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假装知道。
——托尔斯泰
（一）
1855年11月19日早晨，托尔斯泰到达了彼得堡。由于托尔斯泰的妹妹玛莎与屠格涅夫相识，并在信中做了安排，所以托尔斯泰决定先去拜访一下屠格涅夫。
两个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虽然这是他们的初次会面，但彼此对对方的作品都已十分熟悉，并相互景仰。
当天，托尔斯泰还在屠格涅夫的陪同下拜访了涅克拉索夫。在涅克拉索夫家中，三人一起吃了晚饭，一直谈到晚上8点多。
托尔斯泰不想在彼得堡定居，只想住一个月，认识一些彼得堡的作家，屠格涅夫邀请托尔斯泰住在自己寓所的。这样，托尔斯泰初到彼得堡期间就住在屠格涅夫家里。
在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介绍下，托尔斯泰很快就结识了一大批驰名文坛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比如皮谢姆斯基、德鲁日宁、奥斯特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格里格洛维奇、费特等。当然，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还是屠格涅夫，那时他已经蜚声俄国文坛了。托尔斯泰与这些人中的不少人都成了好朋友，相交甚笃。
托尔斯泰最初给大家的印象是不错的。比如在11月21日，涅克拉索夫在给鲍特金的信中就写道：
“托尔斯泰已经来了。他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亲切可爱，朝气蓬勃，优雅大度，是个鹰一般的青年！我觉得，他的人品要比他写出来的东西更高超，尽管他的作品已经很出色了。他充满了朝气，而且温文宽厚，他的目光使人感到舒服。我十分喜欢他。”
然而，也许是刚刚从紧张的战争回到轻松和平的环境中，也许是为弥补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损失，托尔斯泰在到彼得堡后，又开始频繁地出入社交界，或周旋于上流社会的客厅，或通宵达旦地在吉普赛人家喝酒，或到贵族们出入的娱乐场所看戏、跳舞、听音乐。
托尔斯泰的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令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许多文友颇感失望。诗人费特后来回忆说：有一天的上午10点多，他到屠格涅夫家里拜访，见到托尔斯泰正在客厅里酣睡。为了不吵醒托尔斯泰，两个人只能压低声音说话。屠格涅夫面带嘲讽的笑容说：
“你看，他几乎天天如此。自从从塞瓦斯托波尔回来后，他住在我这里，开始沉湎于荒唐的生活。狂饮、赌博，通宵达旦！回来后，倒头便睡，一直睡到下午2点。我曾竭力劝过他，可如今我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不过，尽管如此，屠格涅夫还是认为托尔斯泰“的确有许多可敬之处……如果他不糟蹋自己的天才，那么，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这些人远远地抛在后面”。
而托尔斯泰可贵之处，也在于他不断地、无情地剖析自己，锲而不舍地要求自己在道德上追求完美。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就曾说过：
“我的主要弱点是懒惰、不整洁、好色、爱赌，要加以克服。”
他对自己在彼得堡的这段生活也是十分不满意的。他在回忆录中说：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极其丑恶的。我在彼得堡出入交际场所，满怀虚荣心。”
甚至到了晚年，他也不愿回忆起这段生活。
（二）
1856年1月，托尔斯泰在彼得堡无忧无虑的生活被打断了。从奥勒尔来信说，他的三个德米特里染上了肺痨，生命垂危。
托尔斯泰急忙离开彼得堡，赶往奥勒尔。一路上，他的心情极其沉重。托尔斯泰对三哥的感情非常深厚，并且对哥哥的品德极为尊重。德米特里同情弱小者，反对农奴制度，希望能够造福他人。但他的性格又比较古怪，曾不顾当时社会和家庭的反对，从妓院中赎出一个姑娘，并与其结婚。不久，他就患上了肺痨，回到乡下，一直在奥勒尔养病。
当托尔斯泰感到奥勒尔时，德米特里已经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他不停地咳嗽、吐痰，可他又不相信自己会死亡。托尔斯泰给他带来了一个据说能创造奇迹的圣象，希望它能给自己的哥哥带来好运。
不过，托尔斯泰并没有在奥勒尔等到德米特里去世，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便返回了彼得堡。2月2日，托尔斯泰刚到彼得堡不久，就传来了德米特里去世的消息。
这个消息给托尔斯泰的触动很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从明天起，要珍惜时光，以便在回首往事时心中坦然。”
此后，托尔斯泰重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在这期间，除了继续写作几部未完成的作品外，托尔斯泰还创作了小说《暴风雨》和《两个骠骑兵》，并分别在《现代人》杂志该年的第四期和第五期发表。
这两部小说再次赢得了好评。赫尔岑称《暴风雪》简直就是个“奇迹”；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对《两个骠骑兵》倍加赞赏。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与彼得堡文学界的朋友们继续保持着频繁的交往。1856年2月，他还建议所有与《现代人》杂志合作的作家合影留念。其中在一起留念的几位作家包括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格里格洛维奇和托尔斯泰。这张合影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纪念。
