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传统，差不多已成为唐山人特有的风俗，保留下来，那就是在7?28这天夜晚，在城市的街头、路口，会燃起一堆堆祭奠震亡者的冥纸，在明亮的街灯辉映下，纸火幽暗而飘忽。第二天，大街上会留下一个个用粉笔或砖头划出的圆圈和一堆堆纸灰。有人说，这是唐山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我却以为，这是唐山人心灵上的一道伤疤。正是这道伤疤，承载了唐山人所有的苦难与悲伤。
灾难，把记忆凿刻在心灵的碑石上，情感的风雨，不断把时间的灰尘冲刷掉。所以，1976年7月28日那一天的经历，成了最成功的拷贝，稍一触动，就会清晰地放映出来。尽管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经历者，都不愿意触动它。韩争毛主席老孙
“同志，你说，毛主席知道咱这儿地震吗？”这是我从废墟中挣扎出来后，听到的第一句问话。当时，我已跑到一处建筑工地的材料场，惊恐中，正与几个同样也是惊慌失措的人，盲目地撕扯着一个简易厕所的苇席，试图遮挡震后的第一场风雨。问话的，是从马路对面跑过来的两个女孩中的一位。她们用一条床单裹着半裸的身子，在黎明的朦胧中，目光因恐惧而格外发亮而且颤抖。显然已失去理智的她们，问完这句话，并没有等待回答，就又向前跑去。
是韩争！虽已变调，但还没失去本色以及那一口唐山人很少讲的普通话，在她和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我认出了她。她的家就在马路对面的地委宿舍。她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老革命，20年代的老党员，30年代的联合县委书记，在冀东革命史上占有一页。当时，老人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回到故乡颐养天年。我去过他家，那是一个瘦弱而慈祥的老头儿。我曾仔细观察他，试图找出他当年叱咤风云的影子。我没找到，倒是在他的女儿韩争身上，那一番风风火火，敢说敢为的样子，印证了她老爹的当年。但此时的韩争，竟是那样惊慌失措，像刚从狼嘴里逃出来的兔子。又是那样无助，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似乎无处不在而又缥缈空洞的概念。当然，这是今天的认识，在当时，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一群被另一种势力打击压迫的红卫兵，在困苦之中，不是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处境与命运，而是热情地齐唱那样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并由此而坚定了信念，鼓舞了斗志。信仰，有时就像宗教，在人的心灵祭台上，摆放起一席精神的盛宴。而崇拜，往往就是美好愿望的最后归宿。不是吗，那时的唐山人，最容易喊出的两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解放军，是实实在在的拯救者，把唐山人从废墟中救出，为唐山人治伤，为唐山人送食送水，为唐山人搭起简易棚……而毛主席，是这一切的赐予者。
有这样一种现象，是大有深意的。地震中，唐山人几乎是家家有难，人人有伤。但唐山人并没有陷入悲伤而不能自拔。相识的人见了，“你家几个？”或谁谁怎么样了?或“老妈没了”，“大儿子，老闺女没了”，握握手，拍拍肩，分手而去。没有哭泣，没有乞怜，也没有过多的诉说，淡淡的，很平静。当时的外地人，看到唐山人这种现象，说唐山人被震傻了，感情麻木了。其实不然。地震一个多月后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这一消息，在唐山引起的震动，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大。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地区行署的一个行政局。距当时的百货大楼很近。那里的一个人经常到我们的食堂来吃饭。我管后勤，就和他熟了。有一天他拿来一个在当时很高档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从废墟里扒出来的，但没砸坏。我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下来。电台播送讣告那天，几乎是全局的人都围在我的收音机旁收听。听着听着，就有人哭出声来，然后就是哭声一片。讣告播完了，还有人在那里深深地抽泣。还有，追悼大会那天，全市统一在露天剧场收听广播，举行哀悼。默哀时，我又听到了那响成一片的牛吼般的哭声。我特别记住了身旁的老孙，鼻涕眼泪顺着脸和嘴巴往下流，胸前的衣服打湿了一片。他的妻子和女儿都震亡了，却没事人一般，天天乐呵呵地和我们一起抗震救灾，而现在，他是我见到的哭得最悲痛的一个。而且，据我所知，老孙家庭出身是地主，又毕业于国民党政权时的大学，按当时的说法，是带着阶级烙印的。
