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它。它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
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抑或瓶子，还有诸种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它像一座异峰突起的山头。
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只满得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上很不舒服的。
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寻思，我想，似乎有必要对它满到那般程度作出反应。或言，或行。
“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啊？”
此言也。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
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
此行也。有点儿以身作则的意思。
我想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
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她就行。”
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路的事。教学楼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她一早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使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她，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她，她都必会前来做她分内的事。但我又想，她可能会认为那是对她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
我反问：“有那种必要吗？”
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
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
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
“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
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亦变。
我说：“那不可能。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
辩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吗？”
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儿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
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又变了，性质亦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儿了。
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
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了。
因此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象。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
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且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象，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看法存在，才有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有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