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最后中日又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辽东半岛以中国付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约合5000万日元）的退还费为条件还给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利益。朝鲜以“独立”的形式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使日本获得了进入中国东北的战略通道；日本终于实现了占据台湾的梦想，既肢解了中国，又获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华南一带的跳板；增设通商口岸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从此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获得战争胜利使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此，日本成为东亚强国，真正取得了列强之一的资格。特别是巨额战争赔款，根据《马关条约》和《中日辽南条约》，中国赔款本利合计达24233万两白银，折合日元达36408万元（而战争中日本耗费才2亿多日元），这笔款项相当于日本1890年财政支出（8332万日元）的4.3倍多，保证了日本扩充军备和奠定近代工业基础所需要的资金，日本有了这笔钱才得以采用金本位制，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才能够把以国际市场为前提的贸易立国和工业立国作为新的目标，日本的经济勃兴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次战争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害。这是清政府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清政府虽然在与列强对抗中遭受多次失败，但这次失败却导致它在军事和财政上的破产。甲午战争不仅标志着华夷秩序的彻底瓦解，使清政府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且清政府由于借用外债来偿付巨额赔款而迅速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列强以此次战争为契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当然，这次战争也促使清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及其将带来的威胁，尽管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后，清政府的个别人如李鸿章对日本的力量和野心已开始有所认识；此后，清政府意识到日本已成为列强之一，而且是对中国的安全最有威胁的国家，“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早在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面对列强的不断入侵，逐渐形成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试图利用列强间的矛盾。虽然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主要想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抑制日本，但是英、美等国家也被清政府看成是可借以抗衡日本的力量。然而，美国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尚处在大陆扩张时期，对远东的事务相对于英、俄等国来讲不太重视。但在对待中国上，美国也是列强的一个成员，与日本是伙伴关系。只不过相比之下，美国更重视经济手段，而日本则主要采用军事手段。在中日之间，当两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实际上是站在日本一方。
早在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时，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对日本强占琉球未提出异议。同时，德隆还对日本说台湾等于是没有领主的土地，怂恿日本占领台湾，并且还向日本介绍了熟悉台湾情况的前驻厦门美国领事李仙德。李仙德是此人的中国名字，他对中国南部和台湾的情况非常熟悉，不久，李就被日本政府聘为外务省二等出仕。从1872年底到1873年初，李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论述朝鲜、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东亚战略要地，日本应当控制这些地区；李还说，清朝对台湾的统治是有名无实的，日本应择适当时机占领台、澎。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就聘请李为顾问。对日本的这次侵略行为，美国政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支持日本。德隆认为，这可以进一步离间中日……并将台湾也许连同朝鲜一并置于同情西方列强的一个国家即日本的旗帜下。虽然在日本行将出兵侵台之际，美国转变了立场，宣布“局外中立”，停止用美国船只运送日军并要求解聘协助日本侵台的美籍雇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英国出于自身利益反对日本侵台，美国不愿得罪英国。
在甲午战争中，美国实际上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上。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美国也对日本进行了劝告，劝其尽早退兵，不要干涉朝鲜内政。1894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向日本政府提出这样的劝告：朝鲜变乱已平，而日中两国军队却拒绝撤回，美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美国政府对日本及朝鲜两国均有深厚友谊，因此希望日本尊重朝鲜之独立和主权”，如果日本兴无名之师，使朝鲜化为兵火战场，美国当深为惋惜。而对日本政府的极尽诡辩的答复，美国政府却不置辩，表明美国的“劝告”只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在中日作战期间，美国明显偏袒日本，其驻华公使田贝在战争爆发后说：“应该听任战争进行下去……要使这个国家（指中国）能够与这个世界和洽，非武力不行。”战争初期，中美之间围绕着日本间谍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涉，美国驻华外交使节在处理日本在华间谍问题时，不但偏袒日本一方，而且千方百计地予以庇护，甚至不惜用伪造供词或证明的手段以欺骗中国。1894年10月，在日军取得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的胜利后，当英国建议列强共同行动促成迅速议和时，美国则拒绝参加共同干涉，主张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并声称靠干涉带来的和平是不会持久的。美国还重弹只有对中国使用武力，才能使之与世界融洽共处的老调，并宣扬，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还密告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表白美国拒绝参与干涉，并说同欧洲诸国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是“与美国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格莱星姆后来再次向栗野慎一郎传递消息，说美国再次拒绝了英国的让美国加入干涉同盟的要求，并且明确表示：“美国同情于日本国，本无妨碍日本国战胜之意。”11月，当日军步步进逼，清政府决心早日实现媾和并请求列强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时，美国一方面拒绝了英国的联合调停的建议，另一方面又决定进行单独的调停。美国的调停活动受到了栗野的极力称赞：“该国政府对日清两国之调停如此热心，并预防欧洲各国为一己之私利而强行干涉，以全日本之威望，无疑出于对帝国友好之厚意。”栗野劝告日本政府：“应听从合众国之调停，因为该国舆论不仅大为偏袒日本，而且大总统亦因其国内策略与一己之友情，而始终尽力于使日本满意之事。”虽然日本对美国的好意加以拒绝，答复“不需要友邦的合作”；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却又暗中对美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政府拒绝美国的调停的原因是怕引起其它第三国的干涉，如果将来需要时，日本会请美国出面调停，并表示日本政府将“深厚依赖美国政府的厚谊”。对日本的态度，驻日美使深表理解。1895年4月，面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展开了紧张的反干涉外交，主要目标是争取英、美、意三国的支持。美国驻日公使对日本的答复是，同意在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予以援助，并且表白已训电驻华美使劝告中国政府从速批准媾和条约。
