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半，文学学士兼法学硕士——杰里米·艾萨克情绪低落地回到威瑟顿·斯坦利·琼斯律师事务所位于女王街的办公室。他刚在治安法庭输掉一起官司。这本是件非常简单的案子。被告已经认罪，况且还有可以减罪的情节，如果换一天开庭的话，这些在审理中是可能获得同情的。
虽然有口头上说的各种系统化的决策程序以及陪审团的清正廉明，可是似乎治安法庭做出判决更多的是依赖于治安官当天上午心情如何，而不是对案件理由充分的判断。
本来一纸社区服务令会恰当得多，可到头来却是三个月监禁，这不能不让人事后心生怨恨。虽说判决严重不公，可上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向震惊的当事人解释这些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更加不堪的是，他还得在当事人四个孩子面前，向当事人妻子进行解释这一切。
因此，在秘书交来备忘录之前，他的情绪就已经很坏了。他用一只手抓着听筒，不耐烦地用另一只手扯下夹克衫。
“布里斯托那里什么情况？”
“他姐姐打电话过来了。他已经晚了好几个钟头。朝他家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艾萨克朝台历看了看，确认了当天的日子。第四个星期四。他对布里斯托的常规日程安排，清楚得就跟自己的事一样。“好吧，我来跟踪这件事。替我给她回电话，告诉她不要担心。就说他很可能是车子抛锚了什么的。你知道的，就是那些通常的空话。如果他露面了，叫他们一定告诉我们。”
他拨了布里斯托的住宅电话和手机号码，没有人接听。他走到文件柜前，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挑出一个文件夹。
也许没有什么，可早晨的新闻头条还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交代了卡伦一句。“如果有人问，就说我还在法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