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经占领了华南，第二野战军正从江西、湖南向西南进军。西南成为了国共战争最后一个战场。此时贵州是国民党资深将领谷正伦担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虽然炮声还远在湘黔边界，谷正伦已经忙着西撤云南。
离贵阳市200多公里的茅台镇上，三家茅台酒烧坊都已停产一年多。在今天茅台酒厂的官方正史上，三个烧坊老板的地位都得到了承认，塑像都被放进了茅台博物馆。在1949年年底，朝代鼎革的时候，他们的命运是不同的。
三个酒坊老板之中，唯一一个本地老板是王茅的王丙乾。王丙乾家几代都是大地主，又是茅台镇国民党政权的末代镇长，担心着将来的命运。但除了藏起一点细软之外，他也没什么可做的。按照镇反政策，镇长可以不杀，但解放军接管茅台之后，王丙乾还是被枪毙了，罪名是勾结土匪。
华氏家族商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衰落，但华问渠依然是贵州工商界领袖。他和中共贵阳地下组织人员接触频繁，已经做好了迎接新政权的准备。
赖茅老板赖永初是抗战后贵州商界的实力人物，正担任贵州银行的总经理，因此是谷正伦要抓在手里的重要人物。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亲自找到赖永初，要求赖带上银行的两千两储备黄金，马上和军队一起往云南撤退。
赖永初满口答应，但要求晚一点动身，以便安排黄金运输。韩文焕军情紧急，只好同意赖推迟行程。韩文焕撤离之后，贵阳的政治和社会运作处于半真空状态。以地方士绅卢焘为首的贵阳各界民众自发成立“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社会秩序。贵阳市商会陈职民、张荣熙、蔡森久等绅商负责这个委员会的总务、财务事务，为筹措经费开支找到了赖永初，赖永初从贵州银行余款中拨出银元2000元作为会务开支，并且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华问渠和赖永初两位做梦也没有想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招待会，典礼酒就是他们生产的茅台酒。他们也许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闻，意识到中国的新纪元开始了。但没有人想到，这也是茅台酒新纪元的开始。
一、国宴
在这个招待会上，政协代表们向问鼎的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向代表们回敬，“宾主献酬，以成礼仪”，酒杯里装的，就是茅台酒。
酿造专家秦含章的哥哥参加了这个宴会。他回忆道：“毛主席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招待酒会上用茅台酒来敬酒，我的亲哥哥就在场。”（《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秦含章》）
外交部礼宾司原司长鲁培新也记得是这样：
“建国以后，开国大典上好像就开始用茅台酒了。1963年我进入礼宾司时，基本上招待外宾宴会都用茅台酒，50年代，我想也应该是这样。”（《茅台口述历史料资料·外交部礼宾司原司长鲁培新》）
老红军邹衍参加了招待会。“后来革命胜利了，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晚上国宴大会上，喝的就是茅台酒，我参加了当时的欢庆大会。”（《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邹衍》）邹衍参加过长征，路过茅台镇时也喝过茅台酒，后来担任过沈阳军区的副政委。
开国大典，出席者众。这次宴会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1959年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建成之前，国宴都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的资料十分稀少。因此虽然很多人回忆说开国大典使用的是茅台酒，也有人质疑说，1949年的贵州还是国统区，不可能和北平有物资流通。被围城半年的北平，有这么多茅台酒供人喝吗？
没有证据，但有可能。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国民党“划江而治”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占领南京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这支部队的最高将领刘、邓都参加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这些将领当年用茅台酒洗过的脚，踏上了国民党“总统府”的楼顶，在中央饭店又一次喝到了茅台酒。
第一次喝茅台酒大概就是在南京，中央饭店。进城以后，1949年的7月。
1949年4月21号。百万大军渡江以后占领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把战线推进到了浙赣线。三野在上海地区、浙江地区，二野在芜湖、南京地区。长江下游放了两大野战军。两大野战军在那里干什么呢？是给美国人看的。表示万一他要登陆的话，我们要给他坚决消灭掉。所以这是一个威慑。我那时在二野。到了7月，就准备向全国进军。我们团以上的干部到南京做动员，开了七天会。住得很好，吃得很好，玩得也很好。住在中央饭店，可以说一天三宴。喝的就是茅台，还有金陵和双沟。这么好的待遇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想一是淮海战役消灭了蒋军主力，渡江让蒋介石下野了，上级犒赏三军。第二个呢，马上要进军西南，解放云贵川康，所以呢这也是饯行酒，出征前的壮行酒。（《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原海军参谋长马辛春》）
