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要听我说。”王良唾沫横飞，狐假虎威地恫吓着说：“你现在已经不是交不交银子的问题，你是有意对抗‘辛丑新令’！”
“小人不敢，不敢！”说着颜乡绅扑通一声跪在地，向他叩起响头。
“大人，大人！”七位参加宴请的人，他们也是当地绅衿，都上来向这个主簿说情。
“干什么？”王良凶狠地说，“你们几个也欠着赋银子呢，也想对抗‘辛丑新令’吗？”
“不，不，不……敢！”
“都跟我走一趟！”王良向门外的东方一指，谁都知道，他指的是县衙大牢。
“大人，大人，有话好好说！”这时，人们互相传递眼色，纷纷解囊，把衣袋仅有的银两全部塞给了王良。
“大人，改日我们还要到府上孝敬！”
“别说好听的。”王良翻着眼皮，瞪着一对黄绿眼珠说：“你们送上的银子，我要全交给县令大人，让老人家看看，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对待官府、对待县令对待皇上的！”
“走！”王良举起他的执法票牌，像押解罪犯一般，将颜士忠一行人“赶”往县大牢。
松江知县很快将颜士忠一批绅衿，欠纳田赋，宴饮望月楼一事禀报朱巡抚。
朱巡抚在松江知县的报文上批示道：“按照四大辅臣忠告：‘积祖宗之经验：只有用武力和暴力才能征服一切！’”
朱国治审视着墨迹未干的批语，继而又拿起笔来，想到他挑灯研读“辛丑新令”，从中领会咀嚼、消化四辅臣颁发新令的意义、本质、内涵，加上一句：“江南是富庶之地，但汉族绅衿多为狡赖、顽劣。”这位随旗当差的汉军，对付汉族比他的主子心更黑，手更辣。
他把毛笔放在笔架，仰在太师椅上吁了一口气，觉得他加上的这最后一笔，联系先帝遗诏，认为是最能体现今天四辅臣的精神的。他为这神来之笔感到得意。
“笔贴式！”朱巡抚叫来他的秘书说：“赶快把文件退回松江知县，并作附文下达各州府县，一体周知，照松江办法，竭尽全力催缴。”
笔贴式捧过批文刚要走，又被朱国治叫住说：“我还动动笔。”吴国治提起笔，把文中的“汉族”二字重笔勾掉，然后命令笔贴式说：“可以下达了！”
在江南如何对付这里的商贾、绅衿、百姓，刮尽民脂民膏，吸干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滴血，让他们屈服于大清朝臣膝下，朱国治除了搜刮地皮，在政治上是很有一套阴险，恶毒的办法的。
朝廷的“辛丑新令”和朱国治的传达精神创造的“典例”，很快在各地府县落实。
各州府县的命官，谁个不怕丢官、降级、革职、下牢的啊，都在组织人马，搜罗本地游民、地痞，组成收缴队，会同当地胥吏、乡勇，下到各地进行催缴。很快逮起一批“抗粮”分子，其中有当地著名绅士，也有在籍的官员，仅苏、松、常、镇四州府，被造各册的人数就达13500多人上奏朝廷。
四辅臣很快见到了朱国治报上题参，他们十分重视的就是江南汉族绅士的情况，是不是听话服从朝廷，服从四辅臣，马上批示：“将各州所列名人、绅士尽行革除功名，在籍者提解来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死者提其家人。”
四大辅臣的批示，朱国治认为是朝廷重臣对他的最大信任、肯定，这更使他相信，要步步紧随四大辅臣，特别是要紧跟鳌公，他牢记他的话：“只有武力和暴力才能征服一切”的名言。他梦想着皇上、辅臣对他的褒奖、升迁……他陶醉了。
不久，安徽、浙江等地，也把江宁的“经验”学到家，出手一个“狠”字，牢记“只有用武力和暴力才能征服一切”。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纷纷催缴，造册、逮人，一时江南黑风阵阵，冤案四起，当地士绅，要么大批出逃，要么田产视为大累，廉价抛售，造成田价大跌，田园荒芜。不到一月，有一半以上的大户斥卖祖业，许多地主、文士失去了经营土地的兴趣和信心。
在温习、推荐、落实“新令”、“新例”下，仅安徽凤阳等地，被解士绅就有一百多人。人们正在惶惶然中，又传出一条大新闻，太仓的吴老爷——吴伟业被押起来了。
吴伟业是谁？今天好多人都知道其大名的。他字骏公，号梅村，是明崇祯四年（1631年）的进士，那一年他才23岁，是属于青年得志的才子，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左中允、左庶子等职。甲申之变后，入南明小朝廷任少詹事，与把持朝政的马士英、阮大铖不合，愤而辞官家居。
这时，作为诗人，他亲眼看见中原沦亡，嘉定屠城、江阴十日，那种对江南人民的血腥镇压，他写下了许多感世伤时之作。
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清史稿·列传二百七一》对吴伟业是这样记载的：