地震后我去上学，再也没能见到韩争，只是零零碎碎听到她的一些消息。据说，她的父母都震亡了。后来，她得了病，并因病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韩争，想起她问过的那句不需要回答的话，心头总是酸酸的，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试图这样去理解她：她的问话，之所以不用回答，而且也的确没有等待回答，是因为她的问话只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在她的思维和情感逻辑中，只要毛主席知道了唐山地震的消息，唐山人就有救了，从精神到物质，都有了依靠。不只是韩争，当时的许多唐山人，包括我，不也是吗？
30年过去了，毛主席，已成为一个历史符号，地震后出生的人，也不知道毛主席都做过些什么，更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了。但有一个传统，差不多已成为唐山人特有的风俗，保留下来，那就是在7?28这天夜晚，在城市的街头、路口，会燃起一堆堆祭奠震亡者的冥纸，在明亮的街灯辉映下，纸火幽暗而飘忽。第二天，大街上会留下一个个用粉笔或砖头划出的圆圈和一堆堆纸灰。也许，这会给早起的环卫工人带来一些麻烦。但唐山人谁也不会抱怨。有人说，这是唐山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我却以为，这是唐山人心灵上的一道伤疤。正是这道伤疤，承载了唐山人所有的苦难与悲伤。水南京嘎斯马蹄灯
对很多唐山人来说，7?28那天的时间概念是不具体的。那一天，我经历和做了很多事情，但我怎么也记不清什么事情是在什么时间做的。所以，到今天我也说不清当我想起应该找一些水来喝时，是上午还是下午。当时，活着的人几乎都在找水。我甚至把父亲的五粮液打开喝了一口。火辣的感觉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的液体都能解渴。还算聪明的我，想起单位的大锅炉是在后院的平房里，即使倒了，锅炉也不会被砸坏。我找了一个塑料桶，叫上邻居家的弟弟，直奔那里而去 。
果然不出所料。锅炉房塌了，但大锅炉斜躺着，哪儿都没坏，一拧龙头，温热的白开水就流出来。我和弟弟先足足地喝了一顿，然后灌了满满一桶，提起来就往回跑。路上的人见我们找到了水，都过来要。走没多远，就只剩半桶水了。到了地委门口，又有几个人围上来。水已经不多了，我无奈地对他们说：“给我们留点吧，我们那儿还有很多人等着！”可想而知，渴到极点的人们，对我的乞求是怎样置若罔闻，十多岁的弟弟都要哭了。
这时，从地委院里走出一个人来。他一边嚷着“让开让开”，一边从我手里夺过水桶就走，见我愣着，就对我说：“还在这耽误着，人都快没命了！”我茫然却顺从地跟他跑进地委大院，抢水的人都呆在那里。也许，这个大院，从来都是让他们敬畏的。虽然饥渴难耐，一时间也难以调整他们的思维定势。
直到这时，我才认出了解救我的是地委行政处的曹叔叔。地震后，人们大都有伤，没有伤，也都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况且，人的精神也大都处在惊恐恍惚之间，对面相识不相认的情况时有发生。曹叔叔简单问了我家的情况。我告诉他，别人无大伤，只是妹妹的腿断了，不知该怎么办。他说，“送外县。”我说，“咋去？”“你等等！”曹叔叔把水桶递给我，转身朝废墟的后面走去。不过几分钟，开过来一辆“南京嘎斯”。曹叔叔从车上跳下来，指着我，对坐在驾驶室的一位军人说：“跟他走，拉上他妹妹，去遵化！”
开车的军人已经受伤，头上、胸前都缠着绷带，渗着血。在我的指引下，受伤的军人将车开到距我家还有二三百米的地方，再也没有路了。我只好跳下车，对开车的军人说：“你等着，我去抬人！”可是，等我用门板把妹妹从几百米外的废墟上抬过来时，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受伤的，也有送伤员的，甚至有逃难的。我看着满车的人，无奈却理直气壮地说：“车是我带来的，我妹妹的腿断了，怎么也得给我挤个地方啊！”车上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然就挪动起来。没人说话，也没人指挥，不一会儿，靠近驾驶楼的车厢最前面，就出现了一个空当，正好把妹妹放在那里。整个过程，都是默默的，只有我说过一句话。而且让给我妹妹的是整个车厢最好的位置。我忽然好感动。并且，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民族在灾难面前的既自私又通情达理。
一路都在下雨。泥水，血水，开始为每个人化妆，渐渐的，就都惨白起来。我不记得车开得是否很快，只记得曾有一个伤者疼得大声喊叫，护送她的人骂司机开得太快，差点被车上的人推下去。到遵化时天已经黑了。商业招待所的大院里，已经搭起了席棚。每人领到一个馒头和一碗白开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并不饿。只觉得馒头和白开水太甜太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