马辛春当时是团级军官，没有参加过长征。他的部队和三野的高级干部虽然很多是长征干部，但大多数来自四方面军，在他们眼里，茅台酒无非是和金陵酒、双沟酒一样的好酒。
但对于此时正在北平筹备建国大事的另一支解放军队伍，情况大不一样。
进驻北平地区的队伍是聂荣臻部队。这支部队和一起打下平津的林彪部队，高级干部都主要来自红一方面军，来自1935年秋天到达陕北的8000红色种子。他们不认识北京饭店的各色洋酒，但认识茅台酒。
1949年7月，南京能找到供马辛春和两个野战军的团级以上军官痛饮的茅台酒数量，百万军队的团级以上军官，不会少于千人。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代表人数是662人，参加闭幕会议的正式代表不足600人，1949年9月在北平能够找到供政协代表们祝酒的茅台酒数量，是完全可能的。
开国大典之后十几天，解放军进入贵阳。1949年11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解放军第5兵团政委苏振华担任了第一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几天之后，华问渠与赖永初受到了苏的接见。
1949年年底，解放军接管贵阳之后不久，贵阳军管会主任、二野5兵团政委苏振华在旧省府礼堂（即今贵山饭店）亲切接见了陈职民、华问渠、张荣熙、赖永初、伍效高、冯程南、梅岭先等十余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与会者放手经营，消除顾虑，恢复经济，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供应，为建设人民的新贵阳，作出应有的贡献。（1949年11月28日《新黔日报》）
苏当时的秘书乔崖回忆得更仔细：
我记得是1949年11月15日，开贵州建省会；过了5天，也就是20日，他召集了贵阳市工商界代表人物召开座谈会。当时，国民党刚撤走不久，土匪却已经开始猖獗。商品供应不足，市场非常凋敝，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又认识不清，疑虑重重。苏振华政委当时开这个座谈会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动员工商界人士尽快恢复生产，恢复商业。当时到会的有20多个人，包括茅台酒厂的主要代表人物华问渠。在这个会上，苏振华政委阐述了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尽量消除工商业者的疑虑，希望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恢复营业，把市场活跃起来。会议结束以后，大家还一块吃了顿饭。这个会在当时的反应很好，工商界对共产党的政策、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风度都有了一个很新的认识。很快，贵阳市和贵州全省的市场情况就比以前好起来了：工厂也开工了，商场也开门了，整个社会秩序也安定了。（《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苏振华原秘书乔崖》）
1948年6月，解放军占领汾阳。晋中地委马上着手恢复汾酒生产。当年年底就达到日产250公斤。晋中军分区也在1949年与晋中税务局合作另办了汾酒厂。当年6月两家合并成立国营杏花村汾酒厂，1951年在新址改建，生产能力达到200吨/年。茅台酒上了开国大典，恢复生产更是大事。
华问渠和赖永初都获得了新政权的合作者身份：华问渠担任省政府委员、工业厅副厅长，赖永初担任贵阳市财经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茅台镇解放。复产茅台酒成为当时仁怀县财经委员会的重要工作。筹建茅台酒厂时就参与其事的罗庆忠后来担任副厂长多年，他记得，立即恢复茅台酒的生产，这是来自上面的指示。
但战争并没有结束。黔北地区匪患严重，茅台也在政府和土匪之间来回易手。虽有政府支持，茅台酒三家烧坊实际没能正常生产。当年只有21岁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工商局离休干部王裕本，参加了茅台地区的剿匪。
我还在连队里，正在去仁怀北的大坝剿匪时，当走到一个叫水瑭的地方，得知土匪占领了茅台，正在抢劫，我们在连长王运海的带领下，从小路直插茅台，一路小跑，在快接近茅台时，土匪才发现我们，马上像一窝蜂似的乱跑，我们连已拦腰截断了土匪向下场这边逃跑的路，把土匪逼得只好跳河逃命，满河、满山都是土匪，全连在河滩上一齐开火。土匪被打死的、淹死的、打伤的不计其数，可我们的好同志陈××被打断了右腿的动脉血管，抢救无效，牺牲了。土匪还没有离去，还在对面山上打冷枪。部队驻下了，我们就住在酒厂里，还记得我们选择在酒厂一棵大树旁的平顶房上，也开展了打冷枪的防御战。到第三天拂晓，我们抢渡过河，边追边打，又打死打伤土匪不少，一直追了一天，土匪向古蔺方向跑了。从这以后，土匪再也没有敢来了，茅台被完全保住了。（《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原139团茅台驻军指导员王裕本》）
直到1950年年底，匪患才完全剿灭，地方政府开始行政。成立国营茅台酒厂，是茅台地区解放后仁怀县政府财经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
