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呢？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人，一人非常关心我的人，一个在我们那里有非常好的口碑的人。这个人就是我的文兴鲜叔叔。就写他。写他的一生，写我认为是一个革命者的一生一世吧。他就是我小说的主人公。当然，这个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给他改了名，换了姓！
于是，我就行动起来，就闭门造起车来。就构思出一部人生三部曲：第一部《花红》，写他的少年时代；第二部《柳绿》，写他的青年时代；第三部《松长青》，写他的老年时代。当时，我竟然对自己的这个构思很满意，很自信。暗自下决心三五年写出来。我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不是书呆子！我要用我的成功来证明我个人的价值！那时，我真是心比天高啊！我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坐在煤油灯下，构思、写作。不几天，我就写出了提纲，拟定了人物表。开始了第一部《花红》的写作。两个月下来，竟写出了近五万字。
我躲在屋里写，不想让人知道我写小说。可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人知道了。有人凭空臆想，夸大事实，说我写了厚厚的两大本，说我写起了三四十万字，说我已投给了出版社，说我已收到了出版社计划出版的通知。社会上的传言和议论风起云涌，褒贬不一，说好说坏的都有。但真正支持我写作的也的确有人，父亲自不必说，他最支持。他也知道我在写书，他希望他的儿子写出书来。父亲以外，最坚决支持我写作的就是文兴鲜叔叔。他只知道我喜欢写作，热爱写作，知道我在上初中，读高中就公开发表过作品。所以，他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支持我写作。所以，他才给我寄了那么多书。但他却不知道我想写他，我在写他。
这时的文兴鲜叔叔还在东北某部队任职。是一名模范军人。当时，《解放军报》公开发表过写他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他非常关心家乡的生产，非常关心他家乡的乡亲们。他曾在1959年给他家乡所在的生产大队一次捐赠了两千元人民币，五十年前的两千元比现在两万元还管用啊！或许可以抵现在的二十万元哪！他每次回来，都要给贫穷的乡亲们送钱。我读高中时，他陆陆续续给我寄了一百多本书。他还要在经济上资助我，我委婉谢绝了。他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个人。因此，我才想到要写他。他是一个值得歌颂的人。他成为我长篇小说主人公的主要原型。
但是，我的身份是农民，农民必须种田，种田是我的主业，写作只能是副业，只能业余进行。
我高中毕业回到农村，才真正学干农活。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头学起。一个农民，就是要会干农活，成为种田的内行、把式。我成农民了，必须学会农活。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老老实实的去学、去干。我没有退路。
学农活，我不怕受累，也不怕吃亏，更不怕使劲用力。力气是奴才，用哒它又来。但我就怕那种冷嘲热讽，阴阳怪气的人。就恨那种同工不同酬，评工分不公正的人。我一个男子汉，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一天劳累下来，干了同样的活，使了同样的力，工分却只能评人家的一半，而且是女社员的一半。我心里就是不服气。有一次锄苞谷草，我们一共五个人，就我一个男人。那是一块平田，她们每个人锄四行，也就是一垄。一人锄一垄，各锄各的，谁也帮不上谁的忙，放工时评工分，四个妇女评十分，我只挂靠五分。我当时就质问她们：“为什么只给我评五分？”他们却振振有词：“因为你是学手子，才参加锄草，评你一半工分就不错了哟！”我不服气，拒理力争：“我又不比你们锄得少些，怎么同工就不同酬呢？”她们却嘻嘻大笑。说：“你没看人家当学徒，学两三年，一分一文都不给呢！你还争什么争？”我这才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哪！还有一次学耕田，那是一条黄牯牛，它认生，我老套不上它。有个中年社员就冷笑一声，带着鄙夷的声调说：“真没用，牛都套不上，学耕什么田哟？”我听了心里好气呀，真恨不得回敬他一句：我读的书你读得懂吗？我写的字你写得好吗？我会写文章，你写得出来吗？但我忍住没说，说了有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会学会的！”这时候，我父亲走了过来，对我说：“奎生，不要着急，我来教你！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无师自通的！那么多大本大本的书你都读懂了，那么长长的文章你也写出来了，还怕套不上一头牛呀，还怕学不会耕田哪！”
