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
——甘地
（一）
阿布杜拉公司购置了两艘船，“科兰”号和“纳德利”号。两条船共有800余名乘客，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兰士瓦。因为船是从孟买起航的，当时孟买正流行鼠疫，于是当局便以此为由，对船上的人进行隔离观察。其实真正的原因，则是由于甘地在印度时所写的那本《绿皮书》被肆意夸大，传到了纳塔耳。此时，又恰逢有另外两大船的印度人前来，于是就传言甘地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定居。纳塔耳当局深感恐惧，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不允许船靠岸。
每一条船都得升起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船上乘客都健康后才能下旗。此时，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依照医生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23天，因此两艘船只能停在那里等待23天的时限来临方能解禁。当局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进行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
乘客们自然是不同意的，但当局也不允许船靠岸。就这样，紧张的对峙展开了。
甘地的白人朋友和阿布杜拉公司在岸上帮忙斡旋，并且每天都把岸上的最新消息写信告诉甘地。白种人每天都在开会，想尽办法恫吓乘客，还声称如果他们让这两条船返回印度，他们可以赔偿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损失。
不过，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因为阿布杜拉是不会为这点利益所动的，他还聘请了律师劳顿先生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这种无耻行为。
来自印度各地的乘客也和甘地抱成一团，他们每天在船上举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这一挑战。大家亲如一家，相互扶持。面对“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的恐吓置若罔闻；“如果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的最后通牒，也没有驱散乘客们的决心。
甘地作为乘客的代表，给当局的答复是：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而且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
23天的期限已满，1月13日，当局依然毫无办法，只好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这一消息振奋人心，全船为之沸腾。人们陆陆续续登岸，相互告别。
当局的这一举动让那些自视甚高的白人相当不满，他们甚至聚集起来游行。这天上午8点，2000多名白人在港口示威，将矛头直指甘地。警察局长有维护的义务，因此艾斯坎比先生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处理此事。他一方面通知甘地黄昏时再上岸，另一方面积极疏导游行群众，使人群大多散去。
为表示自己不畏惧暴力，甘地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上岸。不巧，一帮白人青年很快就认出了甘地，并围了上来。劳顿先生迅速叫来车夫，但已无济于事。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正当大家准备对甘地拳脚相加之际，一名勇敢地白人妇女挡在了甘地前面，她是甘地的朋友罗斯敦济的妻子。
就这样，甘地被护送到了罗斯敦济的住所。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醒悟过来的人们立刻又跟了过来，将罗斯敦济的房子团团围住，还高喊着要活捉和吊死甘地。艾斯坎比警长也赶到了，他劝甘地说：
“如果你不想让朋友的房子被洗劫，最好赶快离开这里。”
在这位聪明的警长的帮助下，甘地乔装打扮，由两个人护送着逃出了这所房子。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出于责任，立即电告纳塔耳政府严惩肇事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处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明要严惩凶手的决心。
甘地感谢这位警长的营救，并说：
“我并不打算控告任何人，虽然我能够认出其中的一两个人，对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信谣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聪明的警长马上让甘地写了一份书面声明，自己拿回去交差了。
在甘地上岸的第二天，《纳塔耳广告报》的记者找到了他。甘地在接受采访时，将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副本一并交给记者，并指明自己的清白无辜。
文章很快刊发出去，而清白无辜的甘地也很快赢得了比以前更好的声誉，以致德班的欧洲人都惭愧不已。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甘地此时仍然对英国政府充满敬意。他召集了300名印度人，组成了一支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战争结束后，甘地领导的印度救护队因出色地完成了救护任务，得到了英国报界的一致赞扬。由此，甘地也获得了新的经验。
（二）
时光荏苒，甘地在南非一呆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经打开了局面，甘地想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定离开这块他生活战斗了6年多的土地。
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1901年12月，甘地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在孟买登陆。
恰逢此时，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由丁绍·华恰先生主持。华恰先生曾与甘地有过一面之缘，这个双目有神的小伙子身上所包含的服务精神和为南非印度侨胞跑前跑后的热情深深吸引了甘地。
这一次，甘地恰好和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达爵士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加尔各答赴会。于是，甘地就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华恰和梅赫达爵士。
可是甘地说完后，梅赫达爵士却一脸无奈地说：
“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甘地感到十分惊讶，上次见到那个朝气蓬勃、满脸热忱的梅赫达爵士不见了，换之以失望和无可奈何的表情。
华恰先生赶紧看了甘地一眼，然后安慰地说：
“当然，你的决议书会放到我桌上的。”
这算是鼓励，甘地已经心满意足了。一起坐了一站后，他便与他们告别了。
甘地希望自己能为国大党出一份力，于是下车后立即前往国大党加尔各答办事处服务。在这里，他很快就见到了大会的秘书戈沙尔先生。但戈沙尔并不认识甘地，他抬头瞟了一眼这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小伙子，笑着说：
“我只能给你一些文书工作，你能做吗？”
“好的。”甘地回答说，“我到这里来什么事都做，只要我能做得了。”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戈沙尔赞赏道。然后，他转头对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说：
“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
接着，他又转过头来给甘地交代工作：
“你瞧，这里有一大堆信要处理，你需要把这些信件都看一遍，凡是你能答复的都一一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交给我。好了，开始吧。”
甘地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对他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因此甘地很快就处理完了，将文件交给戈沙尔。
戈沙尔很不满意，与甘地聊了起来。戈沙尔是个相当健谈的人，当他逐渐了解了甘地的历史之后，感到相当抱歉，称不该把文书的工作交给他。甘地幽默地安慰他说：
“别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忙碌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实在已经让我感激不已了。我正想为大会做一点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到大会的详细情况。”
戈沙尔更加喜欢这个热情的小伙子了。
两天的预会时间让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戈克利注重实干的精神感染了甘地，甘地和华恰先生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并得到了“富有活力”的评语。
尽管有所准备，但甘地还是被那天的气势所震撼了，他所崇敬的那些国大党的元老们悉数参加了会议。戈克利先生已经看过甘地的提案了。在会议的间隙，甘地悄悄走到戈克利的位子低声请他帮忙，他说：
“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放过的。”
开会的议程相当漫长，而且每个提案的发言都相当冗长，有人还要加以支持和讨论。已经接近午夜时分，甘地还没有听到自己的提案，他越来越不安起来。
这时，梅赫达爵士问：
“我们已经完事了吗？”
“不，还有关于南非的提案呢。”戈克利郑重地说。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梅赫达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在热情的掌声中，甘地颤抖地走上讲台，开始宣读他的提案《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戈克利帮忙附议。
接着，所有人都举起手来。听到华恰先生“一致通过”的话语，甘地还如坠云雾。
就这样，甘地的这篇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大会闭会后，甘地便应戈克利的邀请去他家中常住。在那里，甘地认识了很多重要的人物。随后，甘地决定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熟悉和了解印度的国情。
这样的经历并不愉快，但却让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而铁路当局对此根本就漠不关心，旅客自己也麻木不仁。甘地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车，他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一点点地改变这一现状。从那以后，甘地便一直乘坐三等车，直至16年后的大病。
（三）
甘地的游历告一段落后，戈克利便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可以执行律师业务，同时也能协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让甘地拒绝了戈克利的建议，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
最初感到也很烦恼，对在拉起科特开展律师业务缺乏信心，直到受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他的心中才渐渐又激起希望，打算前往孟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