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粮以“塔牌”商标作为核心开发绍兴酒，成功了。贵州中粮按照同样的路径操作，失败了。成败之间，原因很难定论，但其中有一个因素的不同，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贵州茅台酒厂对茅台酒品种资源的自然垄断。
制造业的自然垄断，一般发生在奢侈品市场。发生一定时期内的自然垄断可能由于奢侈品生产的专用资源和专用技术的进入壁垒所造成，而长时间的垄断则往往来自原产地资源的独占。
法国对葡萄酒有一个“法定产区”保护的法律，对名优葡萄酒的产地予以严格的认定，并对法定产区品牌给予严格的保护。被这个法律认定，受到保护的法定产区，不过勃艮第、波尔多、罗讷河谷三个地理区域。认定范围之外的品牌不能标注“AOC”（原产地监控命名）。这个法律也被沿用到干邑白兰地品种，除了科涅克地区，其他地区出产的白兰地不能标注“CONAC”（科涅克），不能称作中文所说的“干邑”。“法定产区”概念后来被发展成为生产和贸易中重要的“原产地”理论。
一、从迷信分析化学到接受原产地理论
固态发酵白酒技术是中国的发明，但这个技术以及生产原料都不具备专用性，并不足以让白酒发生自然垄断。
中国名酒也有约定俗成的“原产地”概念，例如明清时代著名的“沧酒”和“绍兴酒”，但是没有相应的官方法律和民间协议。随着仿制增加和工艺的传播，产地概念几乎被品种概念淹没。
白酒勃兴以后，一开始也是以产地为识别，并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形成了以产地为标准的“汾、泸、凤、茅”品种分类。在1952年第一届评酒会评出的四大名白酒中，茅台酒与其他三种名酒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白酒的主要品种。这四个品种之间的区别，即使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准确地把它们分别出来。
在民国时代经济凋敝情况下，在汾酒和凤酒的品种系列里面也还是有很多的品牌、很多的生产者。南京政府时代之初，宝鸡凤翔地区凤酒产量超过1000吨，这1000吨由成百上千的生产者分别生产。30年代是汾酒的兴盛期，晋裕汾酒公司占据了市场统治地位，产量超过了100吨。但这100吨也只占整个品种产量的10％左右，其余的产量，由多则10吨、少则一两吨的小型烧坊分散生产。用原产地保护的标准看，凤酒的产地范围宽广而模糊，包括了几乎整个关中地区。汾酒的生产者也遍及整个汾阳县。
泸酒和茅酒生产者相对集中，在民国时代，这些生产者也拥有一定的市场定价权。但这种看似拥有垄断地位的形势主要是因为市场隔绝造成，这种“定价权”，正如本篇第一章分析，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意义。
虽然第一届评酒会沿用了“汾、泸、凤、茅”的产地品种分类，但由于官方采用全国一盘棋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改进体制，与工艺和技术相比，原产地概念显得很不重要。上级一直在努力用国家名酒的工艺技术去帮助其他生产单位提高产量和质量。汾酒厂和泸州酒厂成为这种技术协作的主力。特别是1965年“茅台试点”发现了泸型酒的风味主体香味物质“窖底香”，并在其后几年中取得了“窖泥人工老化”和人工合成“窖底香”主体乙酸乙酯的技术成功之后，泸型酒品种质量标准迅速在全国各地白酒厂开花结果，诞生了一大批泸型酒（后来被命名为“浓香型”）系列的新品牌。在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发生改革之后，中国白酒工业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泸型酒的工业化生产的技术突破，竞争主要依靠高强度的广告推广，产自东南西北的白酒都是使用泸型酒工艺，在这个占了白酒市场80％以上的品种内部，原产地属性成为可以忽略的因素。