我说：“没人教过我，我怎么会呢？只要有人教，我就一定学得会！我不相信我的脑子就这么笨！”
父亲说：“就是啰！所以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我感谢我父亲，他总是那么懂得儿子的心，他一五一十地讲了套牛的办法，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套牛耕田的技术。我也很快就学会了。以后，不管是旱田，还是水田，无论是陡坡田，还是岩旮旯田，我都会耕了。而且成了队里公认的耕田行家里手。而且，父亲还教会了我各种农活的技能。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无论什么农活，力气活也好，技术活也好，我都拿得起、放得下、干得好。
农村很苦，干农活很累，我的写作就渐渐地放慢了，有时候好多天不动笔。这时候，有人约我出去打花牌。我经不住劝说，经不住诱惑，我也不好拂了人家的面子，几次相邀之后，就去了。
打花牌我一学就会。
一学会就放不下了。
一遇到下雨天，我就出门同别人打花牌。
学会打花牌之后，我的写作就基本上停止了。
每次出去打牌，或者打牌回来，父亲只盯我一眼，不说长，也不说短。但我看得出，父亲对我很不满，很失望，也很着急。有时候，我也想洗手不干，改邪归正。但我经不住人家邀约，就又出去打牌了。
有一天，也是下雨天，我在外面打了一整天的花牌，很晚才回来。
我悄悄地推开门，不声不响地走进自己的房屋中。我推开门一看，就愣住了。我的条桌上点着煤油灯。父亲在条桌前椅子上坐着。我站在门外不敢进房屋里去。
父亲低声问我：“回来啦？”
我毕恭毕敬，说：“嗯，回，回来了。”
父亲还是那么轻言细语：“奎生，你也来坐吧，我们两爷子在一起坐坐，说说话吧。”
我挨到父亲身边坐下了。
父亲说：“奎生呀，这一向时，爹很忙，没有顾上你，没关心你，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啊！县里、区里、公社里给你安排了几次工作，都被大队卡住了，不仅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呀！可有什么办法呢？大队不放你走，我们也没办法呀！我知道，你去打花牌，就是为排遣心中的痛苦！但你总不能老是陷入这种痛苦之中呀！你应该面对现实呀！你不能就这么荒废了自己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去努力奋斗，去努力争取，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我知道你喜欢写作，你心里一直放不下写作，想当作家。这都没有错，我支持你！你看，我今天专门到街上给你买了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一摞白纸。你还是拿起笔来吧！写你的文章吧！我知道你写作要熬更守夜，我还给你打回来了一壶煤油呢！你知道，这煤油是紧俏货，我在街上找了好几家铺子，好说歹说，才打到这一壶煤油啊！”
看到这一支钢笔，这一瓶墨水，这一摞白纸，这一壶煤油，一下子打翻了我心中的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顿时，我的眼泪倾泻而下，我一下跪在父亲的面前，失声痛哭，万分悔恨地对父亲说：“爹，我错了！”
父亲扶起我，说：“知道错就行了，何况这不全是你的错！奎生，我相信你！”
我从衣袋里掏出花牌，走到火坑屋里，把花牌扔进火坑里。不多一会，花牌就燃烧起来，腾起一串火苗，飘起一缕青烟，留下一堆灰烬。从此，我就告别花牌，同它一刀两断，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劳动和业余写作之中。
1965年，是我人生道路上角色的又一次转换。对我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怀的。
正月初五，又是正月初五，又是刘队长来到我们家。刘队长本是一个不喜欢串门的人。他也很少来我们家。今天来到我们家，必定有事，而且是大事。果然不错，他指名道姓找到我，说有一个重要的事跟我讲，想同我谈谈。谈谈就谈谈呗。刘队长同我的谈话就在我家火坑旁展开了——
“小曾呀，你回乡已经三年了。三年来，表现很好呀。”
“这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也是您帮助和教育的结果。”
“你的表现，区、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都很满意呀。都夸奖你是回乡知识青年的模范啊。”
“我做得还不够好，今后争取做好一些。”
“我们都相信你会做得更好。”