遗憾的是，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屠格涅夫以温文尔雅的西欧气质着称。他虽然只比托尔斯泰年长10岁，但对托尔斯泰却怀有一种父子般的感情，一直想保护和帮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但是，自幼失去双亲的托尔斯泰年轻、急躁，不希望受到任何羁绊，更不能忍受一些虚礼俗套。所以，他接受不了屠格涅夫对他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那些与社会舆论和传统以及通常的礼节相抵触的轻率言论也感到不满。
在朋友们当中，谁说话最有权威，托尔斯泰就越强烈地与其发表相左的意见，并同对方激烈地争论起来。一般情况下，托尔斯泰开始时不发表议论，而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话。等对方说完了，他就接连迸发出出人意料的见解，令对方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有时，托尔斯泰的话近似粗鲁，在情绪激动时，他甚至会说出很不中听的话。
托尔斯泰的激烈言论激怒了屠格涅夫和不少同仁，就连涅克拉索夫都觉得无法接受了。涅克拉索夫认为，这是因为托尔斯泰的身上还留有“贵族和军官影响的痕迹”；屠格涅夫认为，这是由于托尔斯泰缺乏教养；巴纳耶夫则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摈弃一切传统的表现。
虽然托尔斯泰的一些做法有欠公允，但也只是他基于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各种认识而提出的看法而已，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而且，托尔斯泰是直指弥漫文坛的对权威的盲从、自诩为导师的虚伪和夸夸其谈的作风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少文坛人士对托尔斯泰逐渐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并且“对他的仰慕之情默默地、不知不觉地日益加深了”。
（三）
1856年3月间，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向贵族致辞时说，农民的解放总有一天是要实行的，“以其将来自相而上，不如现在自上而下”。所以在内政部，逐渐解放了个别地主所有农奴的计划，拟定并获得了批准。而托尔斯泰是第一批想尽办法实施这一计划的人。
4月22日，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和我的农奴的关系开始让我烦恼了。我感到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可农奴到底如何解放？托尔斯泰也并不清楚。当时他还在彼得堡，23日晚上，他就去请教了历史学家、法学家，彼得堡大学的教授卡维林。
卡维林是一位农奴解放的赞助者，他关于将土地分给农民，地主相应地获得酬金的主张对托尔斯泰很有启发。
托尔斯泰从卡维林那里拿回了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4月24日，根据卡维林的主张，托尔斯泰制订了一个方案。25日，又去找后来成为着名农民问题改革活动家的米柳京。在米柳京那里，他又打听到许多情况，并得到了一份解放农奴的方案。就农奴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托尔斯泰当天便写信给内务大臣助理列夫申。
5月6日，托尔斯泰再次拜访了米柳京，米柳京答应设法使列夫申接见他。5月10日，托尔斯泰写好了给列夫申的报告，并陈述了其解放亚斯纳亚·波良纳农奴方案的要点。
5月12日，托尔斯泰在米柳京的带领下拜访了列夫申。列夫申告诉他，他已将托尔斯泰的报告向大臣报告过了，大臣说：如果托尔斯泰能提出详细的方案，他将尽量予以批准。
这个结果给了托尔斯泰很大的信心，他决定继续研究方案。
5月16日，托尔斯泰得到休假，第二天就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逗留了10天。在莫斯科，他拜访了着名作家鲍特金，并结识了《祖国记事》杂志的编辑们。
在老朋友康斯坦丁的陪同下，托尔斯泰和朋友们一起驱车前往莫斯科近郊的格列鲍沃·斯特列涅沃庄园，探望了康斯坦丁的姐姐、托尔斯泰儿时的女性好友吕波芙。这时，她已经成为宫廷医生贝尔斯博士的妻子，并有了三个女儿：莉莎、索尼娅和塔尼娅。
在日记中，托尔斯泰记下了对这几个女孩子的初步印象：
“在吕波奇卡·贝尔斯那里吃饭，姑娘们伺候着我们，这是多么热情、多么可爱的少女啊！”
托尔斯泰没有想到，6年之后，这些快乐的少女中的第二个成为了他的终身伴侣。
5月27日，托尔斯泰因为挂念亚斯纳亚·波良纳的农奴问题，便急着返回故乡，去实现他热衷的解放农奴的事业。
第二天，托尔斯泰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后马上就召集村民大会，公布了他的解放农奴方案。他的方案大致内容是：免除农奴的一切徭役贡赋，将土地分给农奴，每户约可分4.5俄亩（约合12英亩），其中0.5俄亩不收费，其余4俄亩则每俄亩由农奴支付150卢布，30年付清，以后土地就完全归农奴所有。由村社负责收款，如有拖欠，地主可收回若干土地，也可由农奴做工补偿。农奴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即可立刻获得自由。
一开始，农民们都很高兴，托尔斯泰也觉得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可几天后，情况起了新变化，让农民们对托尔斯泰的方案迟疑了。因为当时农民们听到谣言，说到沙皇亚历山大加冕之日，农奴无需签约就可全部获得自由。所以，他们都认为托尔斯泰的计划是别有用心的圈套，是为了事先用契约捆住他们的手脚。
尽管托尔斯泰极力向农奴们解释自己的诚意，但却没人相信他。托尔斯泰失望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不想要自由。他们的固执让我生气，我好不容易才压住自己的怒火。”
由于农奴们坚决不肯在合同上签字，托尔斯泰的计划成了泡影。农奴改革的再次失败也让托尔斯泰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和地主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