泸酒技术移植的成功，鼓励了上级在条件较好的地区生产茅台酒的愿望。在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下，茅台酒也对外输出过工艺和技术。70年代，在茅台酒厂的支持下，全国有30多家酒厂试制茅型酒，最出名的是北京的华都酒，但这些茅型酒产品品质都与茅台酒相差甚远。其实在民国时代，贵州和重庆仿制茅台酒的尝试就很多，这些仿制品都叫茅酒，其中一家在贵州福泉生产的烧坊名字就叫“贵州茅台酒公司”。在这些仿制者中，最成功的是同茅台酒厂一河之隔的四川古蔺县二郎滩生产的郎酒。
在外地移植茅台酒工艺不成功，上级和一些技术专家想到了在离茅台100公里的遵义试验。1975年，国家科委批准了一个“异地茅台酒”的科研项目，当年开始实施。
这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项目，新建了试验厂房，尽可能地模拟茅台酒厂的生产条件。除了完全采用茅台酒工艺以外，还把茅台酒的原糟都搬过去，主要技术人员和酒师也完全来自茅台酒厂。到了1985年鉴定时，这个花了10年时间的试验被评价为基本成功，但试验结果的产品后来被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命名为“珍酒”，实际上承认了“异地茅台”理想的失败。
异地茅台试验未能成功，给酿酒业专家提供了新的破解茅台“异香”之谜的密钥。有人开始从文化遗产观的角度切入，承认“离开茅台就生产不出茅台酒，比工艺、原料更核心的，是茅台镇地方独特的自然条件——土壤、气候、水和微生物群落”。1991年，茅台酒厂总工程师季克良发表了“离开茅台镇就不能生产茅台酒”的观点。这是中国酒工业界第一次触及“原产地”理论，但在当时只被看做是茅台酒厂的一个宣传，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70年代，白酒科技界运用日本科学家发明的“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方法，成功地锁定了浓香型白酒的主体香是乙酸乙酯。这个手段自然也被用于分析茅台酒的“异香”之成分。
但是这个方向的努力进展很慢，只知道了茅台酒的香气成分很复杂，构成品种越研究越多。
于桥曾任大连金州酒厂厂长，是第五届全国评酒会专家组副组长。他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气相色谱仪的应用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2006年，76岁的于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这代研究者直至2000年左右，才意识到科学有其尽头，地理才是关键：“中国传统白酒香气构成主体由发酵过程形成，一小部分由加热过程（如酱香茅台酒）形成；决定香气成分的关键是微生物，而决定微生物的因素是环境、温度、湿度、土壤养分……最简单的界定是地理环境。”茅台酒测出963种色谱峰，能够定性的为873种——这就是茅台的香气成分的构成数量。但像“乙酸乙酯”那样的泸型白酒的主体香气成分却确认不了。他说，“要完全弄清楚茅台，还早着呢。”
二、打不破的地理垄断
第一届评酒会之后，行政权力把品种和品牌捏合在一起，指定了各个白酒主要品种的统治品牌。品种简化为品牌，归属到国家建立的几大名酒厂。其他规模较小的酒厂不再能够分享原产地资源的无形资产价值。酒工业的秩序以官定的价格为框架，体现了企业从官方取得经营资源的不同资格。
异地泸型酒成功了，“异地茅台”却失败了，凸现了茅型酒原产地属性的重要性。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第一次用曲折的方式触及了茅台酒的“法定产区”问题。
21世纪初，伴随茅台酒垄断性的市场强势，茅型酒的原产地属性开始成为很多跟随品牌“淘金”的宝库。“茅台镇生产”成为很多酱香型甚至浓香型酒的首要广告诉求。此时，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对于茅台酒厂无与伦比的价值开始凸现出来。
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茅台酒厂镇”——4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茅台酒厂对于茅台镇马鞍山河谷地区地理资源在物权和知识产权范畴的全面覆盖。
