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知青的记忆
厚夫
2011年8月初，我有幸在桥儿沟鲁艺旧址前，为正在延安干部学院学习的“全国高校主要领导延安培训班”学员们讲授了一堂《鲁艺与延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的现场教学课。这个班有两位曾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一位是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钟秉林校长当年在延长县插队，而杨卫校长则在我的家乡延川县插队。在此之前，我虽一直没有见过大名鼎鼎的杨卫院士，但这毫不影响我对他的了解。我少年时代，曾在家乡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上读过他的诗歌，他当年是位文艺青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与杨卫校长的交谈在现场教学课之前就很顺畅地展开了。杨卫旁边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院士，似乎奇怪我的普通话，他问我：“你也是北京知青？”未等我开口，杨校长就说：“他是我的延川老乡！”“延川老乡？”郑校长更加疑惑了。我赶紧解释：“杨校长当年在延川插队，我是延川人，我们这就成老乡了！……”我的话把郑校长逗笑了，我和杨校长也会心地笑了。
是啊，“延川老乡”这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词语，在我和杨卫心里却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包括信任和理解。而能用“延川老乡”这个词把我们这两位未曾见过面的人的情感紧紧焊接在一起的，则是那场让众多北京青年与这块土地发生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期间，先后有二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的大部分人是1969年2月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有资料记载，我的家乡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这些知青里包括现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先生、著名作家陶正先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女士、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等。我的老家禹居公社禹居大队梁家沟生产队，这个当时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单一姓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来了十九位北京知青，他们对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影响可想而知。我现在仍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录志宏、赵红梅、李万英、任颖光……
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沟村时，我的年纪还小，尚不能清楚地记得他们到来时的情景，但经常听爷爷像讲“古朝”一样讲述他们的新鲜事。爷爷抽着旱烟锅，不紧不慢地说：“文革开始了，这群北京娃娃们没有事情干，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话了，这些娃娃们剩在北京城里会无事生非的，干脆送到延安农村去锻炼锻炼，给他们这些生驴驹们套个笼头，压压身子，调教他们哩……”爷爷好像稳坐朝堂的决策者一样，能把事情说得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最高领袖当年是否有这样的决策考虑，这一切已无从知晓了。然而，当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到孟子言：“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时，我更加坚定了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农村就是压担子的一道工序的想法。现在看来，我当年众多幼稚的想法今天终于成为现实。这批脚踩过泥土的、曾接过地气的北京知青，今天已经真正成为中国的栋梁。
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爷爷当年讲“古朝”时的情景。爷爷说：“这些知青像星星一样从天上撒下来，撒到咱这些山沟里的。他们来时，用面包喂狗、饼干喂驴，把韭菜当麦苗哩！……”“面包喂狗，饼干喂驴？”孩子们生怕听错了，反问一遍。“是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爷爷在此肯定地说。
“噢！……”我们发出惊讶的笑声。我们这小山村里的孩子怎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因为我们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连面包与饼干都没见过、都分不清，而从爷爷的讲述中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东西了。至于把韭菜当麦苗，这更让农村孩子们好笑，稍有农村生活常识的人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在孩子们惊讶与感慨之后，爷爷又说：“这些娃娃们原来什么也不会，可只用了半年工夫，锄镰老镢样样会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沟里条件不好，这些娃娃们可受了罪了！……”我那时候怎也想不明白，北京知青到山沟里来就是受罪？那么，我们这些像土疙瘩林里刨出来的洋芋蛋蛋们，就不叫受罪？……这些幼稚的问题在当时幼小的脑际盘旋了很长时间，但又终于没有问出口。
