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和元年（87年），班超征发于阗二万五千人，再次进攻莎车。龟兹王调集温宿、姑墨、尉头等国5万人，前来救援莎车。班超召集部下和于阗王商议，声称寡不敌众，决定各自分散行动，他率部向西撤回，于阗军队则向东撤回，只等天黑分头出发。然后故意放松戒备，放走龟兹的俘虏。龟兹王得到报告，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去拦截班超，让温宿王率领8000骑兵，去拦截于阗军队。班超将计就计，秘密集结所有部队，急速奔袭莎车军营。莎车人一片惊乱，四处奔逃。班超追歼了5000多人，缴获了大量牲畜财物，莎车王被迫投降，龟兹等国随即撤退。班超从此威震西域。
永元二年（90年），大月氏王求娶汉朝公主，遭到班超拒绝，因而心怀怨恨，命令副王领兵7万人，逾过葱岭进攻疏勒。班超分析敌我情形，认为大月氏军队远道而来，缺乏运输补给，一旦陷入饥饿困顿，就会不战而降，因而采取坚壁清野的作战方针。大月氏副王领兵到达疏勒，前来进攻班超，但无法取胜；转去城外抢掠，也没有收获。班超估计敌军粮秣快要用完，一定会向龟兹求援，就派兵在路上拦截。果然不出所料，当大月氏人去龟兹筹取粮秣时，班超的伏兵发起突袭，将他们全部杀死，还把使者的首级送给大月氏副王。大月氏副王见状大惊，立即派人向班超请罪，被班超放回大月氏。大月氏王大为震动，每年都向汉朝进贡。
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归附汉朝。十二月，汉朝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同时设置骑都尉、戊己校尉。六年（94年），班超以都护的名义，征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军队，共有7万多人，会合汉吏士、商贾1400人，一举攻破焉耆国，斩杀焉耆王，另立新王。从此之后，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内附汉朝，甚至更远的条支、安息诸国，也都与汉朝增强了联系。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久居西域，因为年老而思念故乡，上书请求回国，获得汉和帝批准。八月，他回到京城洛阳，被任命为射声校尉，但不久就去世了。班超治理西域31年，经历了无数次风雨，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宽小过，总大纲”，即把握统一的大方向，宽恕个人的小过错。从西域政治情势来看，这确实是一条成功经验。
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政治联系，推动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经济交往，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汉朝对外关系的发展，使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日益紧密，这对中华文明的进步与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九、司马迁修《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末年，历史名著《史记》的作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鼎盛时期，政治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统一国家空前强盛，学术思想日渐昌明，这为司马迁修《史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学者，长期担任太史令一职，掌管天文星历、文书记录和历史典籍。司马谈爱好史学，素有历史著述的抱负，并努力搜集整理史料，为司马迁修《史记》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司马迁很早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20岁时外出游览南北各地，广泛进行历史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不久，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撰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司马迁出于好意，劝慰汉武帝不必忧心，却惹得武帝大怒，竟以诬罔之罪处以死刑。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而忍辱负重，接受了残酷的腐刑，并在出狱之后，写成《史记》这部巨著。
链接：李陵案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英勇智绝，爱人下士。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小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战匈奴，召骑都尉李陵为李广利军押运辎重。但志向远大的李陵要求率五千军以少击多，打到单于庭前。汉武帝答应了。李陵孤军深入，出关以后在大漠行军一个月，和匈奴单于在浚稽山相遇。匈奴三万骑兵围住李陵，并发起冲锋，但李陵布阵有方、丝毫不乱，前队是长戟盾牌，后队是弓箭、强弩。先是和匈奴近战相搏，然后千弩俱发，把匈奴打退，还追杀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再召八万铁骑合众围攻。李陵寡不敌众，一边打一边南撤。单于眼见大军连这点人都打不过，心里胆怯，疑心李陵有大军埋伏，准备撤军。就在这时，军侯管敢因为被校尉所辱，忿恨投敌，把李陵没有后援，粮草且尽以及李陵的部队旗帜等情报都告知单于，匈奴于是全军压上，李陵力战难脱，自觉无颜见汉武帝，遂束手就擒。
汉武帝得知李陵投敌，勃然大怒，后来派公孙敖将四万步骑深入敌后营救。公孙敖无功而返，却说俘虏称李陵正在教匈奴练兵。汉武帝族诛李陵家室，事后才知那人不是李陵，而是降将李绪。李陵得知后大怒，派刺客将李绪杀死，以泄心头之恨。李陵最后终死匈奴。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本纪以大事为主，表以时间为主，书以典章制度为主，世家、列传以人物为主。这五个部分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五体并举，而纪传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后人称之为纪传体史书。纪传体是司马迁的首创，是他对中国历史学的一项重要贡献。
