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识分子往往因禁欲而专注于其工作，而艺术家则需要性经验的强烈刺激和激荡才能有所创作。我的总体印象是：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
--弗洛伊德
（一）
1919年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共和国，随着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而宣告结束。希特勒一上台，便开始大肆推行种族主义，迫害犹太人，并将这种迫害殃及到精神分析学说及学者身上。
同时，希特勒还制造了“国会纵火案”，污蔑德国共产党，并利用“第二帝国万岁”和“杀光全体犹太人”的口号笼络了大批的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无情的破坏：毁灭他们的家庭和事业，没收他们的财产，对他们进行人身摧残，然后送到收容所、集中营当中，最后再将其赶入毁灭营。
1933年5月，柏林当局宣布将弗洛伊德的着作列为禁书，并立即开始收缴、焚毁。消息传来后，弗洛伊德非常气愤。他悲愤地说：
“时代终究进步了，倘若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也焚烧了！如今，他们却只能满足于焚烧我的书了！”
到了6月，纳粹分子接管了柏林精神分析学机构，学会主席被迫辞职，荣格接替了这一职位。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都相继离开了德国。爱因斯坦去了比利时；茨威格将妻儿送到巴基斯坦后，本人不久也去了那里。
此外，精神学家们也都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阿德勒去了美国；弗洛伊德的两个儿子奥利弗、恩斯特也都来信说，他们也打算离开德国。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劝说爱因斯坦离开奥地利，但弗洛伊德面对德国法西斯的迫害狂潮表现得很坚定。他继续安然地每天接纳病人，在书桌上写文章。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文学艺术等方面。
很快，德国法西斯当局就没收了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全部财产。由于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出版社的工作一直维持到法西斯入侵到维也纳的时候。
在德国，弗洛伊德的着作几乎全部被法西斯烧毁了。柏林的精神分析学机构也完全由纳粹分子所掌控。在这种形势下，1934年的国际分析学第十三次大会只好在瑞士的卢塞恩召开，但弗洛伊德已经无法亲临参加了。
1934年2月，奥地利多佛斯首相镇压了一次社会党的政变，国家政权移至右派以后，弗洛伊德开始对他在奥地利的前途怀疑起来。
但是，如果此刻选择离开奥地利，他就会被人认为是畏缩，是从战斗中撤退出来。弗洛伊德认为，只有在情况最为严重的时候，他才能走这一步。
此刻的弗洛伊德很不像一个已经接近80岁的癌症病人，他认为他一离开奥地利，就不能行驶原本最大效能的影响力了。
希特勒在被国会授予无限的权利之后，德国的精神分析师们就开始面临着一个十分痛苦的问题了。接着，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占据了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许多欧洲人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是继续留下来，以一种与敌人合作的态度，屈从于纳粹统治之下；还是移居他国，离开“第三帝国”的控制比较好呢？这真是个叫人为难的问题！
这个时期，逃离德国的人渐渐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以及在伦敦忠贞不二的琼斯，开始为不再能够在“第三帝国”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们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二）
弗洛伊德的病情还在加重，手术也在不断进行。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舒尔不得不让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的生长和发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他说：
“我多次劝他戒烟，可他总是耸耸肩，以他的手作出一种特有的姿势，不理会我的建议……以后当他的心脏出现毛病时，他会一再遵守不抽烟的限制，但他从来不顾嘴里的一个坏组织已经发展成为新的恶性肿瘤的危险。”
1936年，弗洛伊德迎来了他难忘的80岁寿辰。在家中，他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祝宴会。在连续的4个星期中，他收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和贺信。托马斯·曼在心理医学院协会上作了书面致辞，并亲自去看望了弗洛伊德，当面向他宣读了200多位世界着名学者签名的致词。
在维也纳，心理学机构的教师研习会不知道该如何为弗洛伊德庆祝生日。最后，有人认为他会喜欢从山里采摘来的野花。于是，一个职员去采摘了一大束黄色的樱草花，并派一位17岁的女孩子去送给弗洛伊德。
出乎大家的预料，弗洛伊德邀请女孩子进去坐，还亲自对她表示感谢，而且表示他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
但弗洛伊德也很清楚，尽管他有许多的是荣誉，他仍然处于逆流之中。
这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须再进行一次他称之为“普通的”手术，但这次手术却引起了不平常的剧痛，弗洛伊德不得不在床上痛苦地躺了12天。
