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史家文化受到儒学的哪些影响
我们把儒家思想也叫做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所以也称其为儒教。刚开始的时候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汉代起指由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创立、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流派，从汉代以来，这一思想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是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即使到今天也是我们主流思想的基础。
第一，孔子所着的《春秋》与司马迁写的《史记》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从孔子开始的。从社会活动的角度看，孔子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他提出的“仁”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从而来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主张的以德治国，反对苛政和残酷的刑罚，这些都成为我国2000多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孔子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奴隶社会里，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可以说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了。可是孔子却开始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而且孔子还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作为先秦时代的思想代表者，孔子的某些思想也体现在一些学术活动中。例如他晚年编订古代文化典籍《诗》、《书》等几部书，以及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而编成的《春秋》，不但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则是对中国古代史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了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上。
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伟大的史学着作。它对后代史家和文家的影响在我国文化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司马迁编着《史记》的目的在《自序》篇有详明叙说，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很明显，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是为了和孔子的着述相比较。
虽然，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境遇都与孔子有所不同，可是他们苦心孤诣，谋求保存文献的崇高志愿是一致的。这一点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录了他父亲司马谈称赞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一段评述，特别是在强调《春秋》一书的作用时也有体现。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肯，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这一论述，无疑是对孔子《春秋》创作思想的深刻阐发，也是一种深刻的发展。此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还表达了与《春秋》创作目的相类似的动机，“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是对孔子《春秋》创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史家对孔子学术思想的尊重
以历史为治者鉴戒，将伦理道德作为历史评价的主要基准，这是中国儒家修史宗旨与历史价值判断的特色。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表明了他的尚古的历史观。他还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认为周礼是以夏、商二代为借鉴的，所以丰富多彩，应该继续遵循。
要想使历史着作能够被当代乃至后世领导者所镜鉴，无疑需要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评断。据说经过孔子整理的鲁国官修史书《春秋》，就是通过所谓的“书法”，也就是非常严谨的文字来表达作者的褒贬，从而达到“惩恶扬善”目的，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褒贬予夺的标准，主要是依据周礼的“经纪人伦”，即道德标准。
《春秋》企图通过道德训诫，规范统治者的行为。就历史评断的手段来看，《春秋》寓褒贬于文辞，《左传》则改以史评方式，于叙事之后，或引用权威人物，最多的是孔子的言论，或直接议论“礼也”、“非礼也”。
《史记》是司马谈、迁父子“论载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用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通古今之变”而述作的，是他们的“一家之言”。
什么是“一家之言”呢？就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历史上各种政治斗争的史实，讲述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特点与其内在矛盾，在通古今之变中，不顾因袭的理道，当时的法纲，敢于正视现实，评论现实，表达他们的爱憎，抒发他们的愤懑。当然这也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这么写的目的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司马谈、迁父子能够对待社会史实实事求是，不为帝王的个人意向和主观好恶所左右，尊重客观史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就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境界。
太史公一官，是职掌古今天下文献的。《自序》中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太史公”。这给“世掌天官，不治民”的司马氏父子提供了编着这部巨大历史着作的客观条件。《汉书·司马迁传》统计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列举的这些都是当时比较主要的书籍，但是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司马迁除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重视史料的搜集和研讨而外，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通过游学和奉使的机会，多次进行长时期的、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工作，访察各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各地的奇闻轶事，为后来写作《史记》创造了必要条件，《史记》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古代纪史文献的百科全书，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明确的。
司马迁是从他的父亲司马谈那里承传了家学。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从孔安国治《尚书》。”(《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闻《春秋》于董仲舒。”(《自序》)这就为他后来写作《史记》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思想和哲学的基础。我们就拿《史记》中最远古的《五帝本纪》和记载汉事为主的《货殖列传》为例，《五帝本纪》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女生》，儒者或不传。”这便是他仔细分析、检查历史资料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是他实地调查的科学报告。在《货殖列传》中，他对于当时都市交通发展的情形，民风物产分布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从而提出了他对农业、工商业的政策性意见，如果不是司马迁亲自进行了一番实地的考察和研究，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篇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论着来的。