《史记》又是我国第一部体制宏大、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全书分130篇，52.6万多字，从远古传说时期的黄帝写起，到武帝天汉年间为止，上下贯通，近3000年之久。对这段漫长岁月的历史，特别是战国、秦、西汉前期的历史，司马迁都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史记》以探索历代政治盛衰为主，上记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其记述时代之长，内容之广，为以往任何典籍所不及。
从史学思想来看，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中心问题，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表示怀疑，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说法区别开来。在司马迁那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教遭到了深切的疑问，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了肯定，民心向背作为历史变革成败的重要原因，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同时，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宗旨，一方面他抓住西周建国、秦的统一和楚汉兴亡几个历史转折时期，“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汉书·司马迁传》）；另一方面，他就政治的演进、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的流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一定程度上阐发了他的社会进化史观。有了先进的史学思想，司马迁凭借坚强的毅力，发挥他的个人才能，通过艰苦的修撰活动，实现了他的“成一家之言”的宏愿。
司马迁撰修《史记》，呈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包括博观约取的治史原则、直书实录的学术精神、详近略远的修史方法、文史交融的著述风格。
为了撰修《史记》，司马迁在收集和整理史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他大量阅读了先秦的文献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诸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新语》等等。他查阅了大批档案文书，其中有前代留下的历史文献，也有当世记录的各种资料。他“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史记·五帝本纪》），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考察了众多名胜古迹，搜集了不少佚闻旧事，加深了对社会下层的认识和了解。他接触了一些历史人物，或者走访历史人物的后代，从中得到大量口述的历史材料。通过以上途径，他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尔后做出详细的考订，才有选择性地加以运用，从而保证了《史记》的权威性。
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论述历史事件和各种典章制度，虽有褒贬之分与是非之别，但都不是任意褒贬，妄论是非，而是用事实作根据，让事实来说话。所以，后代学者自刘向、扬雄以下，“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在西汉中期以前的历史研究方面，《史记》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历史资料，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史记》虽是一部通史著作，但写作重点却在秦汉部分。从数量上看，全书130篇中，专门记述秦汉历史的，就有70篇；兼杂记述秦汉历史的，又有16篇，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从质量上看，全书较优秀的篇章，也大多在秦汉部分，诸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等。据此可知，详近略远是司马迁撰修《史记》的重要方法。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巨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无论是在文字、语言、叙述历史、刻画历史人物方面，都有它突出的成就。文字方面，它以平浅代艰深，通俗易懂，适应了时代的风貌；语言方面，它广泛地采集和运用诗赋歌谣、俚语俗谚，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叙述历史方面，它重点突出，行文生动，既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又表现出历史散文的格调；刻画人物方面，它能够抓住每位历史人物的特点，进而描绘出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总括上述，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见地的思想家和一位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首创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相结合的史书体例，阐述了一系列进步的经济、政治和哲学观点，彰显了博观约取、直书实录、详近略远、文史交融的著述风格。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把《史记》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十、昭宣中兴