长大后，我对北京知青的历史颇感兴趣，在阅读资料时才了解到当时的北京知青并不像爷爷所说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落下来的，而是辗转来到家乡的。1969年2月初，也就是农历的1969年春节前夕，这些北京知青乘着西去的列车，一路向西。到西安后，乘火车到煤城铜川；再从铜川乘汽车到延安。到延安后，地区按照指标先分到各县。到各县后，县里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庄。这样，北京知青像下阶梯一样，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县城，再由县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当面问过北京知青“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的事情，他们说那是个别现象，面包发霉了，就顺手扔给狗吃了，村里人就传出去了，说知青糟蹋东西哩。哈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据资料介绍，当时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队长们赶着毛驴车从县城接回村里的。我的家乡禹居大队梁家沟村，虽说在公社的所在地，属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那种村子，但当时尚一不通公路，二不通电，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与北京城简直是天上与地下之别。那十九位从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过“生活关”的考验。
我听母亲说，这群知青来的时候快要过年了，生产队专门配了个人给他们做饭。过年时，村里把这些知青分派到各家过年，我家也分到一人。过了年，开了春，知青们就自己起灶炉做饭了。头一年，知青们吃公家发下的粮，他们往往前半个月管饱吃，后半个月饿肚子，没有调剂观念，也不会节省着过日子。母亲说，这群知青爱看书，每天晚上都点着煤油灯看书，第二天早上出工时就爬不起来了……事实上，我能想来母亲所讲述的知青们当年的狼狈样。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甚至还有更小的知青），他们在京城的家里娇生惯养，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无虞。可就在一夜之间，他们落到延安地区的沟沟洼洼，虽说他们还满怀战天斗地的激情，但面对每天具体而繁琐的日常生活时，自然就是手足无措的。
陕北方言，把“干活”说成“受苦”，把农村人叫做“受苦人”。古代社会中，陕北人李元昊、李自成等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忍受受苦的生活。但在轰轰烈烈之后，又是千百年不变的沉寂惯性。现代社会的刘志丹、谢子长等，替穷人们打天下，也为的是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当上个世纪那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高潮推向北京城之后，新中国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可是原先在革命风暴中心位置的延安农村，却在改变农民生存问题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步。
“文革”时期的延川乃至整个陕北，受苦是农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163知青插队延安的初期，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交通不便，电力不通，所谓现代化的设施可能就是村里的有线广播，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旧是农村人遥遥无期的奢望与梦想。即使在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几年后的1973年，当时的延安地区仍很贫穷。1978年，新华社记者冯森龄顶住“左”的错误的干扰，冒着风险，采写了一组《延安调查》的内参，如实反映延安地区贫困状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有中央一系列解决陕北贫困问题的政策。我曾在2009年接受《中国财富》杂志记者采访时，表达过“延安人应该给他立座碑”的观点。当然，这更是后话。
我在这里有必要对延安农村当时严酷的生存环境作一番陈述。先说住的问题吧。当时的延安农村，居住条件差的问题尤为突出。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与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的兵团知青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万八千名知青是撒到延安农村的，有的村子四五人，有的村子十多人，像我的老家梁家沟属于较多的，有十九位。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这些知青在北京城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到了延安农村住的是在黄土崖上挖出的窑洞，俨然成了“山顶洞人”。土窑洞里既没有木板床，更谈不上席梦思，只有一盘小土炕，多人挤到一起，卫生条件自然无法保障。