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和历代儒学家的阐释、发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体系，它的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学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如果用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的精华。但是现实是，它们不仅被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所接受，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史家所接受。中国古代的史家在历史上有很多名人，这也正如《汉书》作者班固所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儒者宗。”但是史学家虽然很多，他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却几乎都秉持了儒家思想的原则。我们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上可以看出：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及运用，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现状，以及人民的需要，民族的需要。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孔子使用标准音的场合，诵读《诗》、《书》，执行礼事，都使用标准音。
语言的推广是一种文化行为，但也有政治的含义。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对于促进国家和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今推广普通话同样有助于民族的融合，有助于地区融合，增加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认同感，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品故事，明心志】
巧妙运用策略
齐威王经常要大将田忌与他赛马，赛马的规则是这样的：每次双方各出三匹马，一对一比赛三场，每一场的输的人要赔一千斤铜给对方。齐威王的三匹马和田忌的三匹马按实力都可分为上、中，下三等。由于齐威王的上、中、下三匹马都分别比田忌的上、中、下三匹马略胜一筹，因此田忌每次都是连输三场，要输掉三千斤铜。
实际上，田忌的上马虽不如齐威王的上马，却比齐威王的中马和下马都要好，同样，田忌的中马则比齐威王的下马要好一些，田忌每次都连输三场是有些冤枉的。后来田忌的谋士孙膑给田忌出了个主意，即让田忌不要用自己的上马去对抗齐威王的上马，而是用下马去对抗齐威王的上马，上马则去对抗齐威王的中马，中马去对抗齐威王的下马。这样，虽然第一场田忌必输无疑，但后两场田忌却都能赢，二胜一负，田忌反而能赢齐威王一千斤铜。
二、道家思想中的生活智慧
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学和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可以说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要面对一个处处充满矛盾的世界。很多人面对这个处处充满矛盾的世界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为此常常陷入到困惑之中。
人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发现，返本复原，回到最开始的地方，也就是到出发点去重新思考问题，在中华悠久文化的传统中开发它的现代价值，可能会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新路。在长期被忽视的古老传统文化中，可以说蕴含着现代人所需要的很多智慧。特别是老子思想中丰富的生活智慧，正可以作为现代人寻找解决生活危机的新的智慧源泉。
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面对的就是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矛盾也是相当的严重，人们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可以说一辈子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好像《庄子·齐物论》中所描写的那样：“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我们可以想像，生活在这样的紧张社会关系中，思想家们肯定很早就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思考，而且还试图通过某种方法来改变和消除这种紧张的关系，而思想家中的代表者老子，就是中国最早进行这样的思考和努力的哲学家。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最开始的状态和大自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和谐而美好的，高度紧张的社会关系是违背自然的，绝不是人类社会应该有的状态。为此，老子提出了缓解社会压力，消除社会冲突、改善人际关系的处世原则和一系列具体的处世方法，而这些原则和方法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老子的生活智慧。
老子生活智慧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自然主义，也就是个人应该以自然主义的心态去对待社会和他人。虽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与老子完全不同的时代，而且所面临的问题也要比老子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但是我们细细分析会发现，彼此之间还是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的，甚至可以说，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以，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以及生活在未来社会的我们的后代，老子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精神的生活智慧，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
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老子所提倡的自然的智慧已经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潜意识里，成为了人们生活常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我们还应该更深入的进行思考，老子的自然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并且成为一种常识和习惯，就是因为老子这种崇尚自然的价值观念是符合人们本性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时刻所需要的，就是那些不知道老子的自然主义精神，甚至不知道老子的人，也往往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倾向于自然的取向。
老子的贡献可以说是巨大的，第一，把自然主义由哲学的高度落实到日常的生活中，这样就成为了人们的常识和习惯，而且对于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起着一种自觉的指导作用。第二，就是把这种天然的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倾向性，并且由自发提升为自觉，最后上升为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
几千年来，老子的自然主义对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民族生活的伟大智慧，让我们今天受益无穷。可是今天，在西方文化和商品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与此同时，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呈现出越来越多背离自然的趋势。由于我们现在对于层出不穷和社会巨变中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应对，生活的也就越来越不自然，从此我们对自然主义的认识也越来越陌生。
可是，人类社会在变化发展中，也不断地证明了“物极必反”这句古训，回归到自然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一致的要求。现在那些不施化肥、没有污染的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空闲时间到大自然中去享受清新的空气和亲近自然的体验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可以说，人类的天性中对自然的需求越来越多，自然主义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的价值也正在提高，这种需求有很多方面，而就我们现在承受的压力而言，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生活中一些不自然的现象。比如，如何缓解社会带来的生活压力，如何协调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保持内心的超脱和宁静等等。当然，这些复杂而艰巨的问题，如果仅仅是靠我们人类本性中那种自发的自然主义倾向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一种高超的生活智慧，从哲学人生观的高度予以指导，而老子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恰恰就是一种高超的生活智慧。老子对待社会，对待人生的生活智慧，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境界。我们重温老子的处世艺术，就可以让我们懂得应该换种生活态度，以缓解自己承受的社会压力，使我们生活得更明白、更轻松、更洒脱。
现代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料，我们不会再为吃穿而发愁，相反，过度的追求物质却在破坏着人体的平衡，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人们常常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生活方式来抵消过剩的营养，这也就正好印证了老子“益生曰祥”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