美国在中日冲突中持这种实际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其原因除了此时美国的主要注意力还在美洲外，主要是它在中国的利益小于在日本的利益，当时美国对华贸易额远低于对日贸易。另外，直到1899年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远东还没有一个立足的基地，很需要利用象日本这样的国家替它在远东的侵略政策打开一条道路，因此一直把日本当成一个近似于盟友的力量。
§§§第二节太平洋战争之前美日在中国的斗争与合作
1899年，美国提出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表明美国已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姿态介入亚洲事务。这一政策对美日、美中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继续推行既定的对华政策，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南部成了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改变对华战略，由肢解中国上升为独霸、灭亡中国。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表明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又将势力扩向华北，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抵抗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直到全民抗战。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基本处于侵略与反侵略的态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与日本在中国是既争夺又合作，时而以合作为主，时而以争夺为主。美日关系的变化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呈现出阶段性。而中国则尽力利用美日矛盾，争取美国的帮助，维护自身利益。但在中日之间，美国更多的是纵容、姑息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一、“门户开放”：美国海外扩张的王牌
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东亚地区旧有的格局，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新一轮竞争。首先是俄国，在日本还辽后，以中国的救星自居，而清政府则在“联俄拒日”方针下，过分依赖俄国，从而使俄国独霸了中国东北。其它列强也不甘落后，德、法、英、日等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同时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
此时，美国正忙于对西班牙和菲律宾的战争，无暇顾及中国的事务。但是有4亿人口的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企业界和商界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敦促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的事务，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华政策。1898年2月，纽约商会、波士顿商会、旧金山商会、费城商会等组织先后向******呈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密切注意中国事态的发展，及时作出反应。他们认为，欧洲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影响了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对之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此外，政界和宗教界也呼吁美国政府转变对华政策，更加关注中国的事务。
1898年12月，美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巴黎和约》，美西战争结束，美国政府得以腾出手来考虑中国事务，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远东的角逐。然而，此时中国已被列强瓜分殆尽，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以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参与瓜分中国的竞赛，在中国谋取一块势力范围；二是与其它列强合作甚至结盟，搭乘别人的车维持中国门户对美国开放；三是站在局外单独行动，由美国自己宣布对中国的政策。
第一种选择使美国面临三个困难。首先会遇到因美西战争而引起的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压力，尤其是1900年大选即将来临，麦金莱总统不敢公然站在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对立面，在外交上引火烧身。其次，美国如参与瓜分狂潮，势必会导致与其它列强的争夺，甚至有可能引发战争，而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与其它列强相差甚远，当时俄国有75万常备军，法国60万，德国50万，英国的海军力量超过美国7倍，而美国仅有10万军队。再次，当时美国在中国的主要贸易干线都在其它列强的势力范围内，美国没有实力从列强那里夺取这些地方，而开辟新的贸易干线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第二种选择是美国一直奉行的传统政策。然而，在中国有较多利益的英、法、德、俄、日五国中，俄法德三国因强迫日本还辽已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而俄国又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最起劲者，很难与美国合作；日本则因与俄法德对立，处于孤立境地；对华第一贸易大国英国有可能是美国的最佳伙伴。但是当时美国的综合实力还远不如英国，与英国合作，美国只能处于配角的地位；而且英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如果与英日合作，就势必导致结盟，这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使美国的外交决策受制于英日的利益。不结盟是美国传统的外交方针，自立国以来，美国从中受益甚厚，美国不愿放弃这个传统方针。
客观形势决定了美国只能采取第三个选择，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那么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呢？此时，美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远东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一个独立完整的中国行政实体的存在并能在其境内维持秩序是这种稳定的重要保证；中国的解体会破坏列强在中国的实力均势，甚至会引发一场世界战争；美国应当改变对亚洲不太关心的态度，积极参与远东事务，维护中国的完整，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此外，19世纪后半期，世界出现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科技理论有了重大突破，这对改变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进化论的产生使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更具宏观性，使“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念深入人心，新的电磁理论以及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又使人们冲破牛顿古典力学体系，对无形的时间和空间等物理现象所具有的物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对美国在外交上形成新的思路，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认识到，再也不能通过象英帝国那样的旧的、封闭式的、垄断式的殖民体系来维护美国的海外商业利益，而应当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高举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旗号，打破列强的保护主义堡垒，把全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开放市场，建立一个开放的、无形的、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渗透力的新式殖民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