在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洗不到澡。农村人又没有换洗衣服，这样虱子、跳蚤这些穷人的寄生虫就尾随而至。我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们比赛捉虱子，对虱子大开杀戒，全面围剿，但往往是几天的消停，因为虱子的繁殖太快了。虱子多了也就不痒了，那时的农村人，谁身上没有两只虱子？还有跳蚤，这个能跳出自己四十倍身高的小昆虫，咬起人来很疼，它在陕北叫“虼蚤”。这种小昆虫既善吸血液，也善跳跃，极为机智，人要捕获是很困难的事。夏天的时候，一只跳蚤往往折腾得人一晚上睡不好觉。这些小小的昆虫，陕北农村人尚很难对付，更不要说细皮嫩肉的北京知青了。北京知青来到农村后，不服水土也表现在对于虱子与虼蚤的抵抗能力差。这些机警的小昆虫们，嗅到与陕北农村人不同的人体气味后，往往能准确地捕捉目标，群起而攻，饕餮大餐，洋洋得意。现任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当年曾在距我的家乡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他在2005年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的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对跳蚤尤其记忆犹新，“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在当时的陕北，虱子和跳蚤几乎是家家无法驱除的寄生虫，知青们也是一样。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慢慢地也适应这种“虱子多了不痒”的生活。
再说吃的问题吧。农民要打一粒粮食，必须经过“春种、夏耘、秋收、冬贮”的过程，真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粮食打下了，要磨成面才能做成食品。我的家乡那时是条件相对较好的生产队，磨面尚且需要用牲口来推磨，这也是农村妇女们必备的功课。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把驴拴在磨道里推磨，常常能推到半后晌。推磨是个技术活，妇女们把面磨成不同的等级，供家庭在不同的时节食用。“头道面”是最好的面，有韧劲，也有面香，一般是招待重要客人或逢年过节才吃；“二道面”相对成色差些，但也只能隔三差五才能吃上一顿，解解口馋；“三道面”是黑面，是平常的面食，就这也掺玉米面或高粱面才能食用。麸子是喂牲口的好饲料，当然在困难的时候也要食用。
母亲说，知青们开始不会推磨，只能央求村里妇女们换工推磨；妇女们也乐意干这活，也可以赚一些麦麸。再后来，他们就自己推磨了。面推好了，距做成馍还有一个过程，也需要几项条件：一是要发酵，面发酵了，要打碱，才能蒸馍。不然，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大了是黄的，馍发苦；碱小了，馍是硬的，发酸。二是要烧火做饭。当时农村人烧不起石炭，只烧柴禾，而光山秃岭的农村砍柴也很困难。勤快的男人们往往跑上十里八里路，砍一担柴。硬柴火旺，做饭也快；绒柴火弱，锅很长时间开不了；湿柴更麻烦，一早上烟熏火燎的做不熟一顿饭。某种意味上，柴火的好坏是对男人们勤快程度的检验。生产队里，男人们早上要出工，到山上干活；妇女们在家里做饭。太阳照到窗棂上时，送饭人要敲钟送饭。这时，各家各户把准备好的早饭送到指定地点。有些人家因为柴火不争气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送到饭，送饭人也不等。一顿早饭，往往能看出谁家婆姨麻利、谁家婆姨周正。母亲说，这些知青们当时受了罪，经常有时候连饭也做不熟，她那时也经常帮女知青们做饭。
吃在当时的延安农村，绝对是妇女们潜心钻研的一门学问。陕北农村有民谚：“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的三四月。”三四月是陕北农村人最难熬的月份。那时，头一年打下的粮食吃完了，种子刚刚撒到地里，还看不到一点希望。我的老家梁家沟村的条件相对好一些，穷人家搭点糠叶还能勉强涉险过关。但对绥德、米脂一带地皮薄、人口多的村庄而言，三四月里的光景太难过了，许多人家只好走南路讨饭。我小时候，曾见到过成群结队的讨饭人群。
等到了五六月份，情况就开始好转，榆钱能吃，槐花也能吃，能救命的东西多了。再到七八月份，瓜果梨枣上来了，一年里最能敞开肚皮的日子也来到了。
这样的日子，知青们也同样不例外。我曾看过习近平同志的一个讲话，说他们那时吃饭没有油水，把胡萝卜和洋芋切好，倒进锅里一块煮。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做那顿饭特别香。打开锅一看，原来是黑灯瞎火打水时，打上来一条蛇和一只癞蛤蟆，把蛇和癞蛤蟆煮到锅里了，所以这个汤特别香。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想必这顿味道特别的晚饭，深深地嵌在习近平同志的脑海里。我还看过延川著名知青丁爱笛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资料，丁爱笛说他曾一连吃过三个月的辣椒面拌饭。他说能吃三个月辣椒面拌饭，还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看来，知青们了解民生，哀民生之多艰，是从吃与住开始的啊！
再说说干农活的问题。在陕北农村，农民除了春节期间短暂的狂欢“闹红火”之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土地的奴隶。农活严格恪守二十四节气，每年开春土地解冻后，受苦人忙着整地、送粪，收拾土地。芒种前后，要把一年的秋庄稼安付到位。耽误农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谷雨过后，青苗破土而出，紧接着就要间苗、锄草了。苗稠了，间距小，庄稼秋天的籽种挂不实；苗太稀了，浪费土地，成本太高。苗的行距、株距，全靠受苦人的眼力来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