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
周恩来指出：这次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是什么“兵变”，而且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的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他认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
风云突变，烟雨茫茫，四一二的屠杀，七一五的流血，警醒了只顾合作忘记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也为了找到共产党人的生存空间，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撤销了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成立了有周恩来参加的“五人小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改组后的中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对抗武装的反革命，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担任了领导南昌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为什么要在南昌发动起义呢？
因为江西是我们党的革命策源地之一，南昌是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来到江西，深入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大革命期间，方志敏等在南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进入南昌后，更是出现了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1927年1月，朱德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等滇军关系，到江西南昌市工作，被朱培德任命为第三军军官团教育团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后又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他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宣传马列主义，带领军官教育团学员参加工农革命斗争，为党培养了一批坚强的武装干部，造就了一支革命力量。
当时在南昌确也出现了有利于起义的军事条件。驻守南昌的朱培德部队，大部分兵力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兵力单薄，只有六个团，加留守机关共1万余人。而这时，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受我党掌握和影响的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正从武汉开到九江，准备集中南昌。他们同驻在南浔一线。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二十五师的一部分兵力，以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合计一起约有2万余人。他们都是宝贵的革命武装力量。
7月中旬，贺龙、叶挺率领的部队从武汉开到了九江铁路沿线。汪精卫慑于这种局面，匆忙于7月24日跑上庐山，与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密谋策划，企图诱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以解除他们的兵权。当时在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察觉了这个阴谋，立即秘密会见了贺龙、叶挺。他们在星子县鄱阳湖的一条小船上，商讨了对策，决定不上庐山“开会”，不理睬张发奎要部队集结德安的命令，立即将部队直开南昌。
7月下旬，周恩来在陈赓的护送下，冒着严酷的白色恐怖，从武汉地区出发，途经九江，于26日到达南昌。这次行动是极端机密的。严格遵守纪律，已是周恩来的习惯。临行前，他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道：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到达南昌那天，穿着灰色中山装，手里提一只黑色皮包，下车后径直到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这时，奉党指示，先后到达南昌的，还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廖乾吾、李立三等。周恩来一到南昌，便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立即着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7月27日，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张国焘、谭平山以后也参加前委的会议）。会议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同时，会议还决定设立军事参谋团，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实施指挥。它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等。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与贺龙会面。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出席党的前委会议。但他6月份在武昌就对周恩来明确表示过：“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周恩来把前委关于起义的计划郑重地通知他，征求他对起义计划的意见时，贺龙激动而坚定地表示：“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7月29日，汪精卫悍然下令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并限令贺龙、叶挺将部队撤回九江。在事关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又一次不顾个人安危，秘密通知在第四军的共产党员立即转移，并让他们把张发奎已完全投靠汪精卫的情况报告党组织。
这时的南昌，在地方党委和各界革命团体的密切配合与积极支援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已经行动起来，迅速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新区农民自卫队，还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联络队、宣传队，革命声势空前高涨。各地的工人、农民和热血青年，也纷纷赶来南昌，投奔革命，南昌一时成了革命风暴的中心。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张国焘从武汉赶到了九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接连给前委发来两封密电，说什么“暴动宜慎重”，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是否起义。周恩来和前委其他负责人认为，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各项准备工作照常进行。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匆匆忙忙赶到了南昌。前委在系马桩一所学校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告诉张国焘起义的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但是，张国焘还是提出种种“理由”反对起义，说什么“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便是“蛮干”、“盲动”。他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员退出部队、交出军权等等。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断然拒绝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和恽代英、彭湃等一起，在前委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指出：我党应该站在革命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决不能依靠张发奎这样的军阀。陈独秀已经把我们害得好苦，再按他的主张搞下去，就要招致亡党之祸。这个时刻退出军队，交出武装，只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周恩来最后说：“形势紧迫，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否则将断送革命。必须按计划进行起义。”
张国焘反对起义的错误主张被否定了，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原定30日起义的日期推迟了。
