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方的姿态，中方开始所做出的反应比较低调，甚至有些矛盾。不过，到了7月份，中方的反应变得积极起来。7月10日，中国安全部门提前释放了于1958年10月被捕的美国间谍詹姆士·华理柱。8月，毛泽东批准了邀请美国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访华的计划。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他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会见了斯诺，向斯诺表达了“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等重要观点。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20多年来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欢迎美国最高领导人访华的立场，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向尼克松发出的邀请。中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同时表达了相同的愿望。至此，经过近两年的试探、接触，中美双方都清楚地表达了要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此后事态发展之迅速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请看下面的时间表：
1970年10-11月，尼克松建立起同中国接触的“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
1971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第二份外交政策报告，重申了美国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打算；
3月15日，美国宣布取消关于持美国护照去中国访问的一切限制。此举为后来的“乒乓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7日，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的邀请，开始了有名的“乒乓外交”，用“小球推动了大球”；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同日，美国宣布第一次大幅度取消业已存在十年的对华贸易禁运；
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领导人发出邀请；
5月17日，尼克松在复信中表示他准备接受对他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建议派遣基辛格到北京做秘密的先期安排；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了对美新政策的基本原则；
6月2日，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向基辛格转递了周恩来的复信。信中称，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也欢迎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安排；
7月1日，基辛格开始了他的代号为“波罗”（取马可·波罗东方之行之意）的秘密访华行动；
7月9-11日，基辛格与周恩来会晤了17个小时；
7月16日（美国时间为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亲自在加利福尼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中美接触的“巴黎秘密渠道”开通，至1972年3月结束。其间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斯特共前往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的官邸45次，平均每月接触7次；基辛格去过黄镇官邸4次；
10月20-26日，基辛格再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安排。此次行动代号为“波罗二号”。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10次会谈，确定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并且就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利山大·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技术性安排；
2月17日，尼克松一行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开始了自称为“是一次谋求和平的旅行”的中国之行。
从尼克松实现访华的过程可以看出，中美这两个中间隔着太平洋、有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大国，能结束20多年的对抗走到一起，的确是不容易的。可想而知，当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时，双方的心情会是怎样？据尼克松后来回忆说，他们俩人握手“约一分钟之久”。当谈到美国大选时，毛泽东说尼克松上台也有他投的一票。他比较高兴像共和党这样的右派当权。尼克松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右翼政党共和党领袖，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右派，而毛泽东可算是世界最大的左派，因为苏联已经“变修”。最大的左派与最大的右派握手并坐到一起商谈世界大事，可见时代之变迁。
在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会谈中，双方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尼克松称他多年来奉行的政策是中国领导人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由于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中美双方才走到一起来了。表明了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尼克松在到达北京走下飞机时与迎接他的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更表明了尼克松在对华政策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毛泽东向尼克松表达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战略观点：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接着表示了对中美20多年对抗的遗憾和自责：“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在访华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共会谈5次，其中北京4次，上海1次。同时，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举行了5次会谈。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以国际法文件形式结束了中美长达22年的对抗僵局，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虽然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对立以及台湾问题这个障碍，但两国关系的缓和，无疑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这一事件对缓和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促进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尼克松访华的成功以及上海公报的发表震动了世界，尼克松称他的这次出访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二、奋起直追：“尼克松冲击”后的日本外交
首先受到尼克松访华震动的，除了台湾当局，就要算是日本了。历史学家们将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影响称作“尼克松冲击”。尼克松决心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在某种程度也有日本的作用，佐藤政府在纺织品谈判等问题上的态度，使尼克松感到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将日本作为唯一的美国在亚洲的依靠力量。新近解密的档案表明，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他想“阻止日本走一条先是经济膨胀，后是军事扩张的路子。”尼克松在决定访华问题上有意不让日本这个盟友知道，是对日本的怠慢，也表达了一种不满之情，“是有意冒犯佐藤首相”。正如他后来对一个传记作家所说的，是“给日本一记棍棒”。在尼克松于1971年公开宣布他将访华之前，没有任何人将这个消息通知日本，尼克松还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在公开宣布访华之前24小时派助理国务卿尤·阿勒克斯·约翰逊去东京的计划。当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前几分钟，约翰逊用电话将这件事通知了日本驻美国大使牛场信弘时，这位日本外交官大叫道：“阿勒克斯，朝海噩梦果然成了事实。”尤·约翰逊认为，基辛格的做法给美日关系“带来了突然的破坏”。可见中国问题在美日关系中的地位。