公元前87年，即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去世了。他下遗诏立他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帝，是为汉昭帝。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年仅8岁，还没有执政能力，于是汉武帝为他安排了一位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是汉武帝大将霍去病的弟弟，为人忠诚正直、谨慎稳重，在汉武帝身边任职20多年，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深得汉武帝的信任，因此被任命为辅政大臣，代替年幼的汉昭帝执掌大权。
汉昭帝即位之初，西汉政权几近崩溃的边缘。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年年对匈奴、西南夷等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兵疲民困，怨声载道。他还骄奢淫逸，广建宫室，四处巡游，不光把文景时代聚积的财富挥霍一空，还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弄得民不聊生。汉武帝末年好用酷吏，实施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汉昭帝刚刚即位，四川姑缯、廉头等24个城邑爆发了起义。汉武帝对大臣极不信任，他的丞相几乎都因他的多疑被处死，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而且在巫蛊之祸中汉武帝的长子卫太子自杀，汉武帝的其他儿子都觊觎皇位，根本不把年幼的汉昭帝放在眼里，有的还在策划谋反。
汉昭帝即位时年龄虽小，但却是一位聪明睿智、明辨是非的皇帝。他非常信任霍光，这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嫉妒。左将军上官杰、御史大夫桑弘羊想排挤霍光，汉武帝的儿子燕王刘旦想篡夺皇位，于是他们勾结在了一起，妄图先诬告霍光，并杀了他，再夺取皇位。燕王刘旦上书汉昭帝诬陷霍光说：“霍光擅自调集校尉充实自己的幕府，图谋造反。”汉昭帝当着霍光和朝中大臣的面说：“霍光调集校尉的事，远离长安的燕王怎么会知道？况且霍光想造反，何必调集校尉充实幕府？他是大将军，直接调动军队就可以造反了。这分明是诬告。”当时汉昭帝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在场的大臣全都为皇帝小小年纪却如此聪明机警而折服。经过这件事，汉昭帝更加信任霍光，并铲除了企图篡位的燕王刘旦、上官杰和桑弘羊等。
汉昭帝和霍光为了迅速稳定西汉王朝岌岌可危的局势，改变了汉武帝的施政方略，沿用文景时代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方略。朝廷经常性减免田租、口赋，遇到灾荒则免除当年租赋、徭役，废除苛捐杂税，废除盐铁官营，让利于民。这些政策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
正当汉昭帝励精图治、复兴西汉的时候，公元前74年，年仅22岁的汉昭帝却突然得病去世了。由于汉昭帝没有子嗣，大将军霍光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没想到刘贺是一位昏庸无能、荒淫无度的昏君。霍光无奈，在刘贺即位的第27天就把他给废了，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皇帝，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是卫太子的孙子。卫太子和他的儿子在巫蛊之祸中死去了，刚出生的汉宣帝被囚禁在监狱中，狱卒见汉宣帝可怜，于是尽力保全他。巫蛊之祸结束后，汉宣帝投靠他的外祖母史家，在民间长大，因此深知民间的疾苦。
汉宣帝即位后，针对汉武帝当政时期的弊病和漏洞，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他首先秉承了汉昭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注重改善民生。他多次减免田租、赋税，减轻人民负担；把闲置的皇室土地分租给没有田地的贫农，让他们获得生产资料，维持生计；每次巡游，为了减轻当地接待的财政负担，都会免除该地一年的赋税；禁止地方官员擅自征收苛捐杂税和征发徭役。由于汉宣帝重视民生，并实施仁政、德政，汉武帝末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百姓们安居乐业，而且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当时的谷价每石只需5钱，边疆地区谷价每石也只需8钱，创造了西汉以来最低的粮价记录。
汉宣帝还十分重视吏治。经过巫蛊之祸的他知道，巫蛊之祸的惨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汉武帝治下的朝廷内有佞臣，外有酷吏，君臣猜疑，互相算计。为了使朝廷和谐、君臣和睦，必须加强吏治。他十分尊重辅政大臣霍光，霍光也恪尽职守、安于职事，这使得朝廷内部安定和谐。汉宣帝十分注重官吏的选拔，每次地方上选用刺史、太守等地方大员，他都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策。地方官员政绩卓著者给与表彰，并升迁到中央任职。由于吏治良好，涌现出一大批忠诚正直的贤臣，汉宣帝的丞相邴吉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邴吉有一次出外巡视，看见一群人斗殴，又看见一头牛在喘气，他置斗殴之事不理，却非常关心喘气的牛，并细致询问牛主人牛为什么喘气。随行官员都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轻视人而重视牛。邴吉说，斗殴自然有地方官员管理，这不是丞相的事务；而牛喘气，可能是有疫情，严重的会影响今年的农业生产，这才是国家大事。“邴吉问牛”从此被传为佳话。另外，汉宣帝时期选拔的萧望之、于定国、杜延年等一大批人才，都是当世知名的贤才，这和汉宣帝重视吏治、知人善用分不开。
针对汉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酷吏横行的弊端，汉宣帝反其道而行之。他任用循吏，平理刑狱。他下令删定律令，把诸如包庇、连坐等一些严刑峻法一律删除，并把治狱的好坏作为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经过汉宣帝的改革刑狱，汉武帝末年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得以消除，政局平稳，社会矛盾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