顺治九年，用两江总督马国柱荐，诏至京。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相识论荐，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十三年迁祭洒。丁母忧归。
他在入朝时，心情十分复杂、痛苦，他曾哭着对他的好友说：“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米供菽水也。”
吴伟业在北上途中，路过淮阴时，心情更加沉重，他愧悔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本淮王旧鸡犬，
不随仙去落人间。
他的这种愧悔，除了自身的心理感到作为贰臣的羞辱，同时家庭、社会、文明诗友对他的影响和压力不小。人们在他北上时，三吴士大夫集于虎丘送别，曾有一诗曰：
千人石上坐千人，
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
两朝天子一朝人。
他辞官回到家乡太仓，生活也并不平静，他对自己屈节仕清，一直认为是“主尽平生”的憾事。人格丧失已尽，没脸见人。
而漏船偏遇顶头风，他家也欠下朝廷的田赋，催缴的官吏如狼似虎，根本不相信作过京官的人家里会没有银子，便以“抗粮”之罪造册，拟送刑部。
他虽然最后没被刑部论罪，但活得十分沉痛，一直在担惊受怕中过活的，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是在康熙十年12月14日病逝的，他给亲朋留下一段催人泪下的遗嘱：“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力难坚，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附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
吴伟业死了，而他的良心未死，他得到了亲朋好友和社会的广泛同情、谅解。
一起被造册的，还有江南的著名诗人、绅衿，他们是王瑞士、吴宁周、黄庭表、浦圣卿等，后来一起流放到东北宁古塔。
同吴伟业一起被造册的，还有一位江南的大名人，他就是昆山探花叶方霭，当年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职翰林院编修。他欠下的田赋是多少呢？胥吏告诉他说：
“一文制钱！”
“一文制钱，怎么也要造册呢？”叶探花既是求饶，又十分迷惑不解。
“欠一文制钱也是‘抗粮’，要解官府。”叶文霭怎能拗过凶残的地方官吏，他被列入“抗粮”名册。
人们对于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汉族士绅、“文人”，只能冷嘲热讽，当时有一首民谣流传，曰：“探花不值一文钱。”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哀鸿遍野，江南一下成了苦难世界。
……御史龚鼎孳上疏，由于钱粮新旧并征，参罚迭出，旧欠没还新债又添，人们承受不了，请求将康熙元年未缴钱粮尽行蠲免。
朝廷审时度势，最后准了这一奏请。
这样，以江南为中心，波及安徽、浙江及全国各地的这场奏销大狱，渐渐平息下来。
那么，还有朱国治呢？
朝廷放他去云南做巡抚，后被吴三桂杀了。
据说这个消息传到江南，家家庆贺，市井酒卖完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也被抢光了。
朱国治虽然死了，“奏销案”平息了，清廷对于江南的地主、文人绅袗的镇压，并没有停止。接着又发生了科场案、通海案、明史案……一个渔米之乡，成了重重灾难之地。有的乡试中而被革去生员，有的中了进士而举人已除……更为惨重的是，好多府学、县学由于书生文士以逋赋遭受打击鞭笞，没人读书，没人教书，嘉定一学仅余二人。本来对满族统治有极大抵触情绪的汉族，一度趋于缓和的民族矛盾又复杂尖锐起来。
这一系列的冤案，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一时之间，不少无赖、文痞仰承四大辅臣压仰汉族士绅的意图，纷纷赴官府评告、诬陷，不少知名学者在著述中有某些‘抵毁’清朝的逆悖之辞而受非难、迫害……”致使众多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集团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和对立。
怎样解决好这些矛盾，主张复旧的四辅臣，拉着历史车轮倒退，留给康熙的是一道最大难题，和一堆破烂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