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吃饭桌上给他汇报，我听到的。总理就说，茅台酒是几种酒兑起来的，要放多少年，才是真正的茅台，拿刚出厂的茅台去评那怎么行，要拿老茅台，真正的茅台去评比。总理指示顾明（秘书）去问一下。（《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成元功》）
轻工业部再次总结，找到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高月明记得，有关人员当时总结，认为除了茅台酒品质确有下降，和该届名酒中泸型酒名酒数量比例高的原因以外，那就是评委的风味偏好。当时的饮酒者喜欢泸型酒那种入口浓香的风味。轻工业部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并表示下次要在评选规则上改进。
1964年，轻工业部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茅台试点”，茅台酒厂酒师李兴发参加了试点研究试验工作。李兴发按嗅味区分白酒呈香成分的方法启发了白酒技术人士和主管部门的技术官员。1979年，周恒刚主持了全国第三届评酒会，果真在规则上做了改动。这次评酒诞生了中国白酒的香型标准：酱香、浓香、清香、其他香。分别对应原来按地区流派分类的四个类型。
和第二届评选结果相比，新的八大名白酒中，茅型酒增加了四川郎酒、泸型酒增加了剑南春，减少了古井贡，凤型酒的鼻祖西凤酒被淘汰，只剩了董酒，汾型酒保持了汾酒一个代表。名酒榜上，浓香型酒占了大半。据高月明回忆，分型评比把白酒按照香型分开品评，一方面是规范化、科学化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杜绝出现第二届评酒会把茅台酒评到第五那样的失误。
在长达30多年的中国命令经济时代，全国评酒会几乎是经济生活中唯一的品牌事件。这个事件构架了中国酒的品牌地图基本框架，对酒行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后来以轻工业部名义举办的评酒会还有两次，20世纪80年代决定永远停办。最后一次获得国家名酒称号的白酒品牌多达17个。
四、特殊酒
在最优先的原料和资金保障下，国营茅台酒生产第一年就超过了历史最高产量，但卖得却不如新中国成立前多。到了1952年年底，茅台酒厂还库存了九万多斤酒。产出的产品超过一半没有卖掉，这个时候，茅台酒还没有陈酿概念，在所有相关的人看来，茅台酒“滞销”了。
主要的困难是销售渠道不通。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现代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茅台酒厂接收合并三家烧坊，只包括简陋的厂房和设备、个别职员和几个技术工人。赖茅的经理韦岭是得到政府信任的，但交接完资产之后，很快被调到地方，当了茅台镇的副镇长。逐渐补充的员工主要是技术工人，管理干部完全来自军队转业和经过干校短期政治培训的当地进步知识青年两个系统。而且拥有外地市场销售体系的两家主要烧坊赖茅和华茅销售体系的中心和人员都在贵阳，随着华、赖两个资本家被消灭，附属于主要业务的茅台酒自营销售网络和商业伙伴自然不复存在。酒厂的干部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卖过茅台酒——不夸张地说，除了上级单位直接采购之外，1954年以前的茅台酒厂想卖出一吨酒都不知道卖给谁。
茅台酒厂的上级贵州专卖局也没有料到市场会出现问题。1953年以前，除了棉、纱、布，大部分商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尚未实行，城市的原有商业系统还在运行。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然按照原来的渠道在流通，政府只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上的管制。新设立的专卖机构的性质类似一个专项税务机构，它的主要功能被设计为对商品的实物管制。对酒类实行的专卖制度，出发点是控制税源，保证财政收入，流通对它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
贵州省专卖局没有估计到茅台酒销售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对奢侈品市场缺乏认识。伴随政治变迁，市场消费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人民购买力低下。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增加了近一倍，也才142元。另一方面，大地主、资本家、旧官僚阶级被消灭了，奢侈品的消费也消灭了；新的官员集团还在实行配给制，个人购买力尚未形成；新政权崇尚节约，公务消费水平很低。1954年开第一届全国人大，调用的茅台酒仅仅6000瓶，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李先念访问朝鲜时一次送给金日成的数量。而省外市场过去全凭华赖两家的外驻机构经销，即使消费者还在，零售商已经找不着供货商了。
专卖体系让茅台酒行销全国，很快解决了酒厂的滞销积压问题，很多非传统市场的消费者，也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认识了这个品牌。1956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后，大部分公职人员的工资在40元以下，相对于收入水平，茅台酒1斤2元左右的价格非常贵，但市场上是随时可以买到的。
这个时代非常短暂，只维持了两三年。
奉接贵州省工业厅本年八月十九日电示：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需用茅台酒6000瓶，因此希你厂与地专卖处协力调出，并切实注意包装一致（瓶瓶一样），并保证茅台酒的品质。自提货次日起三日付清货款。希切实遵照办理为要。