尼克松给的这记棍棒对佐藤政府的打击的确不轻。就在尼克松发表演讲的前三分钟，刚刚开完内阁会议的佐藤才被告知此事。他毫无思想准备。就在1970年10月佐藤访美时，尼克松曾保证，在对华政策上将继续与日本密切联系和协商。就在尼克松访华消息公布前一星期，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德访问日本并向佐藤保证，美国反复思考过，其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根本变化”。在得知尼克松访华消息之前的内阁会议上，他还再次表明日本支持台湾和南朝鲜。佐藤真有点被击蒙了。在得到这个消息时，他吃惊地咕哝着问他的助手：“这是真的吗？”在回答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的提问时，他一会儿说“尼克松做得漂亮，不过我并不慌张”，尼克松访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会儿又说“没有料到”，“尼克松干出这样的事，真是多灾多难”。事后，佐藤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欢迎中美“符合世界和平利益的”对话，还说日本支持同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已经很久了。美国驻日大使阿明·梅尔在私下里说，自由民主党多数领导人“像在地狱里一样难熬”，怀疑佐藤在受到尼克松的屈辱之后“能否支撑下去”。在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高·卫特拉姆时，佐藤流着泪说，“我已经做了”美国人“要求的一切”，但是“他们却让我失望了”。看来佐藤和尼克松是互相让对方失望。
凭心而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尼克松真有点对不起佐藤。长期以来，佐藤政府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积极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可是美国却撇开日本单独与中国接近，对日本搞“越顶外交”，这使日本国民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卖朋友”的行为感到愤慨，同时又对一贯奉行对美国卑躬曲膝、一味顺从政策的日本政府感到气愤，佐藤政府陷入“内外夹攻”、“里外不是人”的被动境地。“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朝野反思日本以往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和对华政策。一方面，一味追顺美国，没有得到什么好果子，美国在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时，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另一方面，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美日等国不仅未能阻挡住中国回到联合国，并挤走台湾当局，而且一贯奉行反共政策的尼克松还亲自跑到中国与毛泽东握手，而在采取这一行动时竟然将盟友丢在一边，甚至连消息都不让他们知道。真是正如日本外务审议官法眼晋在得到尼克松将访华的消息时所说的：“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呀！”
“尼克松冲击”使佐藤政府陷入严重危机。日本舆论认为，佐藤政府在外交上，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了，“佐藤早一天下台，这对日本是有好处的”。日本各在野党也纷纷表示对佐藤政府的不满，认为应该追究内阁的责任。就是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佐藤政府的声音，自民党出现分化。在中美有关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发表的第二天，7月16日，反对佐藤的河野谦三在日本参议院议长选举中一举击败曾连任三届议长的重宗，当选为参议院议长。重宗一直被看成是佐藤内阁的“支柱”。河野当选后，当即宣布脱离自民党。此事震动了日本朝野。日本报纸评论道：“尼克松访华和河野当选，是从内外打了佐藤两记响亮的耳光。”随后，日本在野党进一步加强了联合，以中国问题为契机，猛攻佐藤，逼其下台。7月19日，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国会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上向佐藤发难：“在目前这种时候，体面地辞职难道不是明智的吗？否则就模仿尼克松决定访华。”自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公开造反，提出要讨论中国问题。此外，日本许多民间团体以及经济界也增强了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的呼声。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力量明显增长。
就在佐藤政府在“尼克松冲击”的打击下尚不知所措的时候，它又遭受了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的打击。1971年8月16日，即中美公告发表刚刚1个月后，尼克松向全世界发表紧急经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削减对外经济援助10%；冻结全国工资、物价90天。很明显，美国采取这些措施是在转嫁危机，进行自我保护。而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这一次采取重大行动，美国又是在未与日本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与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佐藤在事发前30分钟得到了消息。日本需要进一步反省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针。
1971年对佐藤政府来说可谓是灾难不断的一年。在经受了两次“尼克松冲击”后，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佐藤政府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在此前，佐藤政府一直配合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且其表现比美国还积极、坚决、卖力。这件事正应了周恩来总理早在1950年10月1日所说的话：“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利益而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实际上，从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周恩来所说的大趋势，因此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逐渐增多。只不过是到了70年代初，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进一步促使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联合国中支持中国。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又促使国际上出现与中国建交的热潮。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9年末的52个猛增到1971年末的74个。而未能顺应大趋势的佐藤政府只能是在现实面前陷入困境。当佐藤得到“阿尔巴尼亚提案已在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的消息时，顿时呆若木鸡，当时他正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接受质询。当天下午，在野党在众议院大会上要求紧急提问，追究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责任。佐藤一面说“尊重联合国的决议，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一面又坚持说：“不废除日华条约（即日台条约—笔者注）。”可见，佐藤在中国问题上仍然没有真正醒悟过来。他上述的态度还是在搞“两个中国”。
1972年2月，佐藤政府又遭受了一次打击。尽管尼克松访华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佐藤已经被“尼克松访华”这则消息震动过了，但是《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仍然使佐藤政府感到意外，因而不免有些惊惶失措。日本方面意外的是，在公报中竟然有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严厉措辞。中方表示“要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没有料到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走得那么远。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两个中国”的立场。这一点确实令日本政府意外。就在此前50多天，当佐藤与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会谈时，佐藤曾一再请求尼克松“今后请不要再给予冲击”了，而尼克松则表示要佐藤放心，他在北京将不会作出损害美、日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互相依靠的关系的决定。两人还共同表示，将努力维护同台湾的历来关系。看来，尼克松又一次出卖了佐藤。日本又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