活中这些人物，才获得一种真实存在的理由。运动不是被上级机关指派下来的清溪乡生活的附着物，而是反映中国现当代农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过作家对故乡的抒情描写，对人物的生动刻画，那场被看作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政治运动，与清溪乡当年生活的风景已融为一体。
从作家和批评家个人来说，周立波决不是喜欢落后人物的作家，王西彦也不是鼓励描写落后人物的批评家。但是在他们眼里，人物“落后”与“先进”两极化的写作模式，在小说艺术中并不占有先机。如果人物形象抛开了真、淳、朴、拙的性格特点，先进也好，落后也罢，似乎都不在他们艺术发现的视野之内。作家和批评家在对小说艺术探索中，对人性可爱的一面，或者对何谓“人类之爱”这个艰难的艺术问题，有颇为独到的表现和理解。《山乡巨变》中盛佑亭的性格就像他的外号“亭面糊”：故乡的生活已经跨进现代门槛，但他却拖拖拉拉地“不识时务”，更不会见风使舵。土改后，别人都争着要“贫农”的好成分，他是贫农，却怕被人看不起，到处说“我也起过好几回水”，是发过财的人。他成分好，但那种“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斗争观念，与他一点也不搭界。他对乡里乡亲的没一点戒心，“不问对象，一张嘴巴乱说”，随随便便就对人“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他不知道迎合领导，开会就打鼾，也不管在领导眼里，这会议有多么重要。老贫农陈先晋“从十二岁起，就下力作田，四十年如一日，简直不歇气”，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老作家，田里的功夫，门门里手”，好不容易开出一亩山地，甚至连土改分给他的五亩水田都比不上它金贵。他相信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无论种田还是世道，他反对任何微小的变化，更不要说“入社”这样的事了。但他的儿子和女儿、女婿坚决要当农村社会改造的积极分子，他在守住土地还是守住儿女亲情上必须做出抉择，最后“没得办法”，只有“入社”。刘雨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分子，但他的前妻张桂贞，因不满丈夫每天在外面忙公事，冷落了自己，又怕农活辛苦，一心想嫁到城里去。小说对这位农村妇女的描写生动，正如她事事以自我为轴心，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想法，从而也是一个把自己封闭在狭小天地的人。她以为只要和刘雨生离婚，嫁到城里便一好百好，却从没想过，她想嫁的城里人如何考虑她：“谁知道街上（指城里）那边嫌她不是红花姑娘，不肯要”，结果落得个“扁担没扎，两头失塌”。
不仅“落后”人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乡村生活的普通人。乡支书李月辉一点也没有当官的架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不急不缓，气性和平”，“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欢他”，喊他“婆婆子”。他说：“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我一逞性，发气，人家都会躲开我，还做什么工作呢？”他一心一意为大伙办事，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特别有趣的是，小说写他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曾与区上的同志一起犯过“右倾的错误”，他形容自己慢吞吞的性格：“像我这样的人是檀香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这些话当时被看作“右倾”言论，但丝毫未减村民对他的信任。邓秀梅刚到清溪村，见亭面糊听信谣言，就问大伙是不是都相信？盛淑君斩钉截铁地回答：“李主席没讲过的话，我通通不信。”“李主席”就是乡农会主席、支部书记李月辉。由此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村民们最终都入了社，并不在于他们对中央文件有多么深刻的理解，他们不在乎这场运动究竟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关键是有李月辉这样让人信得过的农村基层干部，有这样具有纯朴善良的人格魅力的人带领他们。
小说各章有小标题，向读者介绍一个一个人物，比如“支书”，“面糊”，“菊咬”，“淑君”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这一段又一段的人物故事，平凡是平凡极了，当他们汇集在一起，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的特点就充分展现出来。当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步、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当农民正在经历一场土地与个人分离的自我革命，即把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交出去的时候，因为有邓秀梅、盛淑君、李月辉、盛佑亭、陈先晋、刘雨生、张桂贞等这样一些人物，有他们生活中那些活灵活现的命运轻喜剧，这场农业现代化运动在清溪乡，不表现为对农民生硬的剥夺；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它切切实实地体现为一种“软着陆”。也许有人认为，周立波把这一切都加以喜剧化，或美化了。但只要仔细读过这部小说，你不得不承认作家表现了这样的实情：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盛佑亭、陈先晋这些曾经过着贫苦生活的农民中间，的确没有“自下而上”的基础，但是由于小说“写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里的领导作用”“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形势逼人的高潮，成为整个合作化运动中的主流”，在这样的时代潮流面前，农民们也并无执意地反对，更没有由反对而发展为直接对抗的行为，农民的政治觉悟与对李月辉、刘雨生等村社干部的信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通过描写“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唐·杜牧《睦州四韵》）的乡村景致，写人物妙趣横生的家长里短，把这场由政治革命引导和推动的乡村巨变，演义成为一种合乎人情事理的生活故事：老一代农民和乡村陈旧、保守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向充满青春躁动、并对未知前景充满渴望的青年一代低头、让路。
这里再举邓秀梅对盛淑君谈论爱情为例。小说描写乡里年轻人在合作化运动中产生了爱慕之情，邓秀梅对她的好友盛淑君说：
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就会不至于泛滥，就会从它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