和汾酒不同，茅台酒经过了短暂的鼓励私营酒厂恢复生产的过渡阶段。三家合一的过程是渐次发生的，国进民退的理由和并购手段也各有不同。
华茅老板华问渠担任了省政府委员、工业厅副厅长，除了交出主要产业文通书局和永安印刷厂之外，还主动提出把烧坊交给公家来办。1951年6月仁怀县税务局付了1.3亿（旧币，相当于人民币1.3万元）赎买了成义烧坊，成立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从1952年就当会计、财务股长直到1991年退休的李显章记得，由于经费紧张，当时支付了1亿元。后来华问渠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3000万元就一直挂在账上。茅台酒厂由税务局长王善斋兼任负责人，除了厂长，只有员工12人。不久王善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下台，1952年1月，仁怀县盐业专卖处干部、转业军官张兴忠被派去接替他。省里给了4亿元（旧币，相当于4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
1951年2月，在贵州“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荣和”的老板王丙乾因为“通匪”被枪决，“荣和”停产。1952年10月，仁怀县财经委员会将没收的“荣和”烧坊资产划拨给茅台酒厂，同时厂名更改为：贵州省专卖事业管理局仁怀茅台酒厂。
解放之初，赖茅和新政权合作最好，在复产时还得到了政府资金支持。但仅仅一年之后，1952年2月，老板赖永初因为解放前夕贵州银行黄金的事情，以经济犯罪罪名被判刑。贵阳市财委通知遵义地区财委接收赖在仁怀的资产“恒兴烧坊”，遵义财经委员会决定“恒兴烧坊”并入茅台酒厂。从此三家茅台酒合而为一，性质也很快变成了省工业厅直属的省级国营企业。在酒厂的账目上，恒兴估价2.25万，成义估价1.3万元，荣和估价500元，总计3.6万元（已折算成新人民币币值）。这就是茅台酒厂最早的账面固定资产。
二、入贡
在贵阳解放后，不知道是哪一家的茅台酒，被想办法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邓友梅是新中国的重要作家，也是一个老革命。他回忆道：
1950年春，新中国成立不久，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派遣访问团。首先派赴西南的访问团，由刘格平担任团长，费孝通、夏康农为副团长。大西南是我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从西南逃往台湾的，而那里的民族关系又比较复杂，因此中央希望尽快成行。
遵照中央指示，刘格平和有关同志一起，立即筹办，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了100多人。这其中就有我。随着这个访问团，我到了重庆、凉山，并第一次踏上了贵州的土地。
贵州吃的盐巴是从四川顺赤水河运进来，在中枢一带卸上岸，由马帮驮运到遵义、贵阳，再分运本省各地。马帮卸下盐还要再转回河岸去。我们从四川进入贵州就在河边检修汽车。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抓机会去看了一下赤水河。记得深山谷底的赤水河，看起来并不太宽，水流虽湍急，但不像有些山涧那样清澈，却是赭红色。河对面是一溜荒山，这边沿着山坡有些梯形的小村小镇，街道窄房屋旧。镇上店铺不多，摆着些火柴、蜡烛、盐巴。小酒作坊却不少，空气中飘浮着一缕缕酒香。小巷中少见人影，有的家门口石头上，坐着个老人吸烟杆，穿着很破烂。这才感受点“人无三分银”实况。
刘格平团长等比我们晚了一星期到贵阳，当地政府领导请访问团吃饭，桌上摆了几瓶陶罐装的白酒。在敬酒时主人端起酒瓶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本省出名的茅台，是酒厂经理专程送来为大家接风的。当年红军长征时曾在茅台住过，这是毛主席当年喝过的酒。今天请大家也喝一杯。”
我们没喝过这酒，但这酒味似乎闻到过。问了一下茅台在什么地方，在座的当地干部笑着说：“你们不是看过赤水河吗？那不就是茅台？”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去过的那个小镇就是茅台，怪不得在这么穷的地方却到处闻到酒香。于是认真地喝了几杯，一边喝一边打听有关于茅台酒的情况。当地同志介绍说，产这酒烧坊有好多家，较大的有王茅、华茅和赖茅三家。请我们喝酒的是其中一家，这家厂主是位开明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当时从贵阳回北京，要坐车穿过黔湘公路到达长沙才能换上火车。正在我们整理行李装车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茅台酒东家请求我们带几箱茅台酒到北京送给毛主席，以表他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敬爱。这样的光荣任务哪能推托，于是又把装好的行李重新调整。把几箱茅台一路搬上搬下，从贵州搬到湖南，从汽车转上火车，一直带到北京由刘格平团长转呈给了毛主席。
访问团作完总结汇报之后，李维汉等领导在北京饭店为访问团举行慰问宴会，桌上摆的就是我们带来的茅台。在宴会上刘格平团长向大家敬酒时宣布说，毛主席感谢我们从千里之外带来茅台酒，决定分给每人一瓶，表示慰劳。大家听后振臂欢呼，感谢毛主席关心，觉得这一路辛苦很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