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都还不称红军。井冈山和各地起义军大多称工农革命军。直到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才明确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正式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6月4日，中共中央又在给毛泽东、朱德并转前委诸同志信里，进一步明确指示第四军正式改称“红军”。至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为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2000多人，近千支枪，训练有素、装备齐整、富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实力。朱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不仅对坚持和促进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根据地，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朱德为会师赋诗中所云：“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红四军成立后，“确立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开始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时期。自此，艰苦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地开展起来，迎来了井冈山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和各项工作的深入进行。
朱毛红军游击战的“十六字诀”
毛泽东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以后，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人数少、装备差、物资供应极为困难，同时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反“进剿”和反“会剿”成了我军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非此则不能生存。毛泽东在井冈山刚刚落脚，便利用两湖和广东军阀混战，井冈山周围敌人兵力薄弱之机，指挥工农革命军广泛发动群众，频繁地开展游击战，扩建根据地。
这时，应以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对付敌人，成了毛泽东开始研究的军事课题。起初，毛泽东注意到了“山大王”朱孔阳的“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多年对官军作战经验。但毛泽东不完全赞同这个“山大王”的做法，因为这种打法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打破敌人的进攻，改变被动挨打的地位。他认为：我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并使其暴露弱点。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所以要将“打圈”与“打仗”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和当地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十余次较大的战斗。1927年11月中旬和1928年1月初，工农革命军先后占领茶陵、遂川等地。当敌人向红军占领的遂川进攻时，红军实行敌进我退，主动返回宁冈，使敌阴谋破产。在1927年12月底，敌人一个团来进犯茶陵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和后来赶来的第三营拼力扼守了一天多，曾给敌以一定杀伤，但自己也伤亡较大。这种打消耗战的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曾经风趣地说过：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28年1月，毛泽东把这一时期的作战经验总结为：“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去了我们就后面追。”1928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讲军事课时，又概括为“十二字的游击战术”，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朱德在南昌起义之后，同陈毅一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战粤湘赣边界地区，开始由正规军活动改变为打游击。1927年10月，在广东韶关的犁斗铺休整时，朱德曾对部队说：“我们人少，枪也少，要想战斗打得赢，以少胜多，就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1928年1月，朱德带领队伍由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在地方党的配合下，发动宜章、永兴等县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在这一时期中，朱德也积累了一些游击作战的经验。上井冈山后，区别进剿之敌的强弱，本着避实击虚的原则，他编出一套朴素的游击口诀：赚钱就来，折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
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以后，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连续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通过攻打茶陵、遂川和新城，又经过了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战斗，毛泽东和朱德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在总结井冈山地区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即著名的“十六字诀”。正如毛泽东所说：“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又进一步指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十六字诀”的提出，虽然带有朴素的性质，但它标志着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指导原则已经开始产生。
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一开始就成功地提出了“十六字诀”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善于抓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的本质。“十六字诀”很好地贯彻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当敌人向红军占领的根据地“进剿”时，就是战略上的全面进攻，红军在战略防御中，为了保存自己，就必须实行战略退却，这就是“敌进我退”。当敌人进入根据地后，为了使其不得安坐站稳，为了削弱其战斗力，就要“敌驻我扰”。当敌人被扰乱得疲惫不堪时，就要集中兵力主动向敌人进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叫“敌疲我打”，也就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当敌人站不住脚，开始退却时，就要展开追击，争取多消灭一些敌人，多缴获一些武器。这就是战略进攻。
上述过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十六字诀”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
“十六字诀”体现了以弱胜强的作战手段。弱军战胜强军，不能像强军战胜弱军那样，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进攻，而是需要运用一些谋略为特征的作战手段。如有时为了造成对方的错觉和不意而运用麻痹敌人的手段，为了把强敌削弱而运用袭扰、疲惫敌人的手段，以及避实击虚、寻机而战等。作为战略步骤，“敌进我退”可以直接造成敌人的错觉，起到使敌人麻痹的作用。如果在退却中再运用一些伪装、欺骗敌人的手段效果会更好。在敌人前进过程中，用少数兵力沿途袭扰敌人，就可以达到疲惫敌人，削弱敌人战斗力的目的。
从“敌进我退”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包含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和寻机而战的内容。从退却中避开优势之敌，避开进攻之敌的锋芒，然后寻找机会专打被削弱了的敌人，或打已经疲劳沮丧的敌人，或打多路强敌中的薄弱之敌，或打敌人战线中的薄弱部位，就很容易成功。
“十六字诀”在游击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承认和推广。1929年6月15日，在中央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指出：“你们应从每一次战争中吸取经验，以作以后战争的指南，同时应收集材料随时报告中央，以便输送其他游击部队，以好取法，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术的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鄂豫皖、湘鄂西、赣西南、赣东北等各根据地，在“十六字诀”的影响下，结合自己斗争的实际情况，积极贯彻执行这一作战指导原则，先后总结出反映本地区特点的游击作战原则。如：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提出了“五十三字”的作战原则：“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贺龙于1929年8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自然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酌处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在他领导的洪湖根据地提出了“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1929年11月，徐向前在鄂豫边根据地斗争中提出了游击战术七条作战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形式。（6）对远距离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工事，不与作战。”
此后，各个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都开创了新局面，站稳了脚跟。随着战争的发展，我军的作战原则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发展和提高。但是，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战争理论。“十六字诀”，是战争进入毛泽东时代产生的第一个作战指导原则。它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游击战争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此，彭德怀在抗日战争初期曾这样讲述：“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是用得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