批评家认为小说这番描写的语言显得突兀是非常有道理的[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农村青年在婚恋问题上的表现是测量社会现代化程度一个重要的参数。清溪乡年轻人在这方面，不仅行事做派，就连语言表达都染上都市“小布尔乔亚”色彩，更打破了乡村传统生活的限制，打破了男女情事间授受不亲、不敢正视的旧时代氛围。邓秀梅说这一番话，原本是青年干部在“做工作”，但作家一如既往地把这种“工作”，把容易概念化的说教，点染成闺中密友互诉衷肠的场景，从而使盛淑君改变了自己原来对邓秀梅“不正经”的想法，并且大胆追求自己爱恋着的陈大春。年轻人的爱情“好像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这是现代农村变革必然取得胜利的先兆。陈大春是陈先晋的儿子，像陈先晋这样比较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在儿女们渴望新生活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屈服，即使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不理解，不赞成，也不得不跟着时代、跟着儿女和家人往前走了。
（三）
以底层人性格的真淳为美，这是五四新小说经由左翼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视角向下的根本性转变。虽然《山乡巨变》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不要说盛佑亭（亭面糊）、王菊生（菊咬金）、陈先晋们，即使李月辉、邓秀梅这些积极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基层干部，也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样板戏”中，已经带有某种“贵族化”倾向、或超现实主义品质的英雄。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中国乡村社会巨变中的普通人。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以至于惶惑，对旧事物的依恋与刻意守成，特别是在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形势下，他们的无奈与容忍，承受压力的柔韧与坚强，还有对家庭和亲人无法割舍的眷恋之情，都被作家刻意地展现出来，使读者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和建构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的合理性。没有这样的人性基础，很难想象中国农村能在这样一场激烈的变革中实现“软着陆”。但与此同时，如果没有这一幕急剧变革的历史，没有知识分子作家的投入，这些人物可爱的性格也无以照亮，他们将仿佛仍处在“沉睡状态中”，使人永远无法进入他们心灵世界真实的一幕。因此读了这样的小说，日本学者竹内好概括其中的人物是“与整体融合在一起的人物”，作家“从新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人类和社会的准确性，我不禁赞叹不已”。对于小说“作为新的叙事诗而问世。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同时，对于力图恢复与人们的合作的我来说，也给予了极大的勇气”[[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页。]。虽然竹内好说的是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但同处于文艺大众化的写作实践中，无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以及其后的《三里湾》，还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在注重描写农村普通人性格和内心世界这一点上，他们可谓异曲同工。
不过，与竹内好所说的普通人“与整体融合”有所不同，周立波笔下人物各自的性格都有“超凡脱俗”的一面，当作家深入这些人物内心世界，人物性格的各种复杂因素就被揭示出来，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每个普通人都扮演着各自生命历程中的英雄或主角，都有复杂的、犹如翻江倒海一般的人性体验。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周立波作为现代中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取得的收获。这一特别的收获，也由于有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李準等一批作家作品联袂出现而非比寻常。它决不是一味地强调“通俗浅近”、“降低文学标准”，以及对大众屈尊俯就的态度便可以成就得了的。
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这些作家作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以及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讲话》是毛泽东在抗战背景下集中讨论文艺工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文艺如何为工农大众服务，文学艺术的源泉从何而来，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以及作家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43年《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因为在《讲话》发表以前，赵树理“常与人辩论文艺大众化问题，虽然文艺界不给他立案，他却一直坚持”。这次看到《讲话》，他逢人便说是“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主张”[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汾水》1980年1月号。另外参见荣安在《人民作家赵树理》一文写道，1949年赵树理回忆说：“在十五年以前（即1934年）我就发下洪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什么东西，那时大多数文艺节朋友虽倾向革命，但所写的东西还不能跳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天津日报》1949年10月1日。]。周立波这方面的写作虽然迟缓一些，但他也从自己的文学经历中感到文艺大众化对于确立“文学的现代自律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参见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58页。]。为了实现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他决心“抛除”“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还有“十足旧的知识分子的坏脾气”，以便“参加生产和斗争的群众”中去[周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也就是做到如《讲话》所说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7、8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