1937年初，尽管弗洛伊德再一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病情却还在继续恶化。他不得不离开家到疗养院去，并又在疗养院里进行了几次手术。在这期间，他还是没有放弃研究和邪祖，并发表了《摩西与神教》一书。这本书的第一、二部分分别发表在《伊玛果》1937年的第一和第四期上。第三部分由于弗洛伊德还感到有些犹豫，觉得需要斟酌，因此搁浅。
1938年1月，弗洛伊德再一次接受了手术，剔除了癌组织。手术后的10天，他就恢复了门诊与写作。
3月11日，奥地利首相被迫辞职，德国纳粹党进入了奥地利。弗洛伊德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吩咐女佣去买来一份报纸。后来，他的儿子马丁说：
“爸爸轻轻地从波拉手中接过报纸，看了每一个标题，然后用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在弗洛伊德的日记上，他写道：
“奥地利完蛋了！”
3月12日早晨，希特勒亲自来到奥地利。显然，他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决定不再设立奥地利傀儡政府，而是将奥地利直接并入了德国的版图。
人们再次劝说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弗洛伊德仍然拒绝了。他认为，纳粹不可能不尊重《凡尔赛合约》中有关少数民族的条款，而犹太人也属于少数民族。
但几天后的事实让弗洛伊德震惊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伙全副武装的纳粹分子闯入了弗洛伊德的家中，声称“奉命没收一切异己分子的钱财”。
玛莎走进厨房，将一周的家用钱拿出来放在餐桌上，说：
“先生们请自便吧！”
但是，纳粹队员并不罢休，这点钱怎么够他们分的呢？
安娜看出了他们怒气冲天的用意，便打开了保险柜。纳粹队员将保险柜中的钱全部拿出来，还点了一下数目。
弗洛伊德听到声音后，从书房中走了出来。纳粹队员们看到他那逼人的目光后，灰溜溜地扭身走了。
（三）
在德国军队入侵维也纳几天后，琼斯也赶到了维也纳。他先见到了安娜，安娜请琼斯尽快交涉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财产处理问题。
然而，当琼斯来到出版社后，看到弗洛伊德的大儿子马丁已经被捕。
原来，当马丁正在这里整理账目时，一伙纳粹分子冲了进来，将马丁抓了起来，还将钱财全部抢走，并扬言要烧光里面所有的书籍。
琼斯刚一进去，也被马上抓了起来。琼斯急忙声明自己的国籍，并要求英国大使馆出面交涉。这样，他才将那帮家伙打发走，让马丁得以获救。
琼斯和马丁从出版社出来后，马上赶回弗洛伊德家中，再一次力劝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
但弗洛伊德依然倔强地说：
“不，我的地方就是脚下！”
最后在众人的一致劝说之下，弗洛伊德才勉强答应离开。
琼斯立刻飞回伦敦，请求英国政府批准弗洛伊德入境定居，英国政府也表示同意。接着，琼斯因担心德国纳粹分子不许弗洛伊德处境，便会同美国大使布里特联系，布里特答应会出面全力相助。
同时，由于布里特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关系很好，他又请求罗斯福总统给予支持和干预。随后，罗斯福通过国务院命令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威利先生全权帮助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而布里特则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国驻法大使，不许迫害弗洛伊德一家。
在这个期间，弗洛伊德一家也遭受到了威胁的困扰。
一天，一伙纳粹分子又闯入弗洛伊德的家，要将安娜带走。弗洛伊德厉声吼道：
“你们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女儿？要带她去哪里？”
“到大都会饭店，有些问题要问她。”
听说大都会饭店，玛莎的脸色立即苍白。她很清楚，大都会饭店就是盖世太保的总部！维也纳的犹太人被逮捕后都送到了那里，许多人都被送到了集中营，遭受非人的折磨，甚至丢掉了性命。
这件事让弗洛伊德深受震动：因为自己的不离开，可能会连累家人受罪，为什么不能为孩子们想想呢？
幸好维也纳临时代办威利的帮助，加上安娜本人的敏锐和机智，最终才逃出虎口，平安地回到家中。
当弗洛伊德见到女儿安然无恙地回来后，激动地大声说道：
“感谢上帝，你平安回来就好！我们马上收拾行李，明天就离开维也纳！”
但这时，纳粹分子已经封存了弗洛伊德的账目，幸好美国驻法大使布里特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弗洛伊德的处境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由于弗洛伊德曾给贝尼托·墨索里尼寄过一本亲笔签名的着作，这时墨索里尼也出面请希特勒让弗洛伊德一家安全出境。
与此同时，希腊公主玛丽·波拿巴也与法国和希腊政府交涉，以帮助弗洛伊德尽快出境。当纳粹要求弗洛伊德缴纳4800美元的税款时，玛丽·波拿巴马上用自己的钱支付了这笔“讹诈款”。
1938年5月5日，玛丽的妹妹米娜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一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英国的儿子恩斯特说：
“在这无比悲哀的时刻，有两个希望支撑着我继续前进：一是和你们重逢，二是可以自由地死去。”
10天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玛西黛与她的丈夫被获准出境，而弗洛伊德还要再留一个星期。
最后，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备齐后，弗洛伊德在释放证上签了字。
在众人的极力协助之下，一切障碍终于扫清了。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携小女儿安娜和妻子玛莎等家人离开了居住79年的维也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