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还在继续。我回去参加家庭团圆。我甚至还擦了窗户，我原本是打算在加里到达的前一天擦的。我证明了这一对于我隔壁的邻居来讲似乎是不可理喻的行为是合理的。这样做对于加里来说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开车到机场接送人太多次以至于我都数不清。加里没有丧礼也没有追悼会，除了在我的家庭大团圆时诵读的哀悼者祈祷，是由我哥哥带领大家诵读的，就是到加州去见我和加里的那位。加里去世后的第三天，我在飞回家的路途中，艾略特写了一首动情的悼词，依照在拉希德和哈莱家的聚会上罗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同事对他的赞扬，着重强调加里的才智以及他在工作中的优秀表现。他描述了加里在研究苏菲派启蒙作用中的贡献，以及他在改造房屋时表现出的杰出才能。五天后，他在家庭团圆午宴上这样诵读。我永远感激艾略特充满爱意的讲演以及对加里的认可。他于2007年4月16日离世，没有机会听到我对他的这份颂词。
1995年10月8日，我妹妹贝亚和我一起到加州把加里的骨灰撒在尖峰石阵。因为有很多人无法像1993年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攀登那个漆黑山洞里的岩石，我们从另外一条线路登顶。这一次，我知道我必须爬上这漫长陡峭的山体到达那个地方，我们将要把我儿子的骨灰撒在这个宇宙空间里。我另一个妹妹，薇薇安，她没能前来，不过寄给我好几包花籽，包括德克萨斯矢车菊，让我来播撒这些重生的幼小生命。我把它们和骨灰掺在一起，这样一来，不管他们落在什么地方，都可能会在山坡上盛放。
在尖峰石阵，我作为加里的母亲又一次被以前相处过的同一个人搅坏了心情。我让她把加里的骨灰给我，这样我就能够带着他到达山顶。她的拒绝让我目瞪口呆并陷入愤怒的沉默。贝亚赶忙跑过来，搂着我问：“为什么不可以？”
她大声地断然拒绝：“因为不可以！”说着，她迅速双手叉腰，像一个固执的孩子。
那时，我战栗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害怕无法继续攀登。加里骨灰的看守人告诉我我不必走完直达山顶的全程。我真怀疑她不想让我去那里，是因为她精心安排了整个仪式而把我当作一个外人。
费力攀爬的途中贝亚一直陪着我。在一个地方，我们停下来坐在一块岩石上，她搂着我，唱可爱的摇篮曲给我听：“我的卷发宝贝......”尽管我正在啜泣，那却正是我所需要的，它赐予我登顶的力量，好像我能感觉得到加里知道我将会来到这里。
我们一到山顶，我就坐在地上，手指抚摸着这一小堆的骨灰，还有一些随行人员提供的纪念品。我的红丝带也在其中。
哈莱拉，加里的苏菲派老师，开始在我们聚集的山巅悬崖边开始跳传统的旋转舞。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处在尖峰石阵的尖峰。当我抬头看着哈莱拉时，我注意到一只黑鸟正在头顶盘旋，非常接近我们一行人。贝亚和我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感潜伏在这里。它不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感觉，因为在另外的五年里加里继续把这个有敌意的人当作他的朋友，而敌意一直没有得到化解。她没有保守对自己对加里的承诺，她完全不顾加里的感觉，背叛了加里和我。加里充满信任地让她处理自己的俗世事务，但她选择背叛这份信任。
1993年10月，我渐渐远离艾滋基金会，我的志愿精神曾经在这里开始。我意识到我需要加入支援小组，其中不仅仅包括那些感染艾滋的人，而且包括那些被艾滋影响到正常生活的人。我成为艾滋基金会支援小组的一个转介人，从安妮特开始，我通过我的治疗师卡罗尔认识她，安妮特因为要重返学校攻读硕士学位而退出了。我在我们艾滋基金会早期召开会议的教堂加入了支援小组。它仍在壮大，尽管由于这种疾病我们已失去了数以百计的成员。我仍然是小组的一员。随着艾滋的流行，年复一年，我不断参加葬礼或追悼会。至今，我从两个不同的信息来源处得知，预估这个小组失去的成员人数在400到1200人之间。出人意料的是，这类记录没有被保存下来。在早期的日子，每个星期都有四或五个小组成员的丧礼。教堂安装了一个电梯，为那些因艾滋而逐渐虚弱的人提供方便，电梯的规格尺寸是由棺材的大小来确定的。
当我写简那章节时，把艾滋写成是上帝不断赠与人类的礼物。那本是一种幽默的说法，但有一种严肃的意图暗含在内提醒或警告人们要引起重视。但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每天都会有被新确诊的病例。我依旧听到最新被确诊的人说：“我认为它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遇到乔恩时我的生活真的开始变得越来越好了，他曾鼓励我去莱斯大学的小组做报告，但他在1997年搬去了旧金山。他邀请我任何时候想去旧金山都可以找他，但回到加里的城市对我来说仍然如此困难，永失所爱的苦痛势必排山倒海地把我淹没。但乔恩和我将在我们的余生里保持联络。他搬到西部很久以前我们就这样约定。
我通过乔恩认识的朋友，马克，问及在这本书里是否提到他，因此这段是为他写的。他没有其他的理由被收录其中了，谢天谢地。
楚门和我重新联系上已是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频繁见面，只要我们都还活着，将会永远为彼此而存在。他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医疗折腾，但现在健康状况良好，这么多年过去，他的艾滋病毒检测依然呈阴性。当我们开始我们现在的关系时，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恰好拾起了多年前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楚门依然喜爱那个楼梯扶手，也对理查德在建造过程中的友好善良表示感激。时隔二十多年后，那双毛绒老虎拖鞋仍然放在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时的书架上。
比尔的父母和我建立了亲密联系，并持续保持联络，他们每次给他寄节日祝福卡、包括万圣节，都会寄一张给我并附上长长的便笺。他们及时把比尔接回俄亥俄州（Ohio），照顾他直至他离世。他们发起一个类似于我以前工作的支援小组。我曾去他们家拜访，还有一次，当我去看望密歇根州的妹妹贝亚时，老比尔从俄亥俄州开车过来和我们一起在底特律艺术学院（DetroitInstituteofArt）吃午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些了不起的人，他们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儿子。
11月19日是我朋友的生日，他在我和加里去地中海俱乐部的前一天去世。我永远都记得他为他的母亲和我准备的奢华的圣诞晚餐：花生奶油羹、烤鸭、草莓松糕；以及每一道他精心制作的美味佳肴。每一年，我在他生日当天打电话给她，缅怀他，让她知道我不仅仅惦记着他们两个，而且深知失去唯一的孩子是多大的伤痛。她现在已经90多岁了。
肯恩的女儿和我保持邮件联系。他和丈夫以及小女儿苏菲住在加州。我很高兴和她保持联络，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自她爸爸在世时就已经开始的这段友情。
蒂姆的妈妈很亲切地允许我为他讲述她的儿子对我有多么重要，以及他怎样用鲜花、欢乐以及陪伴填满了我的人生和我的家。
加里离开家搬去旧金山并在那里开始他的新生活的那天，就在登机前，他俯下身在我身边低声地说：“保持联络。”
这是一种再多活动和参与都无法填补的空白。当我第一次写道“我心欢喜”时，我仍然经历着友谊和成就的陶醉。现在，也许是时候回到生活的轨道上了。这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