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叔青的名字，在台湾，人们是十分熟悉的，这并不是因为她出生在台湾，而是因为她出版的众多的文集以及其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她在台湾文学中的地位。她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发表了处女作《壁虎》，受到专家的好评，以后不断勤奋创作，写出了众多引人注目的作品。她有一种极具女性禀赋的细微观察，对于落寞于时代变迁的社会心灵，她有一种真诚的特殊敏感。她虽并不刻意去叙写社会问题，但她总是能从自己人物的精神底蕴中，不露声色地触及或大或小的种种社会问题。这是一颗关注民意人生的文学心灵，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可宝贵的人文精神。而她在题材选择上，也开拓了新的书写空间，不一定写什么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去关注家庭与人员关系的日常琐事，但又不曾拘泥其中跳不出来，她的作品展现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大背景。通过人际关系反映人的本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是她的最终目标。她随美籍丈夫客居香港的一段时间，曾担任过香港艺术中心亚洲节目部主任。她编制的节目中，有侯宝林的相声、陈爱莲的舞蹈、吴祖光的戏剧，为海内外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和艺术做了许多工作。
她是位率直和健谈的人。在谈到文艺观点和创作感受时，她强调“作家的创作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我自觉是个在东西文化摆荡的边缘人，因此下笔时很自然地塑造一些背景与我类似的人物。”其实这恰恰就是她的优势所在。她认为，作家成熟了，不断成长，就容易跳出自我，写生活的层面就会越来越广。作家要讲文学艺术性，使读者在读作家作品后有回味的感觉。她喜欢强迫自己不断学习，在写作中利用新的有趣的知识。尽管她的艺术探索已经有可观的成绩，但她总是觉得自己才刚刚开始起步。
我还是20多年前见到她，但我一直关心她的创作情况。上世纪90年代初，她搬离香港在台湾定居后，又完成了长篇小说《遍山洋紫荆》《微醺彩妆》《行过洛津》，长篇系列小说《雕花的太师椅》，出版了佛教传记《枯木开花：圣严法师传》等。《香港三部曲》获金石文化广场1997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书。她真是一个有信念且多产的文学跋涉者。虽然我在网上看到她的照片，人有点胖了，有点老了，但对于一个在文学艺术上有执着追求的人来说，青春的色彩是永驻的。
最后记录她的一个细节。她是多才多艺的，对文学、考古、音乐等门类都有造诣。那次采访，因时间安排太紧，我们只有边走边谈。我陪她去上街，她提出去文物商店。进了文物商店，她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就不愿出来，一呆就是一时三刻。看她那痴迷的神态，开始我认为是她对文物的特殊爱好，是一种艺术的追求。后出店，她才直率地告诉我，她想“捡漏”，看这里的文物如铜镜、瓷瓶等是不是有标错年代的，如有，她好买了带到香港去赚一把，真是鬼机灵。虽然最终失望，可她觉得纵览繁多文物，对她来说，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听公仲老师说，那次来江西讲学，离开大陆时，因气氛太好，加上施叔青是性情中人，她喝醉了，是别人搀扶着她上船的。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这一幕吗？还记得江西之行吗？施叔青女士，你如能再来江西，看惊人变化，见众多文友，定会有更多的人与你同醉。
2012年8月28日
读肖复兴
我站在昌北机场的乘客出口处，手上拿着一张卷着的江西日报，从北京来的航班降落没多久，只见一位文质彬彬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走到我跟前，说：我是肖复兴。江西省散文学会于2004年成立，开展的第一次散文讲座活动，请来讲课的第一位专家就是肖复兴。
肖复兴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创作较为活跃、收获颇为丰厚的知青作家之一。也是我喜欢的那种朴实无华、又很有文采的学者型作家。他的作品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看上去颇为平常的故事，而正是在这一系列似乎谁都可能经历过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观感，写出了社会在其演进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他写得很细腻、很亲和、很感人，而且是高产作家，出版文稿、作品集近百本。
肖复兴和我有同样的记者经历。他的性格直率，有文人那种儒雅气质。在明月山讲课时，他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说。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他的《黑白记忆》是一本回忆录式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重返北大荒，开始了一次追忆如梦年华的青春之旅。作者把这段难忘的日子装到一个访问式的框架中，而不是像以往传统的编年体那样来提炼泛泛的回忆。它既是作者的青春回忆录，也是一代人残酷的命运史，更是一段共和国颠簸的断代史。特别是作者在文中一改往日的创作风格和写法，在历史、社会、人生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考，其思想深度超过了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实属知青文学中的上乘之作。他指出：记忆原来是这样的沉重。记忆可以是和过去相会的一种形式，记忆力也可以是面对今日思索的一粒种子。他大声疾呼：习惯忘却、没有记忆能力的民族，便容易得过且过，沉醉在现实的灯红酒绿中狂欢。他的《我的人生笔记》则是一本以作家、记者、教师、画家等不同的眼光去看社会、品人生的书。大千世界的一幕幕生动的场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他的笔下真实再现，栩栩如生，并发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感悟。从他的一篇篇作品的标题就可体会到他对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平安是福》《生命不仅属于自己》《学会感恩》《简洁是最美的生活》《怀旧是一张网》。书中还附上了他的许多不同年代的生活照，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哩？他是想用他流畅清亮的传统文学语言，用他英俊高雅的中国知识分子标准形象，去表达和映照自己人生的一种真实坦荡的情感、一种无愧无悔的承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礼赞！
我感觉，肖复兴的作品特点，首先是他的题材广泛。他从小在老北京城南长大，他突然惊讶地发现许多原来见过的老宅院老店铺已经或正在拆毁。为不让记忆随风飘散，他花了两年时间，奔走于老北京城南的街巷，终将一些极珍贵的人与事、景与物记述描画于消失毁灭前。他爱好音乐，“音乐能说出非语言所能表达出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我能坚持十年来写音乐的原因吧。”在《音乐笔记》这本书中，收集了多年来他所写的有关音乐的篇章，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对于体育的书写，他富于激情，曾经在《新体育》等报刊开设专栏，拥有广大读者。他的作品《向往奥运》《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剑之歌》等曾经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文，改编成电影，或翻译到国外。
但我在阅读他的作品中，最欣赏的是他的文学观察力和表现力。《寂寞你是一个漂亮的标签》《继母》《奥斯维辛的雪》等篇目，谁看了都会印象深刻，受其感动。他是文学之人，走到哪里都有文学观察。《一场戏的工夫》，他把看戏的来去路上看到的一对恋人喜怒无常的故事，描写得惟妙惟肖，生动活泼；而《软卧车厢上铺的女人》，将一个俗气的女人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这些都可以反映出作者厚实的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
肖复兴在写作中，不忘文人的责任和担当，经常表明自己的观点：“很多人特别愿意把过去遗存下来的文化资源，当成今天赚钱的法宝，将文化和历史当成了商标，当成商家开门揖客的大堂侍女，当成营销的手段和盈利的润滑剂。我们要对历史心存敬畏，而不能把文化资源当成廉价的噱头。”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十分担忧，强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别仅仅为了物质的利益，迷失我们自己，而使得我们能够在今天看清有过辉煌的过去的通道，寻找回到我们精神家园的路。
肖复兴的家住北京潘家园不远的小区内，我去拜访他，在他家聊天。他说道：艺术创作需要激情，但也同样需要沉淀，需要思考，需要厚积薄发。他笔耕不辍，常年有作品见诸报刊。他是一位有激情、有沉淀、有思考、有追求的大家，值得我终身学习。
2012年8月24日
读莫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2012年中国文坛的最大新闻，也是中国文学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喜事，让广大文学爱好者对沉寂多年的文学创作，添了秋天里的一把火，重新燃起了大干一场去夺金争银的欲望。
说来有愧，在莫言获奖之前，我是一篇莫言的作品都没看过，包括散文，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除外。我并不是对莫言作品刻意有什么排斥，主要是看过电影《红高粱》后，认为情节显粗犷，但也粗鄙，如屠户剥人头皮。后又听说莫言出了新着《丰乳肥臀》，一听这名字就觉得粗俗，倒胃口，不想看。我也不是莫言的人和事什么都不关心，他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对话我就认真看过，认为在乡村谈文学很有点接地气贴近百姓生活。在莫言获奖的当天晚上，我就从网站上下载了他的近作《蛙》的一部分，阅读起来，感受莫言的叙述和语言魅力。
之后，我也成了莫言迷，把有关他的专访、评论、人物通讯等报刊文章都收集起来，仔细阅读，脑子里思考的和许多关心他的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为什么莫言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看法是，作家是靠作品来说话的。莫言的作品有强烈的地方和家族特色，即乡土化、地域化、民族化。这和许多世界级大作家和获大奖的作家品质是一致的。他把自己的农村家乡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基地和源泉，他深知：只有生活地基牢固，文学大厦才能高耸。高密、红高粱、红萝卜、蒜薹、酒国等，一个个可触摸到的具象，衬托出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作品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亲切的就像写报告文学，不是在写小说，这种家族式的描写，更显现了莫言作品的个性，让他的作品贴上了“这一个”的标签，使广大中外读者渐渐地认识了莫言。
创作手法对一部作品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莫言初入文坛的写作手法是传统的，后他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加进了先锋、魔幻、诡异等元素，使作品有了多层次的叙述风格，有了天马行空，汪洋恣肆，扑朔迷离。再后来又回归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找到了更好的叙述结构和表现风格，如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蛙》。“不重复自己，不断地向自己发起挑战。”这成了莫言的指导思想，这也可以作为对他的作品不断出新的诠释。
写什么，怎么写？是莫言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说：“高明的作家就是选择一个好的题材，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题材，讲述一个能够令人有切身感受的故事。”“归结的最终，就是把人当人来写。”莫言在处理题材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歌颂与批判、英雄与非英雄、精神与肉体、善良与罪恶，混杂又模糊，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颂扬有度，鞭挞得当。特别是计划生育、人命案件的题材，处理不好就会招致失败。莫言的成功为文学青年树立了标杆。
还有的一点，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莫言善于推介自己。从他成长的经历来看，他抓住了参军、提干、上军艺、考研等人生的节点。他和日本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亲密无间，大江健三郎为莫言在日本及国外的影响，甚至获诺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让中外观众认识了有一个叫莫言的作家，有一部就行了。莫言如今又转向戏剧、语剧剧本的创作，转向多快。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对清高自负的作家来说，要做到是不容易的，莫言做到了，做得很好。他的作品已被翻译十几种语言发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作品走出国门，才有中国作家享誉世界。
再就是本人的素质。莫言从小吃过野菜、啃过煤，深知饿的滋味；也受到过打击和欺负，懂得人生的艰辛。所以，他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任何机遇和幸福，矢志不渝，激情如火，积极进取，勇往直前。“要争气”，是他父辈教育他、也是他熟稔在心的誓言。生活的磨难，是他创作的素材，更是他前进的动力。正如《真心英雄》的歌曲中所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最后说说获奖本身的话题。国人对莫言获奖众说纷纭。一方面，有人对获奖很在意，如常听到什么商品获巴拿马金奖(多少年了、数量众多)，以此炫耀其价值。另一方面，有人对获奖十分反感，认为不能以获奖来论英雄。从价值属性来说，精神产品不能单以获奖来认定其价值。但有些大奖的有相当价值的，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我们常说要淡泊名利、甘于清贫，但不能作为不思进取、甘于平庸的借口。莫言获奖的引领和呼唤价值，比实际价值要大得多。他的获奖对文学召唤民族精神、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才是莫言获奖的巨大意义所在；而不是莫言个人能拿多少奖金，他的书能销多少册。
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作家写得比莫言好的肯定有，他们为什么没有获诺奖，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许是他们的作品介绍到外国的不多，也许是老外不喜欢他们的作品风格，也许就是运气不好。文人相轻是文坛的陋习，古今中外使然。对莫言获奖，有人还会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想，这都在意料之中，但在情理之外。要知道，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是在人们的相互学习、相互砥砺中前行的。
2012年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