31日晨，前委会议继续举行。张国焘在会上又提出这次武装起义只能作为“兵变”，不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起义后偃旗息鼓，回广东去。他害怕独树革命大旗，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
周恩来指出：这次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是什么“兵变”，而且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的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他认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
张国焘于是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提出继续推迟起义的主张。周恩来面对张国焘的无理纠缠，激愤地说：“宣言由我来改！”说着气得拍了桌子。20多年后，周恩来对人说到：“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经过两天激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终于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由周恩来签发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在前委统一部署下，朱德所部负责歼灭军官教育团附近的敌军；贺龙所部主攻敌军总指挥部，占领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的敌军；叶挺所部负责围歼贡院、天主堂等地的敌军，并占领敌弹药库。
31日晚9时以后，全城戒严，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部队分别进入了指定的战斗岗位。参加起义的官兵都佩上红领带，在手电筒马灯的玻璃罩上面贴上红“十”字，作为识别的标志。正在这时，第二十军突然发现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向敌人告密。贺龙马上报告了周恩来。为了保持起义的突然性，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果断地决定：起义的发起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两点钟。
8月1日2时整，三声清晰的枪声响彻夜空，由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历史庄严地记下了这一时刻。周恩来以“炮兵连”为代号，在松柏巷附近的一所学校里亲自指挥战斗。他站在南昌市敌我态势图前，坚毅沉着地掌握着战斗的全局。贺龙、刘伯承、朱德、叶挺等不断派人来传递战斗情况。
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敌人大部分被消灭，其余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数门大炮。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东方出现了曙光。经过战斗洗礼的南昌城，英姿勃发，生机盎然。鲜红的革命旗帜，在总指挥部的大楼顶上迎风飘扬。颈系红领带的革命战士，豪迈地行进在大街上。广大群众扬眉吐气，胜利的欢乐气氛溢满全城。
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周恩来庄严宣告：“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各省、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40余人的联席会议。叶挺报告了起义的经过。然后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参加的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当天还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提出了毫不妥协地打倒蒋介石新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改革，维护工农利益等政治主张。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军长韦杵（当时为争取对象），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
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兵力，向南昌反扑，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于8月3日至5日匆匆离开南昌，冒着烈日酷暑，向广东方向进发。起义部队南下以后，虽然沿途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由于起义没有能够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着手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一心想打回广东，再次举行北伐，结果遭到失败。当起义部队于9月23日、24日先后攻占广东沿海的潮州、汕头以后，就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军队重重包围了。9月30日，在优势的敌军和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重压之下，起义部队被迫放弃了汕头。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秘密来到起义部队中，向周恩来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命令。周恩来虽然未能出席这次重要会议，但仍被会议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命令起义军放弃潮汕，抽调一批领导成员秘密去上海，余下的部队转移到海陆丰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
10月4日，周恩来身带重病来到汕头以西的普宁县流沙镇的天后庙，召集起义军领导成员开会。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命令，研究了善后措施。那时周恩来正发疟疾，脸色铁青，大家为了照顾他，都劝他先走。周恩来说：“病不成问题，我能支持下去。我不能离开部队。我决心到海陆丰地区去举起苏维埃的红旗。”周恩来在前往海陆丰的途中，病情越来越重，被同志们强劝到香港去治疗。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又秘密转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工作。
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一部分余部与东江工农红军相结合，改编为红二师。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湖南，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周恩来以后这样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李立三在回忆中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
8月1日南昌的枪声，确实如平地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人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从此，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用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历尽艰辛，终于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缔造者之一。
这次起义自然也有深刻的教训。周恩来曾把这个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那时候，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如果就地同湘鄂赣的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对以后革命的发展会更有利。周恩来还说过：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邬，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
毫不奇怪，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这时还只有6年，处在幼年时期。它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周恩来也只有29岁。他们的斗争经验还不多。特别在武装斗争方面，原先只有过从广州出发进行东征和北伐那种大规模进军的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更没有树立起农村包围城市那样明确的观念。这样的事情在先前还没有出现过。只有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不断的探索．才能逐步认清中国革命的道路。南昌起义的失利掩盖不了它的巨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毕竟从此开始了拥有独立武装的第一页。
秋收起义失利引兵上井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