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航海技术先进但航海经济效益低下。历史上的中国，造船业曾经位于世界前列。其船型之多，不下1000余种，其中海洋渔船就有200～300种之多，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中国帆船”（戎克船）这个词，在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一般文献、辞书中，早已成为专门名词。到宋元时代，中国航海者已进入“定量航海”的阶段，对海洋气象、水文的变化规律和对信风的运用已经十分纯熟，磁罗经导航技术、测深技术、用锚技术、使舵技术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但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而非伟大的航海民族。中国人并没有通过海洋“发家致富”，更没有通过海洋向海外“殖民”。
第三，茫茫大海无遮无拦却被视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把海上经济看作是对陆地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且在国防观念上也把大海视为“天然屏障”，主流海防意识是“看家护院”。中国在宋、元以前基本上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也没有提出向海洋索取资源和向海外发展的要求，自秦始皇开始的“西北甲兵”、“东南财赋”的格局，等等，逐渐使中国的统治阶级越来越求安于大陆上的一方沃土，即使是开拓“四海”，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归顺”和“宾服”以及一般的经济贸易，以保证陆上安全。梁启超曾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这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海洋是“屏障”，而非“宝藏”。
第四，海洋自古就是有“主儿”的空间但却视海洋资源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历史上的中国人，多以“仁爱”、“中庸”的道德观和“中华上国”之居对待他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上通道的控制。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海上征战之举，而且不乏进攻性海上行动，但这些“壮举”大都以恢复原有政治秩序为目的，而很少有为获取海洋资源、开拓或者保护海上通道为目的的。或者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因此，虽然西欧国家还在地中海打转转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迈进了大洋，并且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始终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民族那样真正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更没有通过海洋征服世界，中国有关海上军事行动的基本思想始终是“海防”而不是“海权”。
晚清·蒙耻·海权丧尽
“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这是浅显易明的古训。然而，如同明知杀人放火是死罪还有人杀人放火一样，浅显易明并不等于易行。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辉煌之最”的清王朝，也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耻辱之最”。由强兵足食而得天下的清王朝，又由弱兵饿饭而失天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百年耻辱最需要记取的教训是什么？
中国依山濒海，幅员辽阔，海岸线北起辽冀，南抵两粤，绵延数千里，边界线的轮廓好似一只朝着太阳升起方向打鸣的“雄鸡”（实际上，这只“雄鸡”原本还背着一个“金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金蛋”长翅膀飞走了）。这种自然地理的基本形势，在古代条件下构成了中国天然的国防屏障。以中原地区为政治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侵扰，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洋边疆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威胁。
鸦片战争之前，在西方人的眼睛里中国还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军事强大的封建国家，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国。而当时的中国人，也抱着“唯我独尊”的观念，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革命和海外强夺，毫无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更谈不上科学的海洋观和国防观了，以至终于酿成了悲惨的结果。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和最为悲惨的一页。泱泱大国败在区区数千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和“蕞尔小国”日本人手下，号称亚洲之冠的中国海军败在小日本海军手下，根本原因在于清朝中央政府落伍于时代的思想观念导致的政策错误。这是“政治决定军事的进程和结局”又一有力的例证！
鸦片战争开了中国“国耻”若干个“之最”的先河
鸦片战争是国人尽知的国耻，此不赘述。当时就中英军队之间的差距而言，集中体现在海军力量的悬殊上。英国海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其舰船数量有400多艘。正是这支舰队，曾经击败过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败过法国海军。以清朝绿营水师数十艘朽木小船，自然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
对于中英两国在军事力量上存在着的这种明显差距，鸦片战争前来华的英国人已经掌握得十分清楚。有人曾夸张地估计：只要一个团的英国军队便可以征服任何清军部队，也有人非常自信地声称：“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英国海军的）一艘战舰”。总之，在英国人的眼中，当时清王朝所有的机制中，没有什么比军队的战斗力更受鄙视的了，军队的质量几乎差得好似“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
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广州战败了，林则徐被流放了，英国的鸦片又可以在中国随便销售了，香港割让给英国了……更主要的是，一纸《南京条约》，开了西方列强在中国胡作非为的先例。不仅使香港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而且，使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为他们服务的买办势力。
《南京条约》的恶例一开，中国的危难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众多列强纷纷仿效英国的作法，用战争手段逼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失败——签约，再失败——再签约，战争失败与不平等条约几乎成了一个因果链。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间，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惨案、教案达300多起，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700多个。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攫取了在华的巨大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使中国直接或者间接地丧失领土近200万平方公里。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南京条约》的恶劣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记录下了丑恶和沉痛的一页。中国耻辱历史自此开始，战争失败的次数是世界之最，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数量是世界之最，丧失领土的面积也是世界之最。当然，它也使中国人自此无法再以“老大”自居，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难免任人宰割！
今天看来，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实在是难得的两本历史教科书。这两本书上写着同一个道理——海洋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屏障，而是外侮的坦途；没有海权的中国就没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可言，更谈不上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清朝曾经计划建立一支现代海军