贵州省人民政府遵义区专员公署印。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这是茅台酒厂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文件。每年茅台酒厂都有这样的生产任务。
这种直接由封闭渠道供应的产品，按茅台酒厂老职工的说法叫“特殊酒”。茅台酒厂包装老工人回忆说：“我知道的每年给中央包装一批酒，我们都叫特殊酒，这酒用相当好的酒质，每年都有一批，一般包装三五吨，这个酒专门存放，只给中央。”“拿到北京给首长的专用酒，外包装和其他是一样，只是酒质不同。”（《茅台口述历史资料》）
前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回忆说：“在‘国家名酒’中，茅台酒地位最为特殊。轻工业部直属企业没有酒厂，在系统所属的白酒厂里面，部里最关心的是两个，贵州的茅台酒，山西的汾酒。建国以后几十年，汾酒历来是白酒老大，产量、利税都是。茅台酒产量小，还连续亏损。但是它又是中央要求一定要保障供应、保证质量的唯一一个酒。”（《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杨波》）
杨波说的“保障供应、保证质量”，实际上指的是特殊酒。除了茅台酒，像这样的特殊消费品还有中华烟。1951年，没收英美烟草公司而建立的国营上海卷烟厂，专门研制了中华烟，经毛泽东试吸认可之后，配方固定下来，由专门的车间和生产人员生产，每年产量很小，只供毛泽东及中南海使用。除了这种被称为“政治产品”的特殊烟之外，上海烟厂还把“中华”商标用于最高档的产品，这种产品只在封闭渠道流通，但配方和质量标准与“特殊烟”有所不同。
毛泽东不喝酒。因此特殊酒并非为他生产。但他和特殊酒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他的两个亚洲共产党“同志加兄弟”金日成和胡志明都喜欢喝茅台酒。1949年年底，毛本人去苏联见斯大林，带了十几车皮礼物给斯大林祝寿，其中就有茅台酒。
除此之外，毛泽东对茅台酒的兴趣还来自产品出口的超强换汇能力。毛泽东追求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设备，因此对外汇的需求非常紧迫。进出口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设计思想是尽量限制进口，大力鼓励出口。在这些制度设计里面，有一个重要指标叫“换汇成本”。1985年外贸制度改革以前，在汇率长期固定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中国出口产品都是亏损的，按照1979年的情况计算，做出口的外贸企业，平均要采购2.41元人民币的商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卖到1美元，按当时的术语，这2.41元就是平均的“换汇成本”。而外贸企业要拿回这1美元，又只能按照同时期的官方汇率，从外汇结算机构拿回1.555元，中间差了0.855元。亏损靠国家补贴，外贸企业的利润来自国家的“创汇奖励”。
只有出口茅台酒是一个例外。茅台酒的换汇成本从来都比官方汇率要低。1974年~1981年，出厂价为每吨10000元，出口价格是每吨7000美元左右，按照1979年的官方牌价汇率1.555，出口毛利约1000元。20世纪50年代的官方汇率比1979年还要高，当时的出口部门折算，出口1吨茅台酒可以换回40吨钢材或100辆自行车。这个数字令崇拜国家实力、崇拜工业的毛泽东印象深刻。80年代以前，为了保证茅台酒的市场信誉，出口产品质量标准比内销产品要高，接近特殊酒。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重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要求贵州省委书记周林，茅台酒要“搞它1万吨”。
“搞它1万吨”指令，来自不喝酒的毛泽东，指的是出口商品，不是特殊酒。来自喝酒的中央领导的指示，是质量要重于数量。在当时大多数消费品质量低劣的背景下，这个指示关注的重点，是特殊酒。
特殊酒的原料和生产过程并不特殊，特殊的地方在于出厂之前的再加工——勾兑。中国大多数白酒从蒸馏器取出的新酒酒度都很高，叫做原浆。衡水老白干、北京二锅头的原浆酒度可以高达70度。在出厂之前，需要把酒度降下来，这个调酒度的工序叫“加浆”。一般的加浆方法简单，就是加水。为了节省运力，这个工序往往在销售地完成。有一个笑话说，酒馆顾客质疑酒淡，老板惭愧地说，“忘了在水里加酒了”，背景就是这个习惯。
茅台酒的工艺特色之一是馏酒的温度很高，酒精挥发多，原浆的酒度比一般白酒要低。因此加浆的方法不是加水，而是掺酒——把因生产时间和轮次不同，而酒度不同的原浆混合，变成酒度符合要求的成品。这种混合不光带来合适的酒度，也带来微妙的风味差别。这就是勾兑。茅台酒烧坊传统的习惯是在产地加浆勾兑，出厂之前要由酒师按照他的经验标准，把不同轮次、不同口感的酒混合，达到酒师满意的口感才算成品。产品标准就是酒师的感官。1951年进茅台酒厂工作，长期担任财务科长的李显章回忆说，据赖茅老酒师郑义兴告诉他，在勾兑时，以往的陈年酒酒度低而酒质好，是提升成品酒品质的关键。
郑义兴是掌握茅台酒工艺最老的酒师，从在成义烧坊当学徒开始，在三家茅台酒坊都当过掌火师，也就是技术负责人。茅台酒厂成立前，郑在“赖茅”当酒师，是茅台酒厂成立以后很长时间内的最高技术权威。他的绝活就是勾兑。他在20世纪50年代给工会主席罗显忠讲过一个故事说，一次老板赖永初对一批产品不满意，认为质量有问题，要作为次品处理掉。郑义兴关起门来重新勾兑了一下，再送给赖老板品尝，就得到了赞赏。郑义兴悄悄告诉罗显忠，秘密其实就是加了一点老酒。
五、周恩来亲定陈贮制度
勾兑的秘密是用老酒调节风味，但茅台酒烧坊的传统并没有贮存老酒的工序。一般只是今年卖去年生产的酒。这是中国白酒的共同传统。郑义兴用来特别勾兑的老酒，是历年没有卖完存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