解放之初，办好茅台酒厂是遵义专署和仁怀县的一个“光荣任务”，酒厂的主要领导一般都从仁怀县选调，有一段时期仁怀县委书记就兼任茅台酒厂党委书记。茅台酒厂的人员、物资、原料都得到最优先保证。但1954年以后，茅台酒厂在组织、文化、生产方式上，都和同在茅台镇的仁怀县进入了不同的轨道。为了保证酒厂的需要，茅台镇从一个乡镇慢慢变成了企业社区，到了1989年，茅台镇居民人口一万多人，大多数是酒厂的员工和家属。茅台镇建制和政府依然存在，但党委书记很长时间内一直由酒厂的领导兼任。
现代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茅台镇包括4个村庄，面积80余平方公里，“出产茅台酒”的传统茅台地理概念是马鞍山河谷地区，面积不超过4平方公里。茅台镇的非农业人口聚居在溪谷东岸，依山建房。马鞍山谷地没有岷江、金沙江河谷常见的微型冲积平原，也没有贵州高原其他城镇都有的或大或小的“坝子”，只有山坡，地形是比崎岖还要险峻的陡峭。在仁怀县政府从茅台镇搬迁到中枢镇之前，茅台是贵州最狭小、最拥挤的县城。城镇只有一条几百米长的街道。茅台酒厂只有三栋木结构小厂房，建筑面积总共不超过4000平方米。政府大楼在街的这头，酒厂大门就在街的对面。1955年之后，茅台酒厂连年扩建，厂越来越大，厂府争地矛盾开始突出。厂府两家，人员关系亲密，财政却是两个系统。1954年，镇上主要干道要修缮，预算4000元，两家商定各出一部分。到后来酒厂想少出甚至不出钱，打报告给工业厅，希望厅里给县政府做工作。结果工业厅把球踢回来，让酒厂自己和县政府协商。结果当然还得按照原先的协议办。酒厂的存在，也给县政府带来一些其他县城没有的好处。1955年，上级投资10万元，酒厂建了一座100千瓦发电机，县政府机关和单位也用上了电。有些仁怀县完全不可能挤进去的紧缺物资的计划，比如石油、汽车，酒厂可以搞到，也可以救救县政府的急。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重工业部为649亿元，占24.4％；轻工业部为69亿元，占2.6％，在各生产部门中位次最低。但在部省两级计划中，对茅台酒厂的投资都得到了优先保证。在大部分轻工企业依旧靠修修补补维持生产的时候，茅台酒厂从1954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扩建。1955年完成投资48万元，建成成品库、生产车间、制曲车间扩建项目共2400平方米。1957年，贵州全省工业基本建设计划规模为500万元，“茅台酒厂扩建”项目建设规模130万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2000多万斤稻谷，主要项目是新建400吨茅台酒产能。这次扩建新增面积13000平方米。到1959年，累计新建面积30483平方米，厂区面积扩大了7倍。
1957年的这次扩建后来被上级通报批评，认为造成了基建浪费。在通报中，批评了扩建新厂区的决定：“工业厅在报请上级审查时只提出了自己认为合理的一个，虽然这一方案与省领导曾经指示不应脱离杨柳湾老厂，应尽量在老厂扩建，不足数再向外发展的原则不相符合，地委、县委以及省建委也提出应该以老厂为主，自内向外，逐步扩建的意见，但是，工业厅最后仍强调橘子园的有利条件，而决定在离厂1公里多的橘子园开始施工。”
橘子园即现在茅台酒厂三车间，在现在厂区的核心位置。这次扩建跨出的“1公里多”范围，是为后来的茅台酒厂厂区扩张圈下的宝贵地盘。后来，在这1公里多的方圆，茅台酒厂陆续建设了酒库十几万平方米。
1961年全国基建投资比上一年压缩了2/3，1962年又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再压掉一半，由原计划的607亿元进一步缩减到46亿元。但茅台酒厂又获得了扩建的国家投资。
1963年立项以后，中央财政拨了400万元给茅台。400万元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顶现在的4个亿。不管是厂里规模从几百吨到800吨、1500吨、2000吨、4000吨、8000吨到现在的一万吨的过程中，还是厂里进行传统工艺技术改造的过程中，轻工业部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陈士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