中国清王朝在1862年以前，没有海军，只在沿江濒海各省设有“防守海口，缉捕海盗”的水师。1866年6月，在清朝名帅左宗棠的建议下，清政府批准设福州船政局，在福州马尾山麓濒江建立造船厂。史称此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1874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以期达到遇有战事“三洋联为一气”之效。1877年起，清政府计划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大海军（实际还建立了闽海海军）。经过十年建设，三洋海军已经初具规模。主要装备：北洋海军军舰14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烟台，负责辽宁、河北、山东海面；南洋海军军舰17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沿海一带海面；福建有军舰11艘，负责守卫海口与巡守台湾。
清王朝建立海军，无疑是在鸦片战争“船坚炮利”启发下的一种自强举措。然而，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建立一支海军舰队容易，但使用好这支海军则并非易事。面对群狼纷争的世界，拿出一幅坐以待毙的架势，即使拥有“强大”的海军，也于事无补。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仅有一种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还不够，还需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军事变革有其自身的规律，军事变革是社会变革这一系统工程的一部分，需要政治、经济变革的密切配合。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变革既缺乏科学的思想指导，又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和可靠的政治保证，因而，终究还是归于失败。
从福州船政局到马尾惨败
中国的南方邻国越南，18世纪末即遭法国的侵略，19世纪50～70年代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派兵先后占领了南圻、北圻，企图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以便进一步打通入侵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法国驻海防的领事土尔克就明确地说出了法国必须占领北圻的理由：“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1884年7月，法国以孤拔率领舰队直入福建马江港寻衅。清政府对于法国侵略者的挑衅行为一意妥协退让，李鸿章明令下属：“谈判尚有希望，衅不可自我开。”8月23日，法军发出14时开战的战书。清政府钦差大臣曾向法军请求延期开战。水师统帅何如璋、张佩纶等也唯恐妨碍了“和谈”，拒绝将士请命，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13时45分法军发起进攻时，清军仍无丝毫准备，连退潮时调过去的船头都未调转回来，而以船尾临敌。江面战斗仅30分钟，虽然广大官兵和爱国军民英勇奋战，但清朝的整个闽海舰队还是全部被法军消灭，中方损失各种类型的舰船50余艘，其中军舰11艘，商船19艘，当时全国最大的造船厂（仅制造了26艘不堪出海作战的兵船）也毁于一旦，官兵牺牲2000余人。这是中国海军自建立以来的首次惨败。
马尾海战清军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当属清政府怕事，在战事一触即发、清舰队处于极为不利态势的情况下，仍电令“衅不可自我开”，严重束缚了闽海舰队官兵的手脚。可见，政府无能、怕事，大臣督抚指挥不力，广大民众和官兵再有一腔热血，到头来只能是家破人亡。
马尾海战失败后，清政府受到极大震动，决定进一步大力扩建海军。一是设海军衙门于京师，对三洋海军实行统一指挥；二是大量购买铁甲军舰，向德国订购了排水量7350吨、6000马力的“定远”号、“镇远”号等军舰；三是编组北洋舰队，共拥有铁甲舰、巡洋舰、炮艇、运输船、通讯船、鱼雷艇等25艘；四是建设军港、船坞、炮台等一系列设施，建立训练和有关的指挥制度。到19世纪80年代末，清北洋舰队基本成军，并大致上配套，可以在各中国海执行战略战役任务。以后，清政府又按照“以一化三”的海军建设方针，先后建立了南洋、闽海、粤海等三支舰队。
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葬送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
中法之战后，清政府大力发展海军，到1891年，中国海军已排名世界海军第八位，跻身世界海军强国之列。北洋舰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为了入侵中国大陆，日本拼命扩张军备，以超过北洋舰队为海军发展的目标，并积极寻找对华战机。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中国的属国琉球。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在日本的诱使和朝鲜封建王朝的请求下，派兵由海道进驻朝鲜牙山。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派兵入朝，并袭击清军，一手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7月25日，中国军队的运兵船和护航舰队驶到丰岛海面时，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北洋海军护航的“广乙”号、“济远”号巡洋舰，“广乙”号被击伤触礁沉没，“济远”号被击伤后返回威海，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高升”号遇敌后，全船官兵“宁愿死，决不接受侵略者的命令”，在船将沉没前仍以仅有的轻武器与敌人战斗，表现了临危不惧、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就是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丰岛序战。
8月1日，清政府被迫宣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
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12艘战舰和2艘蚊炮船、4艘鱼雷艇，护送部队至大东沟后返航旅顺时，于11时在大东沟海面遭遇日本舰队。日舰有3艘海防舰，7艘炮舰，16艘巡洋舰，共计26艘主战舰艇。从而，爆发了著名的中日黄海大海战。整个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惨烈，为近代世界海战史所罕见。战斗结果，日本舰队5艘战舰受重伤，死伤600余人；北洋舰队4艘战舰被击沉，1艘战舰受重伤，死伤官兵约1000人。其中，包括邓世昌的“致远”号及其200余名官兵。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本舰队，但是日本海军并没有达到歼灭北洋舰队的目的。
从整个黄海之战的战局看，日本舰队并未获全胜，北洋舰队亦未全败。而且北洋舰队一直战斗到底，予敌以重创后还能乘势追击，整队返航。但是，此战之后，清政府确定了“避战保船”的指导方针，限制北洋舰队出海，把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对整个甲午战争的战局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史学家评述，黄海之战之所以中国北洋舰队失利，首先，是由于战前延宕观望，幻想和平，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其次，是武器不精，弹药不足。“北洋海军之败，最主要的不是败于海军本身。清政府腐朽统治集团失败主义的领导，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1894年11月22日，北洋海军的旅顺基地被日军占领。此后，日军计划从辽东半岛向山东半岛的荣城湾登陆，直趋威海侧后，以海陆夹击，攻占威海，全歼清海军，彻底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
1895年1月20日，日军占领山东荣城。1月31日，日本联合舰队21艘军舰（后增至30余艘）开向威海，攻击躲在港内的北洋舰队的32艘舰艇。战至2月14日，北洋海军仅剩11艘战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统领张文宣、“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等人相继殉职。北洋海军的英籍顾问马格禄、道员牛旭炳等投降。17日，日军进驻刘公岛。至此，中日甲午战争的海上作战全部结束，清政府苦心经营30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耗巨资建设的最好军港也为敌所用。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中国以库存白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八次在七年内交清；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船只可自由驶入以上各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