“请您相信，也请您转告区、公社、大队的领导，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领导对我的希望。”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呀！”
“什么工作呀？”
“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让我通知你，要你当教师创办一所耕读小学。这也是区和公社党委的意见。”
“当教师？让我当教师？”
“是呀。”
“真的呀？”
“你不相信呀？”
“不是我不相信，是我不想教书。”
“你不想教书？”
“不想！”
“教书也是革命工作呀。”
“种田也是革命工作呀。”
“你一个知识青年，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现在的需要就是你去教书。大队党支部慎重研究决定的呀。”
“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应该先征得我的同意呀。”
“是你服从党支部，还是党支部服从你呀？”
“反正我不会去教书。”
“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就种一辈子田，当一辈子农民！”
“一个高中生，就种一辈子田，当一辈子农民？”
“不可以吗？”
“你还是认真想一想吧，想好了，再回我的话。”
“不用再想，我坚决不当教师。”
我们的对话互不相让，不欢而散。
第二天，大队党支部派了一个支部委员继续来做我的工作。我拒不开门，谢绝见面。那个委员无功而返，愤极而归。
第三天晚上，大队党支部邓书记亲自出马了。
邓书记来到我们家，父亲开门把邓书记迎进了屋里。
我依然睡在床上，无动于衷。为拒绝当教师，我已经关门睡了三天，不吃也不喝，不言也不语。邓书记叫我，我不答应，也不理睬他。他径直走进我房里，我面壁而卧，用后背、用屁股对着他，闭着眼晴，沉默不语。
邓书记也一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父亲见了，生气地对我说：“奎生哪，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邓书记呀？邓书记亲自来做你的工作，你怎么就不理睬邓书记呀？”
邓书记跟着说：“我是代表党支部来做你的工作的，党的话你也不听呀？”
父亲说：“是党培养了你呀，你怎么就不听党的话呢？”
邓书记严肃地说：“是党把你从小学培养到高中，你总不能让党白培养你十二年吧！”
父亲也严厉地说：“我们是贫农，是党救我们出苦海，我们才翻身得解放。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可不能忘记了党的恩情啊！我们不应该忘本哪！”
邓书记接着说：“你是党培养出来的一个知识青年，应该听党的话呀。当自己的喜好与国家的需要发生矛盾时，我们就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呀。当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呀。”
父亲双眼紧紧地盯住我不放，从父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父亲对我的殷切期盼。那期盼的眼神中蕴藏着千言万语！
邓书记临走时，语重心长地说：“小曾呀，你可不要辜负党组织的希望啊！也不要辜负了你父亲对你的期盼啊！我们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最终，我走上了教育战线，当上了人民教师。
十天后，曾家畈耕读小学诞生了。
十个月后，曾家畈耕读小学成了全县的模范耕读学校。
又过了十天，我从地区教育局捧回了优秀耕读小学教师的奖状。
我当上教师后，继续兼任着生产队出纳、保管员和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业余时间我还继续坚持创作，地区的报刊上经常可见到我的作品。但长篇小说的创作速度渐渐缓慢下来，两年的时间只写了上十万字，按构思，《花红》还不到一半。这时，已是1966年初。
不久，地覆天翻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文化艺术被围剿，在劫难逃；文化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只脚！写小说的没有哪个逃脱厄运。我万幸没有把小说写出来，更庆幸我没有张扬自己写小说的事。风声一紧，风暴来到之前，我就把我写的小说稿，包括提纲、人物表及记录素材的笔记本，全部放在火坑里烧毁了。望着那串串火苗，缕缕青烟，我不禁潸然泪下，那是我的心血结晶呀！陪同小说稿火葬的还有我的六大本日记、一百多本书籍、一百多封书信。那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呀！我写作长篇小说的梦完完全全惊醒了，彻彻底底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