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就中央制定的目前战略方针作了详细解读。他强调，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统一指挥，军队指挥权要集中在中央军委。
彭德怀、林彪、秦邦宪先后发言，赞同周恩来对敌情的分析和提出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秦邦宪发言完毕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着重讲了五个问题：一是建立根据地，二是战争性质，三是高度机动，四是集中兵力，五是统一指挥。
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相继发言，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进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周恩来报告后，对自己与中央的不同意见作了辩解。张国焘之所以与中央的意见相左，除了他个人的见解之外，对中央红军目前的状态有些小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见中央红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样子，心中立即闪出四个字—残兵败将。
一方面军的现状使张国焘大失所望。
会师之前，张国焘和陈昌浩为了鼓舞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士气，曾经以“中央红军马上就到，加上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和中央红军并肩作战的日子就要实现了”做动员，并对指战员虚张声势说：
“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
“两军会合，没什么敌人不能战胜！”
会师以后，张国焘为摸清中央红军兵力底细，曾曲里拐弯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打探过。
毛泽东、张闻天对此有所提防，因此“东扯葫芦西扯瓢”地避而不谈。
张国焘只好找周恩来。
周恩来在张国焘的一再追问下，告诉他说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人。
张国焘听后倒吸口凉气，心想：“就这么点兵？！”张国焘原听说中央红军有十万，纵使长征路上损兵折将，再不济也得有七八万啊！
张国焘是位雄视天下的男儿。
在中共领导人里，只有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
张国焘最喜欢四方面军官兵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这句话说：“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收获新乾坤。”他认为，这句话气势豪迈、壮志凌云，革命者就该有气冲霄汉、问鼎中原的气概。
一九三一年三月，张国焘途经上海，来到鄂豫皖苏区。在鄂豫皖苏区，他借助共产国际肃清“立三路线”、“肃清反革命”的名义，削职、查办、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大树自己的权威。在肃反中，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等二十五名师团干部被杀，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四军政委曾中生被撤职。这次“肃反”，使干部队伍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红四方面军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被共产国际看重的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与陈独秀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张国焘也颇得孙中山的赏识。
当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巴山蜀水，开始川陕苏区的拓展时，他凭着在鄂豫皖摸索出的经验教训，凭着川陕边的天时地利，干得很有成就。他的人生之路迈上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张国焘只用十个月时间，就以仅仅牺牲两万人的代价，换来了粉碎刘湘“六路围剿”、歼敌八万的重大成果，使川陕苏区总面积一举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余万，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五千多人，发展到四个军八万之众。
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底细后的变化，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凯丰请示张闻天说：“闻天同志，我想写一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在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
张闻天问：“为什么？”
凯丰说：“你不是说，张国焘在西北组建联邦政府，要跟我们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背道而驰吗？两个政府，今后听谁的？”
张闻天点了点头说：“是啊，你这位萍乡老乡，现在是人多枪多，有些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喽……”
实际上，凯丰和张闻天早就感觉到了张国焘的变化。
为了融洽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关系，张国焘来懋功两河口参加政治局会议前，张闻天就派凯丰前去迎接。张闻天用意十分明显，凯丰与张国焘既是同乡，又同在苏联相处过，有利于两者的亲近。凯丰非常乐意接受这一任务。六月二十四日，先期来到懋功的红四方面军军政学校的校长何畏，红三十军军长余庆云、政委李先念，红九军军长王宏声、政委詹才芳，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陪同凯丰前去迎接张国焘。
毛毛细雨中，前往懋功路上的张国焘，见了迎接队伍，立即从马上跃下，向凯丰大步走来。
凯丰一见，快步走向张国焘，激动得放声高喊：“国焘同志！”
张国焘也快步走近凯丰，兴奋地叫：“凯丰老弟！”
当两位在莫斯科分手五年之久的同乡，在几乎认不出对方的情况下相拥而抱，都激动得流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
血雨腥风，生离死别，一晃就是五个春秋啊。
一阵狂喜之后，高大白胖的张国焘握住单瘦的凯丰的手臂，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后问：“凯丰老弟，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凯丰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八个多月的刀削剑砍、炮火硝烟，能不把人整瘦、烤干吗？”
“是的，是的，久戍人易老，长征马不肥嘛！”张国焘点了点头，用有力的手掌在凯丰肩上重重地拍打着说，“现在好了，九九八十一难，现在终于走到我的地盘上了。老弟，大哥会用大肉大鱼把你养大喂壮的。走，带我去见润之他们。”
初听张国焘的话，凯丰十分高兴，但细细一咀嚼，觉得有些不对味。张国焘说“我的地盘”？这等于说这块根据地就是张国焘的了，张国焘就是这地盘上的主人，中央和中央红军就是他的客人了！这么一想，凯丰惊出一身冷汗。心想，如果张国焘把这种心态带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肯定会惹出大麻烦。可凯丰不敢把自己的担心暴露出来，因为毕竟张国焘比凯丰年长九岁，是党的第一任组织主任。前些年，张国焘还是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很受共产国际看重。如果这时冒犯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凯丰既为党和红军担心，也为战友、同乡张国焘担心。因此在陪着张国焘回往懋功的路上，凯丰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处理好这件迫在眉睫的事。后来，他决定请示张闻天，以写文章的方式，先旁敲侧击提醒张国焘，让他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与中央保持一致。
凯丰听张闻天介绍张国焘一些不正常的表现后说：“正因为发现国焘同志有些不把中央放在眼里，我才认为有必要趁早提醒他，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中央和红军经过这两年来的挫折，现在最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加强团结。”
对凯丰的请求，张闻天很赞同。在这之前，他正为张国焘的变化感到棘手。现在有凯丰的请求，去“敲山震虎”，说不定张国焘会收敛一些。于是说：“老乡的善意提醒，有时比他人的提醒更中听。这样吧，凯丰同志，这篇文章在起草时用词尽可能委婉一些，不要点国焘同志的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会把握好分寸。”
于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当天晚上，刊有《列宁论联邦》一文的《布尔什维克报》，送到了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手里。文章引用列宁的论述，对张国焘擅自组建川西北联邦政府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和规劝。
张国焘哪能接受这样的规劝？当天晚上，他找到张闻天，将那张《布尔什维克报》拍在桌上，指着《列宁论联邦》的标题气冲冲地说：“看看，我一到懋功，你和中央就叫凯丰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列宁反对‘欧洲联邦’，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我们成立川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川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的一员，怎么能同列宁反对的欧洲联邦相提并论呢？”
张闻天因为有思想准备，所以对张国焘的表现并不感到意外。既然问题已经公开，就没理由回避，张闻天招呼张国焘坐下，耐着性子说：“国焘同志，凯丰同志引用列宁的话，并没有错嘛。”
张国焘说：“问题不在列宁的话错与不错，而在凯丰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川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更没有承认少数民族可以组织单独政府。他只是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张闻天说：“共产国际只指示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这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相符嘛。”
张国焘辩解说：“凡事得从实际情况出发，怎么能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教条，捆住我们的手脚呢？一方面军吃教条主义的亏还少吗？一方面军离开江西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政府能行驶职权时，仍是它的一部分，这样做有什么错？”
张闻天叫张国焘消消气，有话慢慢说。
张国焘根本不听，说：“请问闻天同志，凯丰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授意写的？”
面对张国焘的逼问，张闻天没有吭声。如果承认这篇文章是他同意写的，张国焘今天非跟他闹崩不可。
张国焘说：“如果这是中央的决定，为什么不等我们到了两河口，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拿去发表？又为什么我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不拿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
张闻天静静地听着，让张国焘把话说出来。他希望能从张国焘的话语中，听到他有认识错误的迹象。可是遗憾得很，张国焘不但没有认错的意思，相反，还对张闻天大发雷霆。按照张闻天现在的身份和脾气，非指出张国焘问题的严重性不可。但是，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敌军对我军的围追阻击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一、四方面军必须加强团结，密切行动，如果此时去过多争论谁是谁非，必然产生更大的隔阂和危机。既然凯丰的文章已经让张国焘看到了，并在他心中产生了这么大的震动，已经达到了打招呼、敲警钟的目的，因此没有必要使双方的关系搞得更紧张。张闻天一改刚才严肃认真的样子，变得像和事佬一般劝慰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这几年，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中央苏区没有丢失之前，面积不过二十一个县，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四方面军所开辟的根据地就达二十五个县市和四百多万人。这次又竭诚拥护中央红军的会师，真是给一方面军雪中送炭啊。国焘同志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有目共睹。我一看到四方面军，就感到这是一支强大的队伍，中央哪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只是他个人的有感而发，国焘同志不必在意。我们党内不是常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听了张闻天的称赞，张国焘心中得到一些慰藉，暂缓了对凯丰文章不满的发泄。但是，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念头还是没有消除。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不听中央领导的警示，把中央的宽容当做软弱，把同志的忍让当做好欺，一是迫使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之职，由他担任；二是在芦花会议上，提出九人名单，企图改组中央；三是改组中央不成，则违反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决定与中央摊牌。张国焘在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表示说，要与中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要中央服从他的意志。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当叶剑英把此份电报密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张国焘会以这种态度对待中央和中央红军。
为了避免党内、军内发生内讧，他们不得不于当天晚上十一时，从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的驻地芦花，赶到第三军团驻地巴西，与患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碰头，召开了史称的“巴西会议”。会议上，大家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态度，毅然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连夜离开驻地，立即北上。
会后，张闻天吩咐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立即带领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迅速出发，一刻都不能耽误。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凯丰匆匆来到驻地，悄悄通知中央机关的所有人员紧急集合。
面对紧急集合，睡梦中惊醒的人员茫然不知出了什么事，互相询问说：“半夜三更，火上房了？紧急集合做什么？”
凯丰压低声音，厉声命令：“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来。”
后来，毛泽东把这个夜晚称做长征路上“最黑暗的时刻”。
紧急行动中，由于凯丰、林伯渠、杨尚昆组织指挥得当，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三大机关行动迅速，如期脱离了危险境地，到达了预定集结地。
中央和中央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张国焘见中央和中央红军悄悄离开驻地，继续北上，就派人去追赶。中央不但没有答理他，反而命令他立即北上。
张国焘不屑地笑了。
他没有按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总方针办，而是一意孤行，继续他的南下计划，开始与中央北上的战略背道而驰。
后来的结果证实，张国焘南下计划是错误的。
最后，在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努力劝说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在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所率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之后，开往中央所在地陕北。
从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全过程看，凯丰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企图是最早觉察者之一。凯丰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洋洋一万余言的《列宁论联邦》，不仅预示了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不可避免，同时，也反映凯丰通过遵义会议后，政治敏